文人与恐高症，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却有着不少潜在的联系。如文人大都感性而浪漫，此等人格气质的人，多敏于感受，怨抑悱恻，同时也欠缺解决自身困境的能力。而根据现代的科学研究表明，有九成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恐高症，根本原因是人的感知能力出现了偏差、误判了实际高度所导致。换言之，个性率真、书生意气的文人有恐高症的几率更大。另外，文人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喜欢登临望远，寻访名山古剎，以广胸中丘壑，登高的机会比较多，若有恐高症的毛病，也更易于暴露出来。
唐代韩愈曾携友人同登华山，上山之时并未觉得恐慌，等到了山巅，发现四周险峻异常，望去令人头晕目眩，这才知道问题严重。惊恐万分的韩愈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就要被困在华山上了，当即情绪崩溃，发狂般号哭，并且写信与家人诀别，陪客仆从怎么劝阻都无济于事。事情被报到华阴县衙，县令派人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韩愈从山上救下来。这段经历，也成为了韩愈人生当中常被他人藉以取笑的一段糗事。
苏轼也有恐高症。宋人曾慥的《高斋漫录》载，苏轼初入仕途，任陕西凤翔府节度判官，与商州令章惇相得甚欢，两人曾同游仙游潭。在一处崖谷，章惇让苏轼走到对岸的山壁上留字。苏轼看到只有一根木头横跨在崖谷两头，脚下就是峻峭矗立的万仞绝壁，深不可测，不由股栗，推辞不敢过。而章惇很从容地从独木桥上走过去，又用绳子套在树上，然后顺着绳索攀爬到山壁处，用笔蘸漆墨在石壁上写：“章惇苏轼来游！”又沿原路返回，神色不变。苏轼很羡慕章惇的胆识，就攀着章惇的肩头说：“你必能杀人！”章惇问原因，苏轼说：“能拼命的人也必能杀人。”两人一同大笑。
清代经史学家毕沅，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也曾率幕僚登华山。在令当年韩愈贻羞的苍龙岭，毕沅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他极目四望，只见四周群山低伏，辽远而无边际，不由心悸神慌，当众嚎啕大哭，而且也像韩愈一样给家人写信诀别，自谓此生就要死在山上了。同游之人都劝他，你只要下山时眼睛不看两旁，就可从容而下。但是不管怎么劝说，毕沅就是不敢下山。这可急坏了各级地方官员，最后众人商议，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毕沅喝酒至烂醉，待不省人事后，用毯子把他捆扎起来，一路用绳索垂吊下山。毕沅后来还专门筹了一笔款，用于拓宽登苍龙岭的山路。
或许文人个人意识中的轻柔、细密的一面，使得他们的人生态度无法像常人一般稳健淡泊，在遇到险境时，很容易带有浓重的个人感官色游“一树梅花一放翁”的诗句中似乎得到一丝感悟：陆游和唐婉的夫妻情爱，虽说在现实世界中存续的时日无多，却早已经一点一滴地“转存”到了各种有情万物之中，恰似把真情实爱存入了瑞士银行，可以稳稳地收取利息。一对“菊枕”的枕函之中，封存、寄寓了新婚当时多少甜蜜，多少默契；多少香艳，多少情怀；多少的厮抬厮敬，多少的互爱互重。也许，就单是这一对“菊枕”，已经足以让情爱“一粒粟中藏世界”且“化身千万”，更不用说恩爱夫妻之间“有甚于画眉”的“闺房记乐”了。
一对“菊枕”，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那么的无足道，而又实在是那么的奢侈。其“药疗”之功效，犹在其次也，叹叹。
人间的万事可以消磨殆尽，而情爱的清香却永远会历久弥新。
愿天下有情人都双双亲手缝制自己的一对“菊枕”，长相依傍，不离不弃，莫失莫忘，珍爱到地老天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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