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地上跑，汉奸骑自行车，这属于一些电视剧和电影带来的刻板印象。当然，也与抗战时独特的社会生态有关。
其实民国时中国特别落后，几乎没有什么靠谱的自行车，自行车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稀罕货。
自行车是法国人西夫拉克1790年发明的，到18德国人德莱斯又对其进行了改进，加上了龙头。1840年，英国铁匠麦克米伦又继续改进，增加了脚蹬。1861年，法国的米肖父子给脚蹬安装了活动轴，修改了鞍座。1874年，英国人罗松给自行车安装了链条……
直到1886年，英国工程师斯塔利一脚踹飞了以前的大部分方案，划时代地重新定义了自行车，才有了今天这种车架、叉子、刹车的自行车。而且他将自行车生产纳入了工程计划中，这才让自行车从少部分贵族的奢侈玩具，变成了平民的生产工具。
两年后的1888年，爱尔兰一个兽医邓洛普突发奇想，拿自家浇花的胶皮水管当轮胎，一下子改变了自行车“震骨器”的名声，也开创了后来摩托、汽车的轮胎科技树。
中国人引进自行车的历史不算晚，老外一玩上自行车，中国人就发现了这种好东西。
法国的米肖父子给自行车安活动脚踏并送上世博会的时候，自行车就已经引起了热潮，也在1868年让一个张德彝的出国旗人看到了。
张德彝回国后写了本书，叫《欧美环游记》，其中就介绍了在英法看到的自行车，他称其为“威娄希兆达”，然后创造了中文“自行车”这个词儿。
不过，就在老张还在公费出国的时候，光绪皇帝已经玩上了洋人进贡的自行车，但玩了没几下，就让慈禧老娘们给喷了，说：“一国之主岂能以转轮为乐，成何体统？”
此后中国民间算是有了点自行车的影子了，但宫中一直到溥仪时代才又出现了皇上骑自行车的景象。据说溥仪一个人就收藏了20多辆车，还把乾隆造诗的绛雪轩做了车库。
时间到了民国，自行车就更多了，许多大户人家或见过世面的，都会从洋行弄辆自行车玩耍。那会儿自行车是时髦的标志，是妥妥的奢侈品，富少们在胡同里摆开阵子赛车的场景，堪比今日迈巴赫大战兰博基尼。
甚至那年头还出现了“鬼火少年”，富少们把车轮子上安个“磨电灯”，靠车轮转动发电，闪得亮白。
渐渐地，自行车越来越多，在民国的黄金时间里，逐渐成为大城市百姓的常用交通工具，甚至还进了当年的交通管理法，具体的法规与今天管电动车差不多。
当时还出现了国产的自行车厂，总算让中国人能与外国的钩字、钻石、三枪、双金人、凤头、蓝牌、G字、飞燕、飞利浦竞争了。
然而民国的工业比清朝都不如，国产自行车只能买国外的材料，生产一些车架、辐条、座子和踏板之类的东西。一旦涉及到比较精密的链条、齿轮、轮胎、刹车等，就只能靠进口零件了，因此有的国产车连镫子、链子都没有，纯粹就是个粗陋的滑行车。
上海一带，还诞生了山寨外国车的车行，后来的“永久”牌，当年就是靠山寨飞利浦起家的。
国产自行车还不经骑，比国外的车重、沉、蹬着累，容易变形和散架，骑着哐哐响就像在压铁轨，被人称为“礼拜车”，意思是骑一个星期就完蛋。
直到建国以后，在新风气的带动下，人们改革和钻研了技术，这才扔掉了抗战后的老“中字”，锻造出究极经典的飞鸽二八，不过这是后话了。
当然，抗战时期就甭指望了，即便是国产自行车，也不是人人都骑得起。按照作家流沙河的书中回忆，抗战前一辆自行车在成都的售价是150大洋，顶个壮劳力干三年。
但那会儿确实也有不少老百姓买自行车，尤其在北平、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自行车并不罕见，相反还很多。品牌车买不起，人们像今天攒电脑一样攒配件，有时候七零八凑的副厂件和拆车件，都能组一台新车了。什么木棍、铁条、水管，都能凑成车身零件。
甚至有些乡下人也会买自行车，他们不止拿去骑，而是看上了自行车的踏板传动，拿去当抽水机和织布机用。尤其是后者，只要把传动挂在织布机的轴上，那就是妥妥的脚踏动力织布机。
据说这种人力织布机的土布兼有手工作坊的低成本和机织布的细腻，相当受人欢迎。许多家庭式的织户都选择了这种新型的生产方法，生产的布又便宜量又足，还能干农活加送货。比扁担不舒服多了？
在华北地区，平原地形加上生产需要，让自行车很快就发展了起来。当然，农村的也都是“攒车”，很多车架都是木架或者水管架，缺镫子少链子的现象不少。部分地区的农民甚至见都没见过。
随着日本的逐渐崛起，他们也开始通过买办往中国倾销商品，自行车也是其中一种颇受欢迎的商品。日本的自行车有僧帽、富士、菊花、铁锚等品牌，比英国德国的自行车差，但胜在便宜不少，载重能力非常不错，又矮又宽，适合亚洲人体型和烂路。
当时的自行车有多少呢？没人想的那么少，但肯定也不算多。一个北平城，按《北京志》的说法，1948年，全市有自行车176970辆。而1947年北平人口为167.2433万人，比例相当高了。
而且，过去自行车还得纳税，北平按年收，一年1块大洋。被日本人控制的青岛更黑，一年4块。
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以后，奉行“以战养战”，疯狂掠夺中国人民，东洋货也再次大行其道，挤走了那些欧洲进口货，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自行车的保有量，尽管不少骑车的是日本人或者日本人的企业人员。
活动于华北平原的一些汉奸，为了彰显自身的“洋气”，跨上一台自行车是很常见的事情，这东西甚至不是谁买都能卖，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身份地位。
而且不少汉奸从事侦缉、维持工作，需要到处跑来跑去，也确实需要个交通工具。毕竟那年头不像现在，汽车没几辆，汽油更是找不着。
想骑马？不好意思，民间马珍贵的要命，连日本鬼子都会时不时征用中国民间的骡马。汉奸是肯定没这本事消费马匹的，也就消费个小毛驴。
所以，要想省点力，确实自行车是当时最合适的交通工具。以汉奸敛财的本事，买一辆像模像样的日本自行车还是不成问题的。
就连日军自己也装备了大量的自行车，毕竟这东西是个很实用的交通工具，省不省力不谈，加大部队的负重能力，提高行军速度是没问题的。
当年很多部队都建立过自行车部队或大量征用自行车行军，欧洲军队、日军、国军都不例外，自行车好用是共识，它们皮实耐操，不吃不喝不烧油不用电，仅需要简单的维护保养，实在是方便至极。
所以说，“日本军人往地上跑”是不对的，他们并不拒绝使用自行车。
只不过，与汉奸那种零散的辅助人员不同，日军毕竟是成建制的正规军，自“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后，日军全面提升了机械化水平，军队已经形成了摩托化。在卡车、摩托车都有装备的情况下，鬼子有啥理由要使用自行车呢？
即便有使用自行车的需求，受限于总体自行车数量的稀少，军队也不可能跑去集体装备这些良莠不齐标准不一的东西，更不可能为了骑自行车而打乱行军队形。
像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一些较富足的殖民地缴获了大量自行车，日军就干脆利用自行车来行军了，当年日军部队骑着自行车来往调兵的画面实在不乏见，他们甚至还有“骑自行车的电击战”（自転車で電撃戦）的说法。
实际上，大部分真正的汉奸也没有电影上表现的那么特殊，电影把汉奸给脸谱化了，让他们变成了头顶日本帽，身套香云纱褂子，獐头鼠目的丑角。
真正历史中的农村汉奸，与当地的小地主甚至农民没什么两样。特别是那些穷乡僻壤的，哪有什么自行车给他们骑？
唐朝的罗家枪宋朝的杨家枪水浒中的林家枪岳飞传中的岳家枪？
罗成、杨继业、林冲、岳飞，这是几位在小说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单论武力值来说，岳飞不一定打得过自己的儿子（岳云）。
罗成也只是根据历史人物改编而来，大宋杨家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像小说《杨家将》中那样叱咤风云。林冲在很多读者心目中是《水浒传》的扛鼎英雄，可是翻遍中国古代史也没有“林教头”这个人。所以，咱也就不根据史料记载写了，就按照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豪放一次吧！
先从罗少保开始写起。在小说《隋唐演义》中，作者给罗家枪勾画了一个高大上的出处——蜀汉后期名将姜维姜家枪法。在小说中，罗家枪不是最厉害的，但绝对是最惊艳的。先看看罗成在小说中的战绩：第一次出世，在校场上战平红海；之后蒙面大破一字长蛇阵，刺伤双枪丁彦平；扬州擂上单挑杨林，用“回马枪”将其刺死，抢到玉玺，为日后“瓦岗王朝”打下基础；投奔李世民后，将王世充、窦建德、高谈圣、朱灿、孟海公五位反王悉数擒获。这一系列的战功，让罗成成为名副其实的“隋唐第一枪”。
北宋名将杨继业。在笔者印象中杨继业用的武器不是枪，而是刀。但杨家的几位虎子用的是枪，其中武力值最高的应该是七郎杨延嗣，战功最高的是六郎杨延昭，杨家枪法也是杨六郎发扬光大的（历史上杨延昭是杨家长子）。在小说《杨家将》中，杨延昭手中一条素缨蘸金枪有万夫不当之勇，铜台关救驾后被封为保灵侯、殿前司左右金枪班都指挥使。这次册封对杨家枪日后名声大振有很大的推动性，因为杨延昭的封号是“金枪班”都指挥使。
金沙滩一战，杨家军兵分三路，其中杨继业、杨延昭、杨延嗣为中路军。结果，三路大军被冲散，不能彼此呼应，再加上奸臣潘仁美从中作梗，最终只有杨延昭活着回朝。回国后，杨延昭为了给杨门忠烈讨回公道，和潘仁美对峙公堂之上，但皇帝袒护自己的老丈人（潘仁美女儿是皇妃）只将其发配，并没有斩首。
但杨延昭在寇准的策应下，在半路将潘仁美斩杀。这件事平息后，杨延昭成为北宋三关大帅。所以，杨家枪的精妙在小说中并没有大篇幅的详述，只是杨家满门忠烈的功绩和无奈，衬托了杨家枪法的“精髓”。
《水浒传》第一悲情英雄林冲。喜欢水浒的人都会为林冲抱不平，一身武艺，最终憋屈而死。林冲的战绩基本上都是在和宋江东征西讨的时候立下的。之前野猪林、棒打洪教头用的都不是枪，风雪山神庙杀了两个衙役和一个文官不能体现“豹子头”的厉害。林冲的武力真正得到展现的舞台是征讨辽国、田虎、王庆、方腊的几场大战。这其中有几个章节把林冲的枪法描绘的淋漓尽致。但小说中只是把林冲的枪法写的很厉害，林冲死后枪法没有得到继承，因为没听说过有“林家枪”的说法。
抗金英雄岳飞。岳飞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也是很多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在康熙皇帝封“文武二圣”的时候，若不是因为岳飞的对手是“金”，恐怕现在华夏“武圣”就不是关二爷了，而变成了岳武穆。
岳飞的“政治智商”太低导致了一代名将结局悲凉。但单论统兵和武力，岳飞的能力是能够进入古代名将之列的，再加上后世文学作品的润色，使岳飞最终成为一代战神。
岳飞手中的沥泉神枪被后世视为华夏神器，虽然此枪只出现在小说《岳飞传》中。所谓“岳家枪”并不是被岳飞后人所传世，因为岳飞最厉害的一个儿子岳云是用锤的，反而“岳家军”中的几位主要名将都是用枪，例如：杨再兴、高宠等，因此，岳家枪更像是“岳家军之枪”而不是“岳姓之枪”。
其实，任何枪法都是在借用一条枪来纪念一位英雄，没有英雄，任何神兵利器也都只是废铜烂铁而已。毕竟，再厉害的枪法也打不过冒着蓝光的“加特林枪法”。
文章作者：冲仔学历史
你最喜欢看的两部喜剧片是什么？
第一部《三傻大闹宝莱坞》
史上能量最强的印度青春励志喜剧。当你垂首泥泞的时候，不妨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说一句：All is well。
曾荣获孟买电影博览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配角（波曼·伊拉尼）、最佳剧本等六项大奖，并获国际印度电影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情、最佳摄影等十六项大奖。《三傻大闹宝莱坞》有不少篇章围绕大学生活开展，但并不是温情感人的调子，而一反常态演绎出了“叛逆学生”的典范——顶撞院长、质疑教学方法，他们用非常手法打破流传数百年的固守教育模式。身为模范生的查尔图看不惯兰彻的做法，相约他十年后比高下，没想到在毕业典礼上，兰彻彻底缺席。十年后，查尔图事业有成归来兑现承诺，他们一边回忆大学时期的生活点滴，一边寻找兰彻，没想到却连带挖出了兰彻一直隐瞒的秘密。
执导本片的拉库马·希拉尼，是印度本土导演中的杰出代表。他惯用轻松、喜剧的外衣包裹来调侃、批判社会现实的问题。而《三傻大闹宝莱坞》就是一部他个人风格非常浓郁的电影。
拉库马·希拉尼为本剧赋予了敏感且边缘化元素，如拜金主义、贫富差距、顽固不化的教育模式等，影片通过人物对话以及故事的形式来进行了深刻的讽刺，而除了对现实主义的抨击外，影片还在最后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华丽丽地让整部电影格调进一步升级！
在本片中匿藏身份的兰彻扮演者阿米尔·汗，是印度被誉为国宝级的演员。他所出演的电影基本上都是收拾与口碑双赢，而他对于电影事业也非常热爱与执着，能出演不同性格的荧幕形象。在《三傻大闹宝莱坞》中，从前期的桀骜不驯，到成绩优异却藏着秘密的小天才，最后到归于平淡的老师，但是又突来反转成为了伟大科学家，这几个跨度反差很大的角色，阿米尔·汗都全然抓住了其中的精髓，演艺起来非常到位。
本片唯一的卡琳娜·卡普，是一个拥有邻家女孩气质的智慧女神，虽然本片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三个主人翁身上，但卡琳娜·卡普与阿米尔·汗的感情戏还是成为了本片的一大彩蛋。
总体来说，《三傻大闹宝莱坞》是一部很轻松搞笑的电影。观影的时候观众没有任何情感包袱，陪着主人公的各种鬼马而捧腹大笑。但和其他纯粹喜剧电影不同，笑过之后会引起大众反思。它不单是兼顾了爱情、亲情和友情三大感情元素，还在最后向大家传递了青春时期的正能量。只要你肯坚持梦想，不管是什么出身，只要通过努力都可能会获得成功！
第二部《心花怒放》
许是年龄的缘故，说实话，看到这一幕电影的时候眼睛略略有些潮湿，黄渤的演技真不赖，他让偶看到了一个真爱，对爱却无能为力，无法释怀的男人的情感。
康小雨为什么要离开耿浩？没有这句话，那些文艺婊负心人的觉得就都是说得过去的了，因为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家看到的都是通过耿浩嘴里说出来的原因——有钱就可以拐走别人老婆吗？所以康小雨的形象塑造得越是独立越是文艺越是追逐理想，就越惹人讨厌（虽然袁泉好漂亮根本讨厌不起来啊摔），因为大家代入的是耿浩的视角，他痛苦，与其说是觉得小三靠钱挖走了他的康小雨，倒不如说是他想不明白，他心中那个圣洁美丽的康小雨，究竟为什么会离开他。是啊，为什么呢？想不通啊，偶不如的人家的，也只有钱了吧。
这句话一出，电影的第二层故事才有了依据：歌手和文艺女青年的爱情修成了正果，二人在北京打拼，迫于生计耿浩放下了唱歌的梦想，开始倒卖二手音响。两人渐渐失去了相爱时的激情，最终康小雨另觅新欢，耿浩落魄外逃。故事到这里，似乎还是意犹未尽，康小雨仅仅是因为耿浩不唱歌了才离开他的吗？为什么不能同甘共苦呢？很多人看完都觉得最后耿浩帮小北拎道具并肩离开的桥段很作，太生硬了。毕竟坐了一个多小时，膀胱微胀，该笑的地方也笑完了，最后的大团圆么随便看看好了。
悄悄地觉得这里埋了个小伏笔，按理说耿浩把墙上的字改成祝福康小雨是酒吧打架之后，但为什么非要到郝义结婚了他才重新开始新的感情？因为导演在让耿浩等康小雨说，“过日子，也不仅仅是过日子”。没有这句话，耿浩做不到真正放下，一直到酒吧摔iPad前，他都还觉得这是人生中的阴影，他没有走出来，他只是接受了它。可是，作为当事人的他，听到这句话，应该什么都明白了——送走康小雨的，就是他自己。不是背叛，不是金钱，而是“过日子”带给他的戾气，把他最爱的女人，送到了另一个男人那里。
这才是电影藏起来的第三层故事，也是黄渤影帝演技得以舒展的空间所在。片头，律师来找耿浩签字，发现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锯成了两半，耿嚣张地发问：“有钱就可以拐走别人的老婆吗？”戾气之重，连律师都受不了，何况康小雨。同样是开头，耿浩拎着榔头去找“小三”算账，“小三”回头找他借火。一边是自信大方的笑容，一边是落魄愤懑的不甘，那一瞬间的对比，不仅仅是“失败者”与“成功者”的地位之差，更是充斥戾气和乐观积极的心态之差。
往后的勾搭阿凡达也好，与杀马特男友叫打也好，机场痛哭也好，酒店甩钱也好，井边唱歌也好，黄渤都把这种戾气完美地呈现了出来，这是他的本性所在，眉间自有一点阴狠，可谓演得入木三分。这种戾气源自迫于生计的奔波，充满着对自己是失败者的不自信和怀疑，所以他简单地把康小雨离开他归结于钱。可是在时间线交汇的时候，你完全感受不到黄渤身上是带着戾气的，他把橘子瓣放入酒杯时那个爽朗而略带痞气的笑，深深地征服了偶。偶也相信，是这样的耿浩，在那一瞬间征服了康小雨。也唯有当耿浩放下了这股戾气，他才学会了什么是爱，慢慢从阴影走向光明。
但这依然无法引起偶对此片的好感。说是喜剧，低俗搞笑成了从头到尾的笑点，一些闹腾的情节设计肤浅而牵强，从头到尾，如同被强行挠痒痒，想笑却始终难以与剧中人相呼应地真心实意地笑；说是情感剧，耿浩个人的爱恨情仇，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又毫无份量，也见怪不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段别离，放不下又能如何？是否去3000公里以外的大理基本不重要，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最后都得放下，人生都要继续向前。
从天门山到大理，耿浩和哥们郝义一路意外，历经各种低俗，插科打诨中试图衬托另一面的真情，如果偶理解导演的意图，这些低俗桥段（天门山的阿凡达演出，梧桐客栈的酒吧老板等）是生活中的常态，是很多人谋生的手段，不过略略放大了些而已，如同牛粪中的鲜花，而正是郝义和那些俗不可耐的讨生活的人，才能衬托出耿浩和他前妻的真情，才值得一路去大理。
真正的俗套俗气还不止这些，而是整部影片精神气质上的“媚俗”，不仅是那些卯足了劲儿努力深刻的台词，什么“正面面对，阴影是人生的一部分”等等，台词不求真正深刻，但求简单易传以方便微信微博的传播，而且，以迎合当下潮流而表现的“基友”，无论是开MINI的路遇女子，还是耿浩受伤后和郝义的“基友”玩笑，如同硬刮上墙面的油漆，附着牵强，也无甚笑感。
至于对大理的定义评价，更是暗黑不着调了，明明是丽江，曾被称之为“艳遇之城”，大理，早在四五年前，就被大家评说是“旅游去丽江，生活在大理”，以大家姐弟在大理双廊开小酒店，生活多年的经历来看，苍山洱海庇护下的大理，无论是当地原住民，还是外来移民，在大理都以生活为主，太年轻的，搞艳遇的，不是没有，而是待不了多久就会离开。偶一直相信，大自然行“不言之教”苍山洱海的无敌美景，会净化心灵，忘记烦恼。如果从另一个思路发展剧情，也许更符合大家真正理解的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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