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箭三雕，在古代，玩的最溜的，恐怕就属周公了，而周公完成一箭三雕的壮举，是因为他实施了一项政策—分封制。
所谓分封，包括两方面，分的是殷商地盘，封的是自家兄弟，换句话说，也就是把殷商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了姬周的嫡系部队和同盟军。
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付殷商的残余势力。因为这些人还在，还不死心，既不能不防，又不能大开杀戒，毕竟那样做只会引起更大的叛乱。因此，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分化瓦解他们，让他们成不了气候，也抱不成团。
就好比一架飞机，将它大卸八块，发动机、起落架、驾驶舱、机翼等，放在不同的地方，它还能飞起来吗？周公正是这样想的，而且也这样做了。
他将殷商的“发动机”放到了洛阳，也就是成周。从朝歌迁徙而来的，主要是殷商的王族和为王室服务的士人。由于这里是周的东郡，所以也就等同于被安排在了周的眼皮底下。而商王的嫡系部队也被改编成所谓的“殷八师，”成了周的卫戍部队。
他们的“驾驶舱”则被放到了殷商旧都商丘，周人在这里新建了一个国家—宋国。这一波人，也是从朝歌迁徙过去的。
当然了，此时的朝歌周公也没让它空着，而是给了自己年轻的弟弟康叔姬封，从而建立了卫国。而且康叔不仅得到了朝歌，还分到了殷商的七个部族。
这七个部族可不简单，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技术人才，包括制陶、造旗、编篱笆、铸铁锅等的专业户，分别叫陶氏、施氏等等。这就等于把殷商的“起落架”捏在手里了。
此外，分到殷商部族的还有周公之子伯禽、成王之弟唐叔姬虞、召公之子姬克。他们分到殷商的部族后，便带着这些部族和自己的民族，远走他乡，建立了新的国家。
伯禽的国号叫作鲁，在今天的山东；叔虞的国号叫作唐（后来叫晋），在今天的山西；姬克的国号叫作燕，在今天的北京。
真可谓是全国一盘棋，这一招走的实在是厉害。实际上，殷商的国族，原本就是由四种关系组成的：血缘、地缘、行业、国家。血缘组织为族，地缘组织为邑，行业组织为氏，国家组织为姓。
说明白点，就是一个家族，他们世世代代只从事一种行业；而同行业的人，又都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世代通婚。同一种氏（行业），住在同一个邑（地区），就成了族。族相聚，即为国。现在，周公把这些氏（行业）整体迁徙到另一个邑（地区），殷商那个“国”，还能存在吗？
答案是不能，只能是支离破碎，而且，归属于康叔，以及被伯禽、叔虞和姬克带走的殷商氏族，也只能融入周人的社会，成为新的国族。也许，多年之后，他们会被叫做“卫国人”或“鲁国人”，但在当时却都是“周人”。
这就已经相当高明，何况还不止于此。实际上，建立宋国和卫国，跟建立鲁、晋、燕，用心是不同的。建宋封卫，都是为了对付殷顽，只不过宋为怀柔安抚，卫为监视改造，因此只是“近距离换防”。
伯禽、叔虞和姬克这三支队伍，却是“远距离殖民”。而且所到之地，均为要冲。比如晋国和燕国，便接近戎狄，其实是姬周的边防前线。难怪后人会说周公分封诸侯，是给周天子“扎篱笆墙”了。
鲁国所在地，则是东夷的老窝。所以不但要让周公之子在那里建国，还让姜太公吕望建立齐国。这实在是妙不可言，简直等于二战后美国（姬族）和英国（姜族）跑到俄罗斯（东夷）建立殖民地，虽然他们都反法西斯（殷商）。
毫无疑问，以太公和召公之丰功伟绩，受封必在武王之时。但武王是初封，国土也近，周公是移封，国土也远。事实上齐侯、鲁侯和燕侯，都相当于英国国王派出的总督，只不过齐、鲁、燕都不能叫“海外殖民地”，得叫“海内殖民地”。
其中的深谋远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总之，周公成功了。他瓦解了殷顽势力，控制了战略要地，酬劳了功臣盟友，岂非一举三得，一箭三雕？
什么叫政治智慧？这就是。
这是选自易中天老师的《易中天中华史》中的一个故事，易中天，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人物，前些年却突然销声匿迹。原来，他是隐居于一处江南小镇，潜心创作，将其毕身心血，铸成一套经典《易中天中华史》。
该书耗时六年，从先秦写到了南明，不仅有上文中所讲的类似有趣故事，更有从科技、社会、文化、战争等多个维度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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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食的陈寅恪
中国历史上“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1年，许多中央领导人好几个月都吃不上一顿肉，甚至连鸡蛋也很少吃。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宓到中山大学来看陈寅恪，发现陈家竟然是“鸡鱼等佳肴甚丰”。陈寅恪能够享受到此种特殊待遇，主要归功于陶铸的指示：“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陈寅恪因此享有三个护士的生活照顾。1966年6月，陶铸最后一次与广东省委电话联系，再三嘱咐：“对于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出生于湖南长沙，后随父迁居江苏南京。从小就不爱运动，身体消化能力差，因此他患上了慢性胃病，导致常年胃口不佳。陈寅恪有偏食的毛病，对菜肴的要求比较特殊。童年在长沙度过的他饮食偏好湖南口味，却又不能过辣。和多数客家人的饮食习惯一样，陈寅恪也喜欢吃腌腊食品。又因他曾在海外留学多年，使陈寅恪的饮食习惯又有点偏西方化：早餐爱吃牛奶和面包，甜点爱吃苹果派。这些食物在他看来易于消化吸收。
陈寅恪这样的饮食嗜好，颇有点中西结合的意思。有一次，他想请侄子到上海一家比较考究的西餐厅吃正宗的西餐，但那时的他有些囊中羞涩，思来想去就去当铺典当了自己口袋中的宝贝怀表。最后叔侄二人开开心心地前往西餐厅用餐，满意而归。
他在西南联大时曾写信给自己的夫人唐筼诉苦，说自己现在的饮食条件很艰难，面包和中餐他尚且吃不多，而现在却只能吃一些粗茶淡饭，只能勉强吃一些，吃了胃也不消化，还不如不吃。而昆明当地的外国菜，多是中国人和越南人做的，喜欢放很多油，不消化而且不卫生，路途又远，也不能多吃。只有法国人做的法餐比较合陈寅恪的胃口，只可惜价格高昂，而且吃多了也会腻。长此以往，陈寅恪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健康了。
陈寅恪在48岁那年，因身体状态不佳而导致右眼失明。他的夫人很是着急，便想方设法托人买来一只怀孕的山羊。在母羊生了小羊之后，夫人就学着挤奶给陈寅恪饮用。生病之前的陈寅恪胃口已经很差，主食一般只吃一两片面包和瘦肉，得病后食欲更是大减，不得不靠打针和服用维生素B来补充营养。打针和维生素B的价格在那个年代很高，她的夫人为买药四处奔波，全力支撑着这个家庭，毫无怨言。
日军占领香港时，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有日本学者写信给日本军部，让他们不要为难陈寅恪，要好好照料。因为当时的物资极度匮乏，日本军方便想请陈寅恪为他们修订教科书，并送来了很多袋面粉以示诚意。
陈寅恪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他宁可典当衣物换钱，也绝不靠出卖良心苟活。曾有陈寅恪友人的日记记载：“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挨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在生活都难以保障的前提下，陈寅恪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日本军方为了强迫陈寅恪合作，命令宪兵直接将数袋面粉搬到陈寅恪的家里。没想到日本宪兵一边搬面粉进屋，陈寅恪夫妇再一边将面粉再搬出来，最后愣是堆在了门口，没有一袋面粉进屋。日本人见此场景，也只好作罢。
不久后，日本军方见单纯的食物不能打动陈寅恪，便想以40万日元的价格聘请陈寅恪，要求他参与创办所谓的东方文化学院，他再一次拒绝。后来，日本当局再次派专人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第三次拒绝了。这一次拒绝彻底惹怒了日本人，所幸陈寅恪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成功从香港脱险。
以陈寅恪的学识和资源，任何时候他都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却在最困难的时候，毅然拒绝了敌人的资源，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坚定民族大义，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高尚情操。
陈寅恪可以说是不会喝酒，但他认为法国的白兰地是好酒，建议别人喝一点。一次宴会上，他用法国白兰地酒瓶盛白开水代酒与客人对饮，以表示他对名牌好酒的推崇。不喝酒的陈寅恪，对葡萄酒的历史却了如指掌。他的学生蓝孟博回忆说，一次，我们在闲聊时问起葡萄酒的来历，先生把葡萄酒原出于何处，原名是什么，何时传到何处，何时变成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的演变过程谈到传播的过程，让人受益匪浅。
陈寅恪的夫人曾赋诗给他：“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他则在答谢诗称赞夫人：“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夫妇二人的日常，何尝不是一道特殊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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