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总军区文艺兵，是王朔，马未都，冯小刚等人的梦中情人
我在寻找一个人。他究竟是谁我无法知道；相貌、年龄、职业，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里，否则我不可能与他亲近起来。我是在半年前发现这个人的，就是说我与他逐步了解、亲近已有半年。
所以现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谁。
此之前，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
我教一点书，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个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
此外，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
●严歌苓，从一名部队文工团舞蹈演员、战地记者到蜚声国际的著名作家、编剧，她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个传奇。
●从《天浴》《少女小渔》到《金陵十三钗》《归来》（《陆犯焉识》），严歌苓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银幕。她的名字也日益被国内大众熟知。
●严歌苓坦言：“在国外生活20多年，我一直是寄居者的心态；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也是个边缘人。因为我缺席了太多年。”
近期，蜚声国际的著名作家、编剧严歌苓，携最新长篇小说《老师好美》在国内举办新书发布暨读者见面会。发布会上，严歌苓发表主题演讲，与读者分享了几十年的创作心得。
严歌苓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个传奇。从部队文工团舞蹈演员、战地记者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获得写作MFA学位，再到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现跟丈夫女儿一起旅居海外，过着恬淡的写字生活。
从《天浴》《少女小渔》到《金陵十三钗》《归来》（《陆犯焉识》），严歌苓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银幕。她的作品因题材丰富、情节动人、画面感强烈而受到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诸多大牌导演的青睐，从而成为了大众眼中的“金牌编剧”。
这次“重回”中国读者的视线。从柏林的家飞到北京、上海做宣传，严歌苓读者交流会的屏幕上打着大大的几个字，“亲爱的读者，你们在吗？”
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脸，看见一大摊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但我认识我的失眠。
就是这个情形，我的无数辗转惊扰了它们，它们逐渐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们开始勒我。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样，它回来了就不会再走。这个回归，就是晚期。辗转越来越急促，我得频繁地扯开渐渐绞紧的黑发。
之后我开开灯，对了，就从那夜，我必须睡在明明白白的灯光里，不想那些漆黑的头发再往我颈子上爬。凌晨三点，我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离开了床。
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我发觉了它——挺远一座楼上，在与我相仿的高度，有口窗亮着。
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辗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我会突然想：哎，去看看那个窗，还亮不亮着。它亮着，一夜夜亮下去了。我开始想，这是个不平凡的对称，一个秘密的与我的对称。
如果我把它讲给任何人听，讲到此，人不会再听下去。人会躲开一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远些。包括我曾经的室友们。半年前，我即兴给自己找到了这个独房公寓，在五十层楼顶，月租五百。
就那么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声、摇滚、国语肥皂剧、煎炸食物的“咝啦咝啦”，以及厨房里的蟑螂。按亮灯的一刹，我听得见它们一哄而散。还有地板上的霉斑，它们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
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翘脚，因为翘脚是在完成功课、看肥皂剧甚至吃饭中进行的。搬家前，我告诉同胞们我睡不着觉。听说我花五百块去买觉，我的同胞对此示出温和的蔑视。
他们来美留学有些年数了，已形成一个阶级，我的行为，是种阶级背叛。从大陆中国来的人，都懂得它的严重。
“现在你睡着觉了？”李海澜在校门口碰到我问。
李海澜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学艺术，先我入学一年，却到现在还没毕业。过去他一直劝我别毕业，一毕业就是失业。奖学金好歹管一口饭。
“搬到那么贵的房子里，该睡得跟尸首一样了吧？那么高，什么还吵得着你？”
我们走进学校咖啡室，他从一只塑料袋里掏了一大钢精锅冷面，吃起来，一点也不怕吓着这些美国学生。有人对他瞪眼，他就将锅作出去：“来点吧？请？”
李海澜什么都不怕，在课堂翘着脚发的宏论使他在教授眼里形象优异，思想也优异，因此拿最高奖学金。
“我已经”趁他的脸在钢精锅上俯仰，我翻着小日历卡，数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数字。有二十八个红圈。
“整整二十八天没睡觉了。
彻底无眠的二十八个昼夜，李海澜认为称得上个事件了。他听说连续五十天无睡眠，人一定会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几天了。
“你不睡你干什么？”李海澜问我。
他要是能够不睡他一定开卡车去，都说开卡车开得阔。要不他就画五十元一张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个社会阶层都有销路。
“你写小说？”我摇头。写小说跟画花卉不一样，不是你拿了笔，铺上纸它就出得来的。状态不对。那种状态下去写会把天下人都得罪。
“不写你干什么呢？”
“就那样……你说我能干什么，大半夜的？”
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澜说我在冷嘲。我脸虚肿，眼袋低垂，我还能有劲去冷嘲谁。
“你就是太孤独了！”他把钢精锅“当郎”一声扔进塑料袋，他的课要开始了。“听我的，找个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独了，不然我也不会和声声（他女朋友）搬到一块儿。你到最拥挤的地铁上看看，每张脸都被孤独弄得一模一样！”
他站起身：“我们是这样的紧密相处，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哪个诗人这样说的。”他走走又回来告诉我：“找个男朋友！”
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
他根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口窗：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
异国他乡，感受到巨大落差
上个世纪80年代末，30岁的严歌苓从头学习英文，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攻读研究生。出国前，她已经出了三本小说，得了两项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到了美国，一切归零。要克服语言障碍，还得读书、打工、写字。严歌苓住进了一个自称为“波希米亚”楼的地下室里，在有钱人家照顾孩子，到餐厅帮忙换生活费。
“异国他乡，做错事被指责时，那种耻辱感和伤痛感就变得很夸张。”现在回忆起来，严歌苓说那种“苦楚”依然真切，“在国内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时候我那么年轻的会员还不是很多，落差当然巨大。”
然而，这段“苦楚”的生活却也是严歌苓回忆中最为珍视的。“那是我一生唯一一段干实际工作的时期，除此之外都是不务实的工作，比如早年跳舞，后来写作。而这段时期，我就像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中国新移民那样，讨生活，挣饭钱。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种。”
在中国大陆声名鹊起
，陈凯歌在美国宣传电影《无极》时，读了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印象深刻。当时陈凯歌已经开始筹划电影《梅兰芳》，他给严歌苓发
出邀请，希望她来担任编剧。之前陈凯歌买过严歌苓小说《白蛇》的版权，本想把它拍成电影，但一直没能实现。
《无极》在业界遭遇诟病，陈凯歌对下一部电影的创作压力非常大。找来严歌苓，多少有点要“打翻身仗”的意思。对于这个合作机会，两个人都不想错过。
然而，尽管早在1997年就和陈冲合作电影《天浴》，并以七项金马奖的成绩大获成功，但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却并不丰富。陈凯歌给了严歌苓一页纸，是一份人物传记电影清单：《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
初次合作，两个人在讨论时都很注意照顾对方的情绪。发生矛盾时，陈凯歌就会说，“歌苓，咱们再分头想想，明天争取出个方案。”结果第一稿写出来，陈凯歌并不满意。“你这完全是好莱坞的路子，我要的是中国的剧本。”
写了几十年中国文字的严歌苓，不得不继续往“中国的剧本”的方向上靠。让她庆幸的是，陈凯歌很善于挖掘编剧身上的长处。严歌苓也承认，“跟陈凯歌合作完，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写戏的。”
创作《梅兰芳》期间，严歌苓随丈夫搬到台北生活。这让严歌苓每一两个月就可以回一次大陆。原本长期生活在海外，对于“写中国”已经不那么自信的严歌苓，重新找回了信心，用中文写当下中国的欲望也一发不可收。
，《梅兰芳》下线不久，张艺谋就找到了严歌苓，想把她的《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这部中篇小说是严歌苓在创作的，第二年就把电影版权卖了出去。机缘巧合，小说被推荐给了张艺谋，张读完后，又辗转把电影版权从别人手里买了回来。
张艺谋说，这是他二十年来碰到的最好剧本。当时他刚结束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工作，着急让严歌苓把小说改写成英文版。为了请好莱坞明星来演故事中的神甫，这个角色的戏份被加重，其他角色的设置也做了调整。严歌苓用一个多月完成了这个任务。
以边缘地位自豪
严歌苓戏称自己是“文学游牧民族”的一员。1992年，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后，严歌苓就开始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随着劳伦斯工作地点的变动，严歌苓也跟着丈夫满世界旅居。
每次回中国，如果陈冲也在，两人定要见上一面。有一次严歌苓到北京为新书做宣传，刚在家坐下没几分钟，就给陈冲打电话，“我是特地来见你一面的。”原本两人都住在美国旧金山，见面本也方便。但不断出走的严歌苓，即使对于“闺蜜”陈冲，也变得“行踪不定”。
有人说摸不准严歌苓行踪，就像摸不准她的脾气一样。当年，谁也不会想到20岁的严歌苓，一个漂亮的文艺兵小姑娘，居然会申请去做战地记者。
1970年，严歌苓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20岁那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战争来得突然，记者不够用，严歌苓向上级申请记者工作，到了野战医院包扎所，居然得到了批准。
挎着五四手枪，严歌苓揣着特邀记者证，还有一张可上任何一班赴滇列车的特别通行证，出发了。她第一次感觉自己挺英勇的。但到了包扎所，才发现英勇的感觉是以别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换来的。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年轻军人从前线被抬下来，病房躺不下，躺在医院的走廊里，甚至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都躺得满满的，到处都是血腥气，很多战士的肢体都被当时一种挂在树枝上的雷炸掉了（那种雷不大，叫胶壳压阀雷）。
从野战医院回到成都，严歌苓写了几篇报告文学和小诗，有两篇在军区的报纸上发表了。过了一阵严歌苓又去那个医院，许多伤员已经做了截肢手术，个别的已经牺牲了。第二次回到成都，严歌苓感到一点英勇气概都没了。
严歌苓被诊断为患有躁狂性忧郁症。直到2001年，严歌苓在美国碰到了一个大夫，给了她一种药，治疗了几个疗程，失眠症才最终消失。“失眠好了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在写大部头小说，从《第九个寡妇》到《小姨多鹤》再到《陆犯焉识》，几乎每年一部二三十万字的长篇。我觉得失眠是一种病，我现在创作力大迸发也是一种病，不过我宁可得后面这种病。”
后面这种病给严歌苓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工作，更少的私人时间。严歌苓说，每次回国，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相比之下，遥远的美国、非洲、欧洲，反倒成了清静的写作圣地。在国外“出世”一段时间，再回中国“入世”。
严歌苓坦言，这样的生活，让她始终无法摆脱“寄居者”的心态。“在国外生活20多年，我一直是寄居者的心态；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也是个边缘人。因为我缺席了太多年，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我会有找不到位置的感觉。”
如果觉得《严歌苓：30年失眠+狂躁抑郁症造就天才华语女作家》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