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八路军山东纵队在一次对日军的作战中，首次缴获了一件威力巨大、很多指战员都从未见过的奇怪武器。原来，它竟是日本最新研制的“九二式”重机枪，日军当时在整个山东战场也只有两挺。它被缴获后，日军犹如被摘去“心肝”，为了追回它，对八路军软硬兼施，甚至开出了“还我重机枪，即停止‘扫荡”的“优厚”条件。
山东寿光县清水泊地区是连接胶东、清河和鲁中根据地的走廊。1941年，随着整个抗战形势的变化，清水泊地区的对敌斗争进入了一个相当艰苦的阶段。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第九团在这一带坚持斗争。
那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武器装备优劣程度相差更大。敌人有“三八式”步枪、轻重机枪、小钢炮、掷弹筒，而且还不断地增兵设点。日军第六混成旅团长蹯井的义子木村太郎被派往道口据点任中队长，据说还带来一件最新式的号称“金口机枪”的武器。
而八路军的武器装备不过是手榴弹当家，步枪多是土造枪械，子弹多是旧壳翻造的，总是打上两发就卡壳，非得用捅条捅，或是用柳条子拧才行。也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三八式”、湖北汉阳造的步枪，但为数不多。九团只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那还是1940年护送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工作团到鲁南时，支队长送给九团的，这算是最好的武器了。
在一次对日伪军的作战中，敌人占据着东北河村东、丁家老坟以西的一条南北交通沟，在沟的两头分别安置了两挺“歪把子”机枪。中间的一件像小炮一样的东西在射击时会发出怪声，向九团阵地发疯似地扫射着，一片片高粱被打得断的断、折的折，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里。
七连连长张德耀、指导员马法冉收到团里命令，让他们反击日军阵地，七连战士接近到距离敌人20多米的时候，马法冉向大家一挥手，八九颗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掷去，在敌群中炸开了花。敌人的武器一下子哑了嗓，鬼子们顿时慌作一团，掉转枪口已经来不及了。
七连战士乘机冲上去，跳进沟里。和没有被炸死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有的和敌人拼刺刀，有的和敌人扭打在一起，还有的战士高声喊着平时学会的瓦解敌军的日语口号：“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可是日军仍拼命顽抗。一阵混战，三排落在后面的战士陆续赶到投入战斗，敌人渐渐抵抗不住，开始撤退了，几个日军把那件奇怪的笨重武器抬起来，边打边向后退。但是，雨后的交通沟里尽是烂泥和积水，日军又穿着笨重的皮靴子，走起来十分吃力，一个日军士兵就用绑腿带拴住那件武器拉着走。
七班副班长杨明皇看得真切，甩过去一颗手榴弹，将那个拉着武器撤退的日军士兵炸死，那几个抬武器的日军也连人带武器一起摔倒在沟边上。刘松林和几个战士这时端着枪，朝那几个抬武器的日军冲去，展开了一阵搏斗。就在这时，一个日军士兵端着刺刀从旁边向刘松林的胸膛刺来。刘松林眼明手快，一个右刺，把敌人刺死，但鬼子的刺刀也将他的右肋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刘松林不顾伤口的疼痛，跳到沟边上，用枪指着另一个日军士兵用日语喊道：“缴枪不杀！”这个日军已经精疲力尽，只得乖乖地当了俘虏。杨明皇马上伸手抢过那件重武器。
经过这场激烈的肉搏战，日军死的死，逃的逃，有两个负伤的也被指战员们捉住。上午10点多钟，战斗胜利结束。马法冉他们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驮重机枪的战马及其他战利品，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东北河。这时，从东北方向打来了十几发炮弹，他们马上又作好战斗准备。
这次战斗，八路军除消灭敌人30多名外，还夺得3匹战马，活捉了日军机枪射手松木等3名俘虏，缴获了一件大家还从来没有见过的重武器。直到对日军武器有一定研究的许团长见后，大家才知道，这是日本研制的最新式武器“九二式”重机枪。
抗敌军民觉得，这种“九二式”重机枪装上防火帽后，与枪身上的散热片以及全枪整体外观构成一只“斗鸡”模样，加上枪声听起来又是“咯、咯、咯”的，就形象地把这种“九二式”重机枪戏称为“鸡脖子”。
缴获了日军的“九二式”重机枪，这在八路军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还是第一次，抗日军民受到极大鼓舞。从此，它成了掌握在八路军手里的侵华日军的克星。消息传到济南，日军第六混成旅团长蹯井大为恼火。因为当时日本受生产能力的限制，这种最新式重机枪产量还很少，日军在整个山东战场最初也才配发两挺。蹯井因此将它们视作命根子，并将其中一挺配给了他的义子木村太郎。
蹯井盛怒之下，将不争气的木村太郎撤职调回济南处理，并派出飞机到寿光县撒传单，叫嚣：“还我重机枪，否则烧光、杀光、抢光！”接着，就以飞机掩护配合寿光及广饶的日军，对清水泊进行了历时7天的威胁式大“扫荡”，并贴出标语：“还我重机枪，即停止‘扫荡。”可以看出，敌人对这挺重机枪是何等重视。
然而，不论蹯井如何气急败坏，这挺机枪始终掌握在八路军的手里。同时，被俘虏的机枪射手松木后来经教育也参加了反战同盟，并教会了八路军如何使用“九二式”重机枪。这挺重机枪在以后的作战中屡屡大显神威，给日军予以重创。
张中行：人老了，大多都会怀旧，吃家乡的食物
张中行很爱喝酒，每餐都要略饮几口以求微醺，尤其喜好二锅头，喝到九十岁都不放下。曾有人因景仰而赠他一瓶洋酒，张中行不经意间就随手放在了墙角。后来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这样一瓶洋酒居然要1800元，便拿过酒来仔细端详。不过张中行一想到喝一两就等同于喝掉180块钱，实在下不了口。如果送人，怕背上巴结他人之嫌，卖了的话又是拿晚辈的人情换钱，恐怕日后不好交待。这竟成了张中行的一件烦心事。另有一件差不多的事，就是他不吃别人中秋节送的高级月饼，只吃“自来红”。
对于下酒菜，他从不挑剔，幽默地说：“现在我是心也坏了（指心脏不好），几成‘无耻（齿）之徒’，吃东西合胃口就好。食物要软烂些，包子、炒饼都顶好，两块豆腐干、两片酱牛肉都可以成为佐酒的菜肴。吃剩的菜兑点开水就是汤，而且是原汤化原食。”他还说：“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
老年的张中行对个人饮食健康很注重，但年轻时的他却吃遍了大半个北京。青年时期的张中行常去北大附近的一家切面铺用餐，主食要十两（当时十六两一斤）水面烙饼，菜肴要来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颇为不错，价钱要低于别处，可以吃得很饱。还有一样名菜是几家共有的，为一位江南人创制，名为“张先生豆腐”，菜里还放了竹笋。张中行很喜欢吃这道菜，虽然价格在当时不算便宜：一角六分钱一盘。此外，烧饼加炖牛肉、炒木樨肉、烧鲇鱼、蹲儿饽饽、糖火烧等美食也是张中行爱吃的。
逛了这么多饭馆饭铺，给张中行留下较深印象的，还要属烤肉。他第一次吃烤肉是1930年代初的夏天，他和朋友同行前往烤肉宛去吃烤牛肉。张中行按照北京人的习惯，右脚着地，左脚抬起踏在板凳上，接着用长竹筷子夹蘸过调料的肉片，再放于支架上烤。支架下烧着某种松木，烟少且略有香气。支架的温度很高，肉片放在上面就立刻发出咝咝的身影。张中行翻腾了几下肉片，然后一口白干一口肉地大吃起来。吃到后面，张中行也喝不下酒了，但恰好烧饼送来了，于是他用烧饼夹着烤肉，又喝了一碗粥，就彻底吃饱了。每次去这家店，他都感觉吃得很好。1930年代末期，张中行移居北城，在那里他不仅常吃烤肉季，还不时地尝个爆肚，喝碗茶。
若干年之后，当张中行和朋友故地重游再吃烤肉时，却发现烤肉支架不见了，只有烤羊肉和各种炒菜有卖，连烤牛肉都没有了。张中行还是要了一盘羊肉尝尝，却发现根本没有当年那种焦嫩的香味。他和朋友只得勉强吃了一些，结账后价格还非常贵。出店后，张中行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牌匾是烤肉，实际已无烤肉，所谓觚不觚，觚哉觚哉！”
张中行常去一家涮羊肉的大店。这家店的特点一是物美价廉，二是档次可高可低，三是服务很到位。他称这家店的涮羊肉为全北京第一。此外，他还喜欢吃这家店的煨牛肉、爆羊肉、他丝蜜、酥鱼、酱腱子等特色菜肴，以及牛肉饼、羊肉饺子、炸酱面、小米豆粥等风味小吃。偶尔张中行会和朋友登上饭店的二楼或三楼，在雅间里点几个菜，尝尝酥鱼和他丝蜜之类的，酒饱饭足后尽兴而归。但更多时候，他只是在楼下，花九分钱买上20个饺子，再喝上一碗小米豆粥。
张中行品尝过不同城市的风味美食。他在济南吃过糖醋鲤鱼，还亲眼目睹了“掷地毙鱼”的习俗：“服务员拿来一条，让看看大小，然后用力扔向厨房，鱼在地上跳动几下，就走向刀俎了。”张中行还到过天津的一位老友家里做客，吃到红烧肉、辣子鸡、香菇油菜等佳肴，感觉十分清雅鲜丽，远胜于北京饭馆里做的。至于扬州点心，他虽吃的是北京大觉寺里的，但也表示：“这里的扬州点心很好吃。”
虽然张中行品尝过很多美食，但他却是一个饮食生活十分节俭的人。有时在外面吃饭，掉了一根豆腐丝在桌上，张中行都要捡起来吃。宴席结束后如果还有剩菜，他也会很从容地打包带回去。张中行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出身农村，深知一餐一饭的不易，最看不惯挥霍浪费。”还有一次，一名晚辈准备打开盒饭来吃。此时一旁的张中行却让他不要打开，自己的饭菜有很多，二人可以同享。
晚年时的张中行，比较恋旧，每逢和朋友聚餐，一定要在一家开了一百多年的老北京饭馆里。但偶尔也有好奇的时候。1991年的冬天，张中行曾专程跑到王世襄的家里，只是为了让王世襄请自己吃一顿焖葱。其实，最让他留恋的，还是故乡的平民美食，如想吃而又吃不到的芝麻红糖夹心的中秋蒸饼，黄米面小豆馅的黏火烧，大柴锅熬出来的玉米茬粥，刚摘下来不到三分钟的大西瓜，伴着榆树钱的玉米面巴拉，带着清香、裹着薄皮的鲜玉米棒子，刚刚出炉的烤白薯，枣泥和豆沙馅的传统糕点等等。张中行说：“人老了，大多都会怀旧，吃家乡的食物，晚间睡觉亦可梦游乡里。”有一回张中行请朋友吃饭，竟去了北京胡同里的一家小铺，吃的是京东肉饼加小米粥及咸菜。他说：“这是我老家的美味，这家做得很地道，我每次来吃都觉得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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