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26日,梅思平将与日方在上海签订的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
见到密约后,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曾仲鸣、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密谈。
陈公博反对汪精卫单独与日方言和,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不可有两种主张。再则,如果匆匆离开重庆,日方一旦变卦,将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如签订《塘沽协定》历史重演,汪先生将遭万众责备。”
陶希圣也认为风险太大,说:“军统暗探比比皆是,一旦泄漏天机,大事不成外,我们身家性命难保,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梅思平抬出日方来仗势,说:“汪先生离渝,日方发表对华新政策声明,均报请日内阁确定。如不遵守,日方便以为汪先生无诚意,久后再联系就难了。”
周佛海连忙附和说:“是啊,汪先生如不如约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也就不能。”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再也按捺不住了,瞪了丈夫一眼说:“如此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能成得了大事?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一定得离开重庆!老蒋也想与日本谋和,他若知你捷足先登,会放过你?你留在重庆还想挨黑枪吗?”
“让我再想想。”汪精卫叹了口气?这是关键的一步,不能不慎重考虑。
以后几天中,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可是,他的妻子陈璧君,亲信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都极力怂恿,这最终让他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决定之后,汪精卫开始为出逃作准备,他召集这帮人商量从重庆去香港的路线、 方法。
梅思平提议由重庆搭飞机直去香港,但被汪精卫、周佛海否定。原因是:汪精卫身为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地位显赫,公开去香港太冒险。
“还是先去昆明,转道河内去香港保险。”陈璧君显得胸有成竹地说。
“龙云靠得住吗?”陶希圣惊异地问。
陈璧君得意地说:“既然途经昆明,总瞒不过这个云南王。一百个放心,云南王早就被我拉过来了。”
不久前,陈璧君两度赴昆明视察,并向南洋华侨募捐,为龙云开发锡矿及整军筹集资金。陈璧君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对蒋介石的种种不满情绪,龙云也知蒋、汪素存芥蒂,又知汪精卫一派很有些势力。决意依附汪精卫以增强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所以龙云直言指责蒋介石,无所忌惮。当下陈肇君心中暗喜,趋声附和。
当陈璧君说到,汪精卫在重庆徒有虚名,想换换环境时,龙云慷慨而言:“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由昆明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正因为有了龙云这个表态,汪精卫才敢放心地借路云南了。对于如何走法,最后决定:以分散出走为宜。
具体安排是:梅思平先经香港去上海,向日方报告商讨的一切。周佛海本是代理宣传部长,以视察宣传为名,去昆明。陶希圣托词讲学尾随而去,此人身任艺文研究会总干事。陈公博常驻成都,找机会直飞昆明。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一同走。
离出逃的时间日近一日,汪精卫依然去坚持办公,与平时一样衣冠楚楚、 整齐且举止文雅,不失风度。汪公馆也显得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然而每至深夜,大门紧闭的汪公馆里,汪氏夫妇便忙碌开了;或是处理文件书籍,或是收拾家私杂物,以便于行动出发。汪精卫还以节省开支支援前线为名,辞退了几个靠不住的佣人。
当时处于战时非常时期,即使中枢要人离开重庆;均需最高当局批准。正巧蒋介石在前线视察,给汪精卫叛逃开了方便之门。汪精卫嘱交通部政务次长彭学沛,预订了飞昆明的机票,并嘱保密。彭学沛是汪派的人,自然守口如瓶。
12月17日傍晚,陈布雷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蒋介石将要给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 问汪精卫是否参加。
汪精卫闻听,一阵惊喜。因为按惯例,此种会议,作为副总裁的他,是可以不出席的,他以急于准备演讲稿去外地演讲为名推辞了。汪精卫决计趁蒋介石去训话 之时,逃离重庆。
1938年12月18日上午,正当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礼堂全神贯注讲话时,汪精卫开始了他的出逃计划,一辆吉普车从汪公馆大门缓缓滑出,拐上大街,往珊瑚坝机场而去。
机场戒备森严,但是官兵见到汪精卫都是恭敬的敬礼,他们以为副总裁乘飞机是去公干,就这样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人顺利地登上了飞机。
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后,汪精卫吓了一跳,他看见机场上人山人海,龙云一身新装,率昆明的文武大员们列队迎接,“欢迎副总裁莅临视察”的大横幅特别显眼。
汪精卫怒不可遏地说:“谁让他 搞这么大场面?仲鸣,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身体不适,一律改日延见,把欢迎队伍撤去!”汪精卫来昆明事秘而不宣,龙云安排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是为自己预留后路,免得将来蒋介石追究。
待机场上欢迎的人走后,汪精卫方才下机匆匆钻进汽车,去了下榻处。一路之 上,欢迎标语到处可见,他越看越气,拉长着脸一言不发。龙云佯作不知,热情地向汪精卫指点街景。
见昆明之行已不是秘密,汪精卫不敢逗留,于第二日带着陈璧君等人乘机飞往河内,彻底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他的突然叛逃,影响是极为恶劣的。
如果觉得《塘沽买家具去哪里 塘沽家具城哪里便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