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26日，梅思平将与日方在上海签订的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
见到密约后，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曾仲鸣、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密谈。
陈公博反对汪精卫单独与日方言和，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不可有两种主张。再则，如果匆匆离开重庆，日方一旦变卦，将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如签订《塘沽协定》历史重演，汪先生将遭万众责备。”
陶希圣也认为风险太大，说：“军统暗探比比皆是，一旦泄漏天机，大事不成外，我们身家性命难保，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梅思平抬出日方来仗势，说：“汪先生离渝，日方发表对华新政策声明，均报请日内阁确定。如不遵守，日方便以为汪先生无诚意，久后再联系就难了。”
周佛海连忙附和说：“是啊，汪先生如不如约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也就不能。”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再也按捺不住了，瞪了丈夫一眼说：“如此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能成得了大事？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一定得离开重庆！老蒋也想与日本谋和，他若知你捷足先登，会放过你？你留在重庆还想挨黑枪吗？”
“让我再想想。”汪精卫叹了口气？这是关键的一步，不能不慎重考虑。
以后几天中，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可是，他的妻子陈璧君，亲信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都极力怂恿，这最终让他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决定之后，汪精卫开始为出逃作准备，他召集这帮人商量从重庆去香港的路线、 方法。
梅思平提议由重庆搭飞机直去香港，但被汪精卫、周佛海否定。原因是：汪精卫身为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地位显赫，公开去香港太冒险。
“还是先去昆明，转道河内去香港保险。”陈璧君显得胸有成竹地说。
“龙云靠得住吗？”陶希圣惊异地问。
陈璧君得意地说：“既然途经昆明，总瞒不过这个云南王。一百个放心，云南王早就被我拉过来了。”
不久前，陈璧君两度赴昆明视察，并向南洋华侨募捐，为龙云开发锡矿及整军筹集资金。陈璧君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对蒋介石的种种不满情绪，龙云也知蒋、汪素存芥蒂，又知汪精卫一派很有些势力。决意依附汪精卫以增强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所以龙云直言指责蒋介石，无所忌惮。当下陈肇君心中暗喜，趋声附和。
当陈璧君说到，汪精卫在重庆徒有虚名，想换换环境时，龙云慷慨而言：“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由昆明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正因为有了龙云这个表态，汪精卫才敢放心地借路云南了。对于如何走法，最后决定：以分散出走为宜。
具体安排是：梅思平先经香港去上海，向日方报告商讨的一切。周佛海本是代理宣传部长，以视察宣传为名，去昆明。陶希圣托词讲学尾随而去，此人身任艺文研究会总干事。陈公博常驻成都，找机会直飞昆明。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一同走。
离出逃的时间日近一日，汪精卫依然去坚持办公，与平时一样衣冠楚楚、 整齐且举止文雅，不失风度。汪公馆也显得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然而每至深夜，大门紧闭的汪公馆里，汪氏夫妇便忙碌开了；或是处理文件书籍，或是收拾家私杂物，以便于行动出发。汪精卫还以节省开支支援前线为名，辞退了几个靠不住的佣人。
当时处于战时非常时期，即使中枢要人离开重庆；均需最高当局批准。正巧蒋介石在前线视察，给汪精卫叛逃开了方便之门。汪精卫嘱交通部政务次长彭学沛，预订了飞昆明的机票，并嘱保密。彭学沛是汪派的人，自然守口如瓶。
12月17日傍晚，陈布雷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蒋介石将要给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 问汪精卫是否参加。
汪精卫闻听，一阵惊喜。因为按惯例，此种会议，作为副总裁的他，是可以不出席的，他以急于准备演讲稿去外地演讲为名推辞了。汪精卫决计趁蒋介石去训话 之时，逃离重庆。
1938年12月18日上午，正当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礼堂全神贯注讲话时，汪精卫开始了他的出逃计划，一辆吉普车从汪公馆大门缓缓滑出，拐上大街，往珊瑚坝机场而去。
机场戒备森严，但是官兵见到汪精卫都是恭敬的敬礼，他们以为副总裁乘飞机是去公干，就这样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人顺利地登上了飞机。
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后，汪精卫吓了一跳，他看见机场上人山人海，龙云一身新装，率昆明的文武大员们列队迎接，“欢迎副总裁莅临视察”的大横幅特别显眼。
汪精卫怒不可遏地说：“谁让他 搞这么大场面？仲鸣，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身体不适，一律改日延见，把欢迎队伍撤去！”汪精卫来昆明事秘而不宣，龙云安排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是为自己预留后路，免得将来蒋介石追究。
待机场上欢迎的人走后，汪精卫方才下机匆匆钻进汽车，去了下榻处。一路之 上，欢迎标语到处可见，他越看越气，拉长着脸一言不发。龙云佯作不知，热情地向汪精卫指点街景。
见昆明之行已不是秘密，汪精卫不敢逗留，于第二日带着陈璧君等人乘机飞往河内，彻底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他的突然叛逃，影响是极为恶劣的。
如果觉得《塘沽买家具去哪里 塘沽家具城哪里便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