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创作者：林轮讲历史
音乐创作界也像造型艺术界一样的国际化:交响乐团的指挥，男女歌剧演唱家和著名演奏家受到各大文化都市的邀请，这些城市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个个驿站。最辉煌的艺术履历往往完成于纽约。此外，这一时期还是“交响乐团的黄金时代”。伦敦的皇家爱乐乐团和伦敦交响乐团，巴黎的国立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科罗纳乐团和拉穆吕乐团，维也纳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维也纳交响乐团，柏林交响乐团，德累斯顿爱乐乐团都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19世纪80年代，并在20世纪初获得世界声誉。音乐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不过，音乐的统一性功能尤其表现在音乐语言对其他艺术名副其实的迷惑力上。正是在这个时代，魏尔兰和马拉美仿照音乐艺术确立起了他们的诗歌艺术。魏尔兰首次发表于182年的《诗艺》中有句著名的诗:“音乐为万物之首”，贝尔特朗·马沙尔评论说，这句话“是法国诗歌的一个里程碑”。他在诗集《无言的浪漫曲》中实践了这一信条，贝尔特朗·马沙尔十分准确地指出，这部诗集的标题“意味深长，它暗示诗中的词语和意义都已融入音乐中了”。魏尔兰的其他很多诗歌中都运用了这种音乐隐喻手法。
这种手法显示了一种让诗歌艺术回归原初语言的迫切感，在原初语言中，音乐和话语是融合在一起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理查德·瓦格纳就步叔本华的后尘而描述这一艺术的理想形态。马拉美更是把这个目标推向了极端，以致某种意义上说颠倒了参照方向，因为他认为诗歌的目的不是音乐化，而是“从音乐中收回它的美”。他试图找回这样一种状态:表达方式上的所有差异都不再具有合理性。
1895年，他在为《白色评论》做的编年中再度对这一观念进行了思索，对于文学，他以下面这番话明确了这种观念的内涵。我设想……一切都应该被诉说出来；我们就是处于这种状况，确切地说是在搜寻，在各大文学潮流的缝隙中……在各种相互关联的乐器那散落的振荡声中搜寻，搜寻一种将乐调移入书籍中的艺术，搜寻交响乐或找回我们的美感。我们在同时代的画家那里也能看到类似的旨趣。
在法国，19世纪80年代末的纳比派画家曾这样论证他们创新的合理性:在他们所追求的新绘画语言中，色彩和构图就好比音乐中的各种乐音。今天的人们认为莫里斯·丹尼斯和保罗·谢雨杰是这场运动的“理论家”，他们经常运用音乐方面的比喻来证明新绘画理念的合理性。奥迪隆·雷东自称“交响乐画家”。在保罗·高更一篇1895年的文章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同样的比较:任何借自生活或自然的题材，我都通过对线条和色彩的处理而取得交响及和声的效果，此种效果根本不是词语的庸俗意义所能真实地表现的，亦无任何思想能直接表达之，但它能激发人去思考，正如音乐能引起人思索一样，而且它无需借助于任何思想或形象，而只需我们头脑与这些色彩和线条布局之间神秘的亲和性。
这并不只是要与现实主义的表现原则拉开距离；保罗·高更和纳比派画家还试图超越象征主义，并拒绝思想的至上地位如果这个词只有纯粹知识方面的含义的话。这样他们就与马拉美的原则相契合。更为全面地说，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混合主义，这种追求体现在各种最不相同的领域中，也许它从根本上阐明了世纪之交各种美学主张的共同特征，虽然它们也有差异和分歧。例如，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1910—19之间俄国的立体未来主义者也体现了这些原则，而他们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哈列布尼科夫还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建筑和城市规划等领域。
他构想的未来城市融入了兰波《灵光集》中的幻影。这些幻影看来也在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的有机造型中，在赫克托尔·基马尔的城市装饰中被具体化了。19革命之前的几年中，维克托·哈列布尼科夫在俄国的探索与某种有关未来的诗性理念有关联:在未来，我们可能从城市中感受到的历史经验，其局限性和强制性均应消失在一个把自然和人为、语言和音乐、个体与集体、物质与精神融合在一起的乌托邦中。维也纳分离派对曲线的偏爱，新艺术代表者对植物图案的热衷，普鲁斯特用语的“迂回婉转”，他小说创作中的交响乐风格，这些都是回归艺术统一性之理想的表现，这个理想是当时的创作者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于是这就解释了涡卷线状图掀起的奇特热潮—当时各种作品中都能看到这种图案。让保罗·布永准确地指出，纳比派创作中的这种图形具有重要的音乐特征，它有典型意义，甚至有本体论的意义。1890年，莫里斯·丹尼斯把他某些绘画中与色彩技巧结合到一起的涡卷线的效果，比作“《汤豪泽》序曲中小提琴的魅力”与此同时，涡卷线构图也出现在一些音乐笔谈中，如德彪西的笔谈中，它后来成为象征主义画家和诗人们的主要参考。而德彪西自己则在1888年谱写了《两首阿拉伯风格曲》。在文学中，除了严格意义上的“抒情”作品外，音乐的典范通常是隐晦的。彼得·阿尔滕贝格在他的《写意》中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标点法来提示动与静，其方式有类于乐谱。
追求“新写作方式”的罗伯特·穆齐尔在创作第一部小说时曾受这一新技法的启发。我们在詹姆斯·乔伊斯那里也能发现同样的对于音乐形式的兴趣，乔伊斯把他年轻时的一些诗歌编成一部名为《室内音乐》的集子，托马斯·曼在他1901年发表的小说《布登勃洛克克一家》中按照音乐方式进行写作，特别是运用“主题”反复的手法。不过，从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说，这种对于统一性的执著追求—今天人们也许过于强调它与某种快乐主义的美学表现之间的关系——也许反映出文化中的某种病态。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文化方式时，应该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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