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诸帝为安定反侧，羁紧群士，无不致力于文治。在开设史馆、四库全书馆，举办特科，扫除场屋积弊、整饬士习，奖被醇儒等举措之外，更以程朱理学为“正学”、“儒宗”，树立哲学伦理学、教育、文学等意识形态领域中正统儒学的绝对权威，以遏制异端，宣扬教化。所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时文规范以及朝野学风、文风极端重视，频颁告诚、钦定诗文集，以厘正文体，垂示文章典则。康熙时，颁行徐乾学编《御选古文渊鉴》倡为辞理醇粹，平正通达之文，以涤荡明末时文“腐烂”之风。雍正(1732年)，“特旨”晓谕试官，以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为时文衡文标准。次年，敕方苞以和硕果亲王名义编《古文约选》，以为时文范本。方苞在该书序言和凡例中，标举“义法”，“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之梯航。
乾隆元年(1763年)，颁行方苞编《钦定四书文》，“以发明义理，清正古雅，言必有物为宗。”方苞所称“清正古雅”，即本于世宗“清真雅正”，同为时文标准。乾隆(1738年)，颁行《御定唐宋文醇》，录取文章“其上者，是以明理载道，经世致用;其次者，亦有关法戒，不为空言”。乾隆(1752年)上谕称“韩奔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制艺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以上文献材料表明清初“列圣”们谆谆告诚和倡导的时文，并推向及于一切文章的衡文标准和文章规则是“清真雅正”，而方苞则“禀皇极之彝训”，以其为核心，建立桐城文派的古文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认为桐城派是清廷文化政策的必然产物。乾隆中，经学家程晋芳，周书昌说姚鼐“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虽为“一时兴到之言”，却已拈出“桐城”名义，而在乾嘉时，还没有人敢于尊奉这样的观点，只要略一举口，就会遭到群起而攻之。
但当时以桐城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古文宗派已经形成，到道光中叶以后，桐城诸子更是堂而皇之地张大其帜，“各诩师承”。方苞，为桐城派“始祖”，自许为“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为学恪守宋儒，称“孔孟以后，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为文追踪韩愈、欧阳修，摒弃六朝骈俪藻绘，以唐宋八家、左史、六经、语孟为文章正宗，论文持“因文见道”之说，尤重“六行合一”，谓为文应“开通”“大义”，“明孔子之道”。需要说明的是，方苞及其以后的桐城诸家，对时文与古文之别，尚有所洞见，并非尽“以古文为时文”，但方苞的时文理论，有时却可通于其古文理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方苞《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均为时文所作，其中所标举的“义法”、“清真古雅”，也均为其时文理论用语，但同时也可视为其古文理论的文学范畴，仅有外延宽窄之别而已。
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曾说“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所谓“成体之文”，即指时文，也当然包括古文及其它文章在内。而《古文约选序》一文，在论及“制举之文”的“义法”同时，又称“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所谓“澄清无滓”也即“清真古雅”。是见方苞是时文、古文相提并论。而方苞的“义法”说，从其内容的丰富性来看，更可以说主要是对历代古文创作规律的理论概括，绝非明代及清初八九十年的八股时文所能范围。做为古文最高境界和理想风格，或衡文标准的“清真古雅”，表现为“理”与“辞”的统一。即“文之‘清真’者，唯其理’之‘是’;文之‘古雅’者，唯其辞之“是”。而“理是”，在于“创意”，“溯源于六经而切究宋元诸儒之说”;“辞”之“是”在于“造言”，“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方苞又用“雅洁”具体说明这种“理”与“辞”的统一。
方苞在文统上，奉归有光为祖师，而对柳宗元却多訾诟，因为他不能归一于“道”。所谓“雅”即“古雅”，指“辞”不伤于繁芜俚鄙;“洁”即“清真”，指“理”不流于“肤末支离”。而“稚法”，即辩理论事，“明于体要”，行文雅驯，刊络浮词，以清淡简朴的艺术风格，表达阐道翼教“发明义理”的思想内涵。“因文”以“见道”，“文无非为其“见道”之器，为“文”之“所归”在于“立德在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所以方苞及桐城派诸人，不仅是文人，而且想兼作“道学家”，重新遵奉宋明理学的一套。方苞所谓之“义”，即文章之内容;“言有物”即内容充实。“法”，即文章之形式“言有序”，即条达通畅，文法变化，虚实详略合于戒律。
方苞为文，从唐宋八家入，师法韩欧，归有光，而不失其“静重博厚”，他的《汉文帝论》、《左忠毅公逸事》、《狱史杂记》《送冯父子序》等作简练雅驯，叙事扼要，确属有物有序，传世之佳构，尽扫前后七子“摹临古帖”竟陵诸家“幽情单绪”之风，而开创清文新局。但方苞为求清真古雅之境，“义法”或流于过苛过细，到了姚鼐门人吴德旋更是提出“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的古文“五忌”，从而使古文陷于枯瘠，生气荡然，难于摆落“道学家”高头讲章的窠臼。刘大櫆，康熙末年以文谒于方苞，经其输扬，而知名于京师，后上承望溪，下启惜抱，成为桐城“三祖”之一。刘大论文“以品藻音节为宗”重“法”而讲求文人“能事”。称“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作文本以明事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
以文人之“能事”，即作家对艺术规律的掌握，及其语言表达能力置于首位，“以品藻音节为宗”，强调古文以文学特征，已与方苞的“文行合一”，春秋“义法”，以哀人之“立德在言”为重，异其趋向。所谓“文人之能事”，具体而言即“神气”、“音节”，以及“字句”等文章要素的运用之“法”。神气，即指作家创作个性与文章气势，形成作品的情感义蕴与审美风格，渗透于文章形象体系，或情韵声采，参差纵敛之中。由“精”至“粗”，自“幽”而“显”，使文成体。读者则“揆文以入情”。刘大櫆古文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对文论史中创作论、鉴赏论的深化与发展，更在于把“义法”论从抽象引向具体，示人以“法”，以“文法”为初阶，进窥文之“高妙”。姚鼐，乾隆28年(1763年)进士。从刘大櫆学为文之法，是桐城派古文理论集大成者和著名散文家。乾嘉时期，惠栋、戴震等朴学家各重一时，“家诵许郑，而群薄程朱”，姚鼐自称“吾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论学主张“祛末土一偏之弊，为群才大成之宗”，而兼收汉学之长。
论文倡义理、考据、文章相济之说，讲求“文章之美”。称“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日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述庵文钞序》)。不废考据，尤重义理，而谋求“义理”、“考据”、“文章”之合一，以造成“文章之美”。姚鼐又本着颇具道家色彩的“天与人合”之说，从“天地”论及，康熙末年以文谒于方苞，经其输扬，而知名于京师，后上承望溪，下启惜抱，成为桐城“三祖”之一。刘大论文“以品藻音节为宗”重“法”而讲求文人“能事”。称“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作文本以明事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以文人之“能事”，即作家对艺术规律的掌握，及其语言表达能力置于首位，“以品藻音节为宗”，强调古文以文学特征，已与方苞的“文行合一”，春秋“义法”，以哀人之“立德在言”为重，异其趋向。
所谓“文人之能事”，具体而言即“神气”、“音节”，以及“字句”等文章要素的运用之“法”。神气，即指作家创作个性与文章气势，形成作品的情感义蕴与审美风格，渗透于文章形象体系，或情韵声采，参差纵敛之中。由“精”至“粗”，自“幽”而“显”，使文成体。读者则“揆文以入情”。刘大櫆古文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对文论史中创作论、鉴赏论的深化与发展，更在于把“义法”论从抽象引向具体，示人以“法”，以“文法”为初阶，进窥文之“高妙”。姚鼐，乾隆28年(1763年)进士。从刘大櫆学为文之法，是桐城派古文理论集大成者和著名散文家。乾嘉时期，惠栋、戴震等朴学家各重一时，“家诵许郑，而群薄程朱”，姚鼐自称“吾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论学主张“祛末土一偏之弊，为群才大成之宗”，而兼收汉学之长。论文倡义理、考据、文章相济之说，讲求“文章之美”。称“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日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述庵文钞序》)。不废考据，尤重义理，而谋求“义理”、“考据”、“文章”之合一，以造成“文章之美”。
姚鼐又本着颇具道家色彩的“天与人合”之说，从“天地”论及文章的审美风格，并认为有“阳与刚之美”和“阴与柔之美”种风格。姚鼐晚年主钟山书院讲席，方东树、管同、姚莹、梅曾亮为其四大“高第弟子”。后来跟随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一时天下学者，都以桐城派为旨归。桐城之所以形成文学宗派，在于其“法愈严而道愈尊”，但它的失败也在这里。“道愈尊”，则识见益卑下，偏蔽:“法愈严则文章益贫瘠、枯寂。桐城派的论敌，即多从“辞”“旨”两处发难，攻驳“义法”说。文学家袁枚称“尊之者诗文必弱”。经学家戴震称“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手乎闻道”。因“其可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从根本上否定了桐城派之“义法”。经学家钱大昕更称方苞“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文选派骈文家阮元、李兆洛，则以骈文为正宗，抑散扬骈，与桐城古文分庭抗礼。
出自桐城的恽敬，亦以方苞之文有“袍袖气”，“有死文无生文，有卑文无高文，有碎文无整文，有小文无大文”，而与张惠言、吴仲纶别创“阳湖派”。曾国藩，以湘军魁渠，而为“文章领袖”，道咸间与友人刘蓉、郭嵩焘、吴敏树等竟为桐城占文，皆卓然成家。“曾门四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又播其师说于四方，如吴门子弟注籍者即达数千人，盛极一时，形成“湘乡派”，号为桐城“中兴”。曾国藩论文不墨守桐城义法，而以洋务派的经世济民之学，充实桐城“义理”。曾国藩为文宗韩愈，而辅之以汉赋，扫桐城之空疏，有壮美雄直之气。吴汝纶死于光绪29年(1903年)，湘乡派古文也告式微。林纾称湘乡诸老中，吴汝纶为最后一位。而攻桐城者，益日见其烈。文选派李详“正告”称“古文无义法，多读古书，则文自寓法;古文无派，于古有承者，皆谓之派”。另一文选派大师刘师培则反对奉“方姚之文”为“文章之正轨。
”李、刘二家继承阮元、李兆洛之说，从根本上否定桐城之宗派。国学大师章炳麟认为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方苞、刘大櫆等“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而“本未得程朱要领，徒续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也是从根本上否定桐城之派吴汝纶门生贺涛、林纾、严復、马其昶、姚永概等人，虽仍株守桐城，传徒授法，但已无力以自体的变革或中兴，抵御外来的冲击，而挽回颓局梁启超所发动的“文界革命”，以“笔锋常带感情”，“纵笔所至不检束”，“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取代了桐城古文的地位，裘廷梁作《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使桐城古文更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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