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思想解放 10月19日 14:48新华网-《瞭望》【 】【】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是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光明日报和修改过的清样(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大讨论带来思想大解放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这场大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历史必然性
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并发展为一场大讨论,是因为适应了拨乱反正的需要,适应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来理解这场讨论。
十年“文革”中,把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都搞颠倒了。历史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人民期盼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
粉碎“四人帮”,人们欢欣鼓舞,要求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党内党外议论最多的是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否定批邓、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一个是要求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
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当时领导者的态度,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按照这“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打倒刘少奇、批邓、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把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等等,都是毛泽东定的或是他同意的,这些,都要“坚决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不能改变。
很明显,“两个凡是”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只有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跨出新的步伐。
那时,总的局面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要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需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适应了这种客观的需要。
“两个凡是”,一个是“坚决维护”,一个是“始终不渝地遵循”,是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标准提出来的。“唯一标准”针对的就是“两个凡是”。“唯一标准”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争论不可避免。
大讨论局面的形成和取得成功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发展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严厉的指责。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硬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很坏很坏,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中央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人则一再召开会议,点特约评论员,点胡耀邦的名,进行批评指责,一再下禁令,要求“下不为例”。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深刻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这个讲话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是对刚刚兴起的讨论的有力支持。
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即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同胡耀邦一起,指导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全面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这篇文章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于25日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这个讨论的又一次有力支持。
与此同时,理论界通过开研讨会、发表文章、进行演讲等方式,大力推进这个讨论的发展。
从1978年8月开始,一些省、区、市党委和大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谈话,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使更多的领导干部认识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
胡耀邦依据讨论的进展情况,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推进讨论。
这个讨论发展到1978年的八、九、十月,就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一个热点。二百多与会者结合实际,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与会者以实践为标准,议论了“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议论了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在与会者讨论的基础上,党中央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撤消了中央关于批邓的文件,提出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平反。这次会议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他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是对这个讨论所作的最好的总结。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取得了成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新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沈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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