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爸爸来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动员爸爸出任文化部长,爸爸不想做官,就婉言推辞。后来,毛主席又亲自找爸爸谈话,并答应为他找一个得力的助手,爸爸这才答应,而这一干就是。
我是19出生的,原本还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但她1945年死于一次医疗事故。解放前,我一直在新闻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先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1958年调到了位于北京近郊的高等军事学院,妻子陈小曼也复员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一直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文革”前夕,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很紧张。元旦时,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爸爸妈妈家过节。妈妈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说:“你知道吗,不让你爸爸当文化部长了!”
这事本在意料之中。1964年春夏之交,我们就听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指责文联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那时,我们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向文艺界袭来,爸爸作为在位之久的文化部长“罪责难逃”。
不久,爸爸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爸爸从文化部离任后,报刊上就开始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象是作协常务书记邵荃麟。“中间人物论”是邵荃麟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的观点,爸爸参加了那次会议,还发了言,邵荃麟的观点其实就是爸爸的观点。
当报纸开始批判邵荃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醉翁之意不在酒,譬如有人问:“中间人物论”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来的?谁是发明者?言外之意,邵荃麟还有后台没有揪出来。
不久,我们又听说电影《林家铺子》被作为毒草批判,这部电影是夏衍根据爸爸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开始涌现,虽然批判的对象是夏衍,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冲着爸爸来的。
我们周末去看望爸爸,见到他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好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我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爸爸的确很沉得住气,一切照旧——宴会、看戏等外事应酬照样参加,每周一次的政协国际问题座谈会也照去不误。他像一块礁石坚强地面对一切,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坚持什么。
遭受最沉重打击
妈妈的身体一向不错,但在20世纪50年代时患了高血压,后来又诱发了糖尿病。“文革”开始后的种种遭遇,像一块巨石压在她心头。1969年爸爸莫名其妙地“靠边站”,她的神经再也支持不住,身体突然垮了。
1970年1月,妈妈因肾炎被误诊,未得到有效治疗,不幸逝世,这是爸爸在“文革”中遭受的最沉重打击。因为过度悲痛,爸爸高烧40摄氏度,口吐呓语,时时惊厥,身体异常虚弱。虽然最终转危为安,但这却是爸爸病史中最危险的一次。
妈妈的离去让家里骤然了无生气。爸爸的睡眠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安眠药越服越多,不仅加大了剂量,而且增加了品种,最多时一夜需服药三四次,吃七八粒不同作用的安眠药。有时,爸爸甚至整个上午都昏昏然,走路蹒跚,那是后半夜加服了安眠药,药性还没过去。爸爸还有气喘病,每次爬楼都要歇一两次,再加上头晕腿软,有一次险些从楼上摔下来。
到了晚年,爸爸身体不好,不能多走动,写作一般就在床边的桌前。因为肺气肿引起的气喘日益加剧,他每次写作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我们曾劝他到外地疗养,可爸爸总说:“不行,写回忆录不能停,这一大堆的资料要随时查阅,总不能都带走吧,等我写好了再去。”
那些日子,爸爸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原本他是靠两大本内部《参考资料》了解国际大事,“靠边站”之后,《参考资料》停送了,这让爸爸大为苦恼。后来,我把自己订的一份《参考消息》转给了爸爸,才得到一些弥补。
最后的日子
1980年9月,爸爸病重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的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文化事业。当时,有一个设立鲁迅文学奖金的议案送到爸爸那里征求意见,爸爸得到启发。他对我说:“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了?”“有二三十万吧。”“这笔钱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这几年,短篇小说有了长足的进展,长篇小说还不够繁荣,我自己是写长篇小说为主的,就捐款设立个长篇小说奖吧。”
爸爸靠在床上,艰难地写了起来。但是,他的手已不听指挥,写的字歪歪扭扭,无法辨认。于是,他口述,我记录,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接着,爸爸又口述了第二封信: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他叮嘱道:“信你先收好,等到将来再送。”我明白,爸爸不愿在生前把信送出去,还是为了坚持他那个原则——不愿接受过多的荣誉。1981年3月27日,爸爸陷入昏迷,呼吸困难,经抢救无效去世。
爸爸逝世后,我把他给党中央的遗书交给了赶来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第二天,又把爸爸给中国作协书记处的遗书及捐献的25万元存折,交给了作家协会秘书长。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爸爸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或许是对这位老人65年文学生涯的最好肯定。
(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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