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导演周全的处女作《西小河的夏天》正在公映。故事围绕10岁男孩顾晓阳的足球梦想展开，细腻刻画了上世纪90年代绍兴台门三代男人的成长故事。梦想、争吵、别离，在那个夏天，晓阳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大人世界的不安，也仿佛一夏长大。有观众看完后感慨：“导演周全的影像里面藏着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成长的秘密”，也有观众称这部电影“让我想起自己跌跌撞撞成长的时光”。
作者：李俐
资料图：白继开摄对谈记者：李俐对谈嘉宾：周全（青年电影导演）
周全毕业于美国电影学院，毕业回国后开始将《西小河的夏天》提上拍摄日程。“我有真实的西小河生活经历，灵感来自于周遭发生的故事，我想拍一部关于故乡童年记忆的影片。”他认为，“只有感动自己的题材才能打动观众。”除了有香港著名电影人张家振和台湾著名剪辑师廖庆松为他保驾护航担任监制外，影片的幕后制作团队均是周全在美国电影学院的校友，他们大胆使用好莱坞电影工业模式，讲述了这个发生在中国江南水乡的温情故事。
想为家乡绍兴保存一段影像记忆
记者：《西小河的夏天》是你的处女作，当初在选择题材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
周全：故事的情感来源是独生子女那种孤独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共同感受。特别是我高二起就去国外留学，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就变得更加强烈。所以当我在想第一部电影拍什么的时候，觉得这就是我想要拍的东西。因为我是绍兴人，1987年出生，留学期间每次放假回国都觉得变化很大，而且台门在绍兴逐渐变少，我也希望能够用我的方式为家乡保存一段影像上的记忆。
记者：对北京观众来说，可能不是很熟悉台门这个概念，它是不是类似于大杂院？
周全：是的，台门是绍兴院落式民居的一个名称，它其实就是几家人共享一个天井的大杂院，因为绍兴的院落一般门口都有台阶，所以叫做台门，其实在生活形态上和北京的大杂院蛮接近的。
记者：这部电影对上世纪90年代生活的还原做得很细致，从服装、道具到生活场景，包括当时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变革等等，要做到这么真实的还原，遇到了哪些困难？
周全：执行上遇到很大困难。首先台门就很难找，电影里室内的景，全都是我们搭出来的，因为现在的老房子基本上都已经空了，美术部门需要重新布置，从淘宝上买了很多道具，我从亲戚家也借了很多，包括床、衣柜等。服装上，找了很多老照片来参考样式，但是很多当年流行的布料现在都不生产了。好在绍兴是纺织重镇，所以有渠道去找到那些老布料。
记者：这些时代元素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呢？
周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98年世界杯，那时候我也差不多是电影里顾晓阳这个年纪，也是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不是我想的那样，有那么多不同的国家那么多不同文化。虽然这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但在电影里不只是以符号的形式，而是跟故事有一个更有机的结合。
需要小演员的真情流露
记者：很多观众说这部电影和《八月》有点像。《八月》是完全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来拍的，《西小河的夏天》也是以孩子为主，但又兼顾了三代人的故事，是怎么考虑的？
周全：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成长意味着纯真丧失，儿童视角就代表了这一份纯真。这份纯真在面对成人世界时是懵懂的，而在面对自己本身的情感时又是那么直白真切，对足球的热情，对友情背叛的痛心。我希望观众可以抱着一颗纯真的心来感受这部电影。
一开始确实是想从小朋友的视角去拍。但是后来在深挖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成长这个主题不应该只属于小朋友。写剧本的过程中，就发现大人在面对情感、面对工作、面对家庭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困境的，他们跨越过这个困境，也是一种成长吧。
记者：都说拍小孩是最难的，这部戏的主角就是孩子，你和小演员合作中遇到哪些困难？
周全：荣梓杉之前曾经出演过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他的眼睛很大很清澈，当时我一看到他的眼睛，就好像能看到他的内心一样，就觉得他就是顾晓阳了，这是天意，都没有试戏就定下来了。
印象最深的是拍晓阳和爷爷分别时的哭戏，大家知道南方的夏天非常可怕的，又热又湿，室内没有空调和电扇，荣梓杉一直处于焦躁的状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安抚他的情绪。我没有很理性地去跟他谈这场戏，而是跟他聊天，问他上一次和爷爷分别是什么样的场景。他就说是前一年的暑假，回老家和爷爷相处了一个夏天，因为开学要回家而分别。说着说着他就哭了，我也被他有点弄哭，到后来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流泪还是在流汗。然后我就跟摄影师说可以开机了，记录下他的真实情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在看那场戏的时候觉得他是真的伤心，真情流露。
记者：爷爷这个角色是台湾实力派演员顾宝明扮演的，让台湾演员演一个江南水乡的爷爷，有没有担心气质上会有偏差呢？
周全：我自己觉得还好。因为爷爷这个人物挺难演的，既需要他某种程度的搞笑搞怪，又要流露出对孩子非常关爱的这种情感，到最后呢，因为他要离开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他的身上又要有一种对于生活的这种苍凉感，要求挺高的，宝哥是我觉得能兼顾所有需要的一个演员，第一人选。
合作团队是美国的同学
记者：你是在什么时候确定以后要做一个导演的？
周全：我是在高二去澳洲留学的，当时绍兴一中跟墨尔本有一个交流生的项目，我通过这个项目去了澳洲，澳洲的高中课程有40多门课，每个学生可以自主选择9门。我对媒体和电视广播这一类比较喜欢，就修了一个媒体课。媒体课的那个老师非常爱电影，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放希区柯克的《惊魂记》，每堂课就讲一场戏，把整部电影的来龙去脉讲一遍。也就是因为那一年的课，让我开始对电影艺术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当时老师讲得非常细致，通过讲解电影说一些跟电影制作相关的知识，所以在澳洲学习的一年，使我对电影有了比较直接和深入的了解。当时决定想要学电影，之后去美国申请了导演的专业。
记者：在美国电影学院读研究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周全：最大的收获是让我学到了一种拍电影的方法，用最科学最人性的方法让各自领域的人才发挥最好的才能。所谓的好莱坞工作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其实就是专业加合作。美国电影学院比较像是一个制片厂，是最大程度发挥我的创作力的一个体系。我们不同专业的人自己组队拍片，学校会指派一些老师来辅导你，从最初的故事想法到最后的成形剧本，他们都要有严格的监控，老师也会一直提供专业的建议。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就是学习如何跟不同部门合作，让别人来帮助你完成你想要的东西。
记者：你带着美式制作体系回国拍摄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冲突吗？
周全：冲突是有，但是因为这部戏的大部分主创都是我的同学或者校友，所以我们对于电影制作的理解，观念都比较接近。会有一些本地化的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人是拍五天休两天，中国人是连轴转不休息的，那我们就折中一下，拍六天休一天。我希望工作人员有休息缓冲的时间和空间，这样能在工作中保持高效率，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的时间去回顾整理过去一周拍摄的内容和心境。
记者：国内现在的电影市场往往是唯票房论，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市场的问题？
周全：没有太多考虑过，特别是第一部作品。我还是希望能让故事和人物跟我自己的内心有共鸣，我被它感染才能去拍，因为我觉得创作还是一个挺纯粹的事情。让这个电影找到属于它自己的观众，这是我比较在意的，我希望这个故事跟观众有一个情感上的互动与交流。
记者：这部电影参加了很多国家的影展，也在国内很多城市路演，国内外的观众对它的反馈有什么不同么？
周全：有个很好的例子，电影里有一场晓阳幻想自己踢球的戏，欧洲人看到都会感动哭，他们说在那场戏里看到了晓阳终于有机会达成梦想，但又只是在梦境里，一方面为他高兴，一方面又为他难过，这种很复杂的个人情感非常打动他们。而中国观众和亚洲观众往往会对晓阳和爷爷分别的戏比较伤感，离别这种东西可能更触动他们。
（原标题：想拍出独生子女一代的孤独感）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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