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一贯强调节俭,反对奢侈,《管子》一书中多有这方面的论述,但为何偏偏又拿出了较大的篇幅在“短语八:侈靡”中对此多加论述呢?其实,他主张的是市场性侈靡,他认为,市场,是一种鼓舞力量。鼓舞,是为了发展。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应得到发展。不进行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发展了奢侈性的工商末业,人民生活才振兴起来,这是不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圣明的君主,应当观察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而发展游乐事业,甚至整日整夜地进行。
管子认为,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使用他们。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甚至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都不过分。因为,这样的消费,会大大拉长产业链条,居于产业链每一个环节的百姓都会因此获益,取得生活所需。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管子通过“厚葬”这一事例进行了说明:使丧期长久以消磨富者的时间,使葬礼厚重以耗用富者的钱财,让他们亲往亲来,以借此增进和睦,这样也就相约成风了。具体做法是挖掘巨大的墓室,使穷人有工作做;装饰堂皇的墓地,使雕、画工匠有工作做;制造巨大的棺椁,使木工发家;多用随葬的衣被,使女红得利。这还不够,还有各种祭奠包袱、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同时,他强调,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贾贩运不要停滞。让富人奢侈消费,目的是让穷人劳动就业。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君、臣、相上下相亲,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
他认为,积财者应拿出余粮大量消费,美饰车马尽情驰乐,多置酒醴尽情享用,这样一千年都不会讨饭。因为这样做正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官府的收入由主持其事的收取财物以满足需用,若有剩余,便放在市场上积累生利。但有时收入则愈积愈少,有时可愈积愈多,这叫做营利无常。老百姓别无什么宝物,只是把求利看得最重,上下奔波,唯利所趋。有财利然后能流通,有流通然后成立城市。
管仲认为,货币,是表示物价的。物价是依据人们对该物的重视程度而定的。国君若重视打猎,就重视虎豹的皮张;耗用功力的国君,重视金玉的货币;好战的国君,重视盔甲和兵器。
不看重“有实”之物,而看重“无用”之物,不但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而且还有利于平抑生活必须品物价。因此,天子必须贮备作为货币的珠玉,至于诸侯则是贮备钟声等乐器,大夫则是贮备狗马等玩物,百姓则是贮备布帛等物资。不然的话,强有力者将占有珠玉,智而黠者将操纵珠玉,市场物价就会波动,必然累及生活必需品,鳏寡独老之人也就不得生计了。
管子认为,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买进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取过来就去营利,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把有田邑的迁移入市,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这可能是最早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论述。
如何使用贫者和富者呢?管仲给出的答案是:人太富了,不好使用,太穷则不知羞耻。水平则不流,没有泉源,水很快枯竭;云平则无大雨,没有稠云,雨就很快停止;政令也是只平和而没有权威,它就不能贯彻了。用人只泛爱而不分亲疏,则流于一般。但只亲左右近臣,进用无用之材,就好比以盲导盲,必然使人生怨。重其短而弃其长,无法度(原则)用人,则是危害国家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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