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一贯强调节俭，反对奢侈，《管子》一书中多有这方面的论述，但为何偏偏又拿出了较大的篇幅在“短语八：侈靡”中对此多加论述呢？其实，他主张的是市场性侈靡，他认为，市场，是一种鼓舞力量。鼓舞，是为了发展。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应得到发展。不进行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发展了奢侈性的工商末业，人民生活才振兴起来，这是不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圣明的君主，应当观察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而发展游乐事业，甚至整日整夜地进行。
管子认为，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使用他们。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甚至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都不过分。因为，这样的消费，会大大拉长产业链条，居于产业链每一个环节的百姓都会因此获益，取得生活所需。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管子通过“厚葬”这一事例进行了说明：使丧期长久以消磨富者的时间，使葬礼厚重以耗用富者的钱财，让他们亲往亲来，以借此增进和睦，这样也就相约成风了。具体做法是挖掘巨大的墓室，使穷人有工作做；装饰堂皇的墓地，使雕、画工匠有工作做；制造巨大的棺椁，使木工发家；多用随葬的衣被，使女红得利。这还不够，还有各种祭奠包袱、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同时，他强调，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贾贩运不要停滞。让富人奢侈消费，目的是让穷人劳动就业。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君、臣、相上下相亲，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
他认为，积财者应拿出余粮大量消费，美饰车马尽情驰乐，多置酒醴尽情享用，这样一千年都不会讨饭。因为这样做正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官府的收入由主持其事的收取财物以满足需用，若有剩余，便放在市场上积累生利。但有时收入则愈积愈少，有时可愈积愈多，这叫做营利无常。老百姓别无什么宝物，只是把求利看得最重，上下奔波，唯利所趋。有财利然后能流通，有流通然后成立城市。
管仲认为，货币，是表示物价的。物价是依据人们对该物的重视程度而定的。国君若重视打猎，就重视虎豹的皮张；耗用功力的国君，重视金玉的货币；好战的国君，重视盔甲和兵器。
不看重“有实”之物，而看重“无用”之物，不但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而且还有利于平抑生活必须品物价。因此，天子必须贮备作为货币的珠玉，至于诸侯则是贮备钟声等乐器，大夫则是贮备狗马等玩物，百姓则是贮备布帛等物资。不然的话，强有力者将占有珠玉，智而黠者将操纵珠玉，市场物价就会波动，必然累及生活必需品，鳏寡独老之人也就不得生计了。
管子认为，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买进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取过来就去营利，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把有田邑的迁移入市，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这可能是最早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论述。
如何使用贫者和富者呢？管仲给出的答案是：人太富了，不好使用，太穷则不知羞耻。水平则不流，没有泉源，水很快枯竭；云平则无大雨，没有稠云，雨就很快停止；政令也是只平和而没有权威，它就不能贯彻了。用人只泛爱而不分亲疏，则流于一般。但只亲左右近臣，进用无用之材，就好比以盲导盲，必然使人生怨。重其短而弃其长，无法度(原则)用人，则是危害国家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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