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之前欧洲哲学关于知识有唯理论和经验论两派。唯理论认为我们的知识是概念的逻辑推导，概念和逻辑能力是人先天具有的。因此知识的尽头是真理。
经验论认为知识来源于人对外部世界的经验。但这样一来知识就成了感觉上的和偶然的。康德在他的那本《纯粹理性批判》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便是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
在细致的考察了人的认识能力之后，康德说，人的知识是靠人先天就有的空间和时间形式对外部世界的经验整理综合规定…等等的主观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知识离不开经验但没有人的主观形式努力也就没有知识。
但康德认为，我们的时空能力只是就经验而言（与前者唯理论不同），因此只是对现象的认识，是有限的，我们的认识不能达到真理。不过在康德以后哲学家们对此不以为尽然，并在康德的肩膀上对其学说改造创新，比如黑格尔及后来发展黑格尔学说的卡尔·马克思。
我们知道，在康德之前的17世纪有位出生于法国后来流亡在荷兰的解析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尔。他曾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意思是除了从我的思想知道我在之外一切的存在都可怀疑。在那个时代，这可是第一次用人之“自我”取代上帝作为哲学的出发点的来做哲学思考。不过，上帝的位置当然也不可或缺。
笛卡尔这样论述造物主的存在：既然我怀疑，那就是说我看到了不完满，而我心中早已有完满的前提我才会见有不完满。那么我心里哪儿来的完满前提呢？肯定是上帝放进来的。所以上帝肯定存在。——笛卡尔这里其实是沿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推导上帝存在的方式。
现在我们看康德如何分析笛卡尔的命题。康德说：‘我思故我在’的‘我’其实是思维着的我，在语言表述中它是一句话的逻辑主词，此时这个‘我’只是无形的承载或说进行者，而不是可作主体的“在”。
试试看，能对这个‘我’做具体描述和定义吗？只有对某物或某“我”（的心理）做具体研究时它才成为主体，但此时你研究的并非那个正‘我思’的‘我’，你的研究实际上是那个无形的承担着思维的“我”在做。
因此，康德认为笛卡尔混淆了无形承载者的逻辑主语的“我”和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存在的“我”。‘我思’之我是无形和不可知的，不是那个作为研究主体的‘在’，所以不能从‘我思’推出‘我在’。康德接下去说：这个‘我思’的‘我’虽然不是知识认识的主体存在，但是它作为无形不可知之物却有其道德、宗教、法律 ，（—这些作为非知识形式的自我意识时）上的意义。
我们知道人的主体道德感在康德是‘绝对命令’式先天的，而非经验，也就非知识。宗教，像灵魂不死，灵魂的意义等等作为知识看来是荒谬的，但是人却可理性想象在不可知之‘我’的自在之物那里上帝的存在。
法律，这个‘我思’之我，要负法律责任的。这里的意义首先是在精神上。
康德认为信仰所终在知识领域之外，这样信仰就有了如儒家的孔子所说‘祭神如神在’那样的不确定和模糊的性质。而当信仰的对象，比如上帝，不属于公共知识而属于那个不可知之‘我’时，信仰才真正还给个人，才有“信不信由你”，才可能有事实上的信仰自由可言。
在此可以对比此前提到的笛卡尔的造物主：来自‘我思’的人脑中的完满观念，尽管这一推导在我们今天看来犹如逻辑思维游戏，但超自然的造物主的存在明确肯定，其实也通向了像后来唯物主义那样的无神论真理说，它的反面。
假如有人问：信仰难道不是从来就是个人的事情吗？拜佛还是求道不就是出于你自己信什么吗？答：这是你在从中国历史上的情况来看此事。
作为公共知识的信仰无论是超自然的神明还是社会真理其实是具有社会强制性的、是要强加于人的。尽管有时是以无意识的潜在的方式进行。社会被那些堂而皇之的说教所笼罩让人们习惯依赖信仰而忽视照看内心。也不能理解本信仰之外的人的观念与内在的道德力度。因此才有人认为种种的暴力、偏激言辞、无理性，及族群歧视等等皆由此而来。
康德的启发是信仰可以是作为个人冥冥然的感觉或是通过自身的内在道德感而存在的。这样，还给我们这样一种意识，总的来说，人类人与人之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细节和方式作为个人的事情，可以不问，且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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