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针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他分析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
同年8月25日，在赢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新时期中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等六项紧急措施。宣言正式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代替了抗战时期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三大口号，符合当时中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成为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建国方针。在此方针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
中国国民党的建国方针
坚持“内战独裁”是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方针。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书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发表《庆祝抗战胜利对全国同胞广播词)方面提出“召开国大，还政于民”的口号，另一方面又针对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民主要求，设置各种“前提条件”。他说:“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致动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见，共同商讨，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1946年元旦，他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进一步阐述:“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并重申:除了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他无不可以容忍，无不可以协商”。显然，蒋介石是企图在保存国民党法统的前提条件下，让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以实现“军令统一”和“政令统一”。如果不能以政治手段实现“国家统一”的目的，国民党政权不惜发动内战。因此，在抗战结束后中国人民“求和平，反内战”的呼声中，国民党政权“假和平，真内战”，一面佯装进行和平谈判，面着手军事准备，试图凭借远远强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和美国的支持，通过内战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继续实行抗战前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第三条道路的建国方针
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政治斗争中，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渴望在调和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国式的民主共和国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个阶级联盟性质的中间党派。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诉诸政治协商会议组建联合政府的政治过程，客观上造就了中国民主同盟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它的动向和主张，在各中间党派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和平建国”的口号。同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民盟的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民盟在《政治报告》中，认为战后时期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民盟的任务就是怎样把握这种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八大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1945年底至1946年春，中国国内还先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党派。例如，谭严山等人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于1945年10月28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宣布正式成立和进行公开活动;黄炎培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公等共同筹备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于同年12月16日在重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并创立《平民》周刊。救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加学社、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也都在这一时期成立。这些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初期的基本主张是调和国共斗争，要求政治民主，实行经济和思想自由等。但在国民党政权公开发动第二次国内战争，第三条建国道路彻底走不通之后，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结为同盟，共同为促进政协召开、维护政治路线和反内战、争和平的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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