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宋林霖 梁琰
图片/hellor
作为国家各类生产实践的场所和载体,“城市空间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在空间中的生产、生活、交往,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源泉,塑造着空间结构与面相。
不可忽视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疑难问题也在城市中以空间的形式显现:社会秩序失衡、空间正义缺失、资本对其他空间的侵蚀、公共生活空间建设不足、城市空间商业化、城市风貌千篇一律等,城市的风险不断累加。
城市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治理的延伸和重要抓手,城市空间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治理维度。以空间理论审视和思考城市建设中面临的诸多风险,为我们重新审视城市治理提供了新视角。
城市空间的意蕴
城市空间治理的权力意蕴首先要求秩序的发展。城市并非孤立的地方共同体,而是国家整体建设的重要一环,要在服从全国一盘棋的大局下进行框架内的建设发展。党通过政治领导指导城市空间的规划和使用,使党的意志在政府的决策和执行中得以贯彻和实施。通过影响权力间接塑造城市空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塑造着城市景观与面相,深层次地将党的意志与党所代表的生产关系赋予城市空间内涵,而被权力塑造的城市空间贯彻着权力的意志和要求,解构原有秩序并构造相应的政治秩序。
空间的市场意蕴首先意味着空间的生产承载功能。市场经济是除权力要求之外的城镇化的又一推动力。经济建设是当今城市所承载的重要功能之一,经济运转以自由流通的市场要素为主要特征。从内部性而言,空间是承载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一定的经济活动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同时,市场经济促使城市空间不断分化与重构,城市空间被赋予新的意义、价值及功能结构。市场经济逻辑要求不断挖掘城市空间的内在经济价值,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利润为根本导向,市场经济的这一诉求必然推动着城市景观的迭代。
空间的市场意蕴意味着资本的空间化。城市空间不再单纯地作为活动、生产抑或是控制的场所,也成为资本追求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新的源泉所在。资本以不断再循环追求更多剩余价值为终极依归,意味着资本必然以经济洼地为运动指北,要求不断聚合城市内部有限的各类要素以最大限度甚至超出限度进行空间生产。同时导致空间分化,这种空间分化使得不同空间群体享有差异化的空间权益和城市公共服务,进一步扩大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此外,资本的商业化运作消解了城市的本身风貌和独特的城市历史文化,现代化空间的千篇一律,公共空间的异化,意味着居民权利感、场所感和归属感缺失,意味着直接剥夺了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体验。
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城市区域空间和领域空间规划不合理。权力对于城市空间的建构与治理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不同时期国家发展规划下城市发展理念、建设指标及历任领导者间的关注差异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现有城市诸多遗留问题和产生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不同阶段的发展理念和施政指向,深层次体现着政治权力对于地方城市治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价值取向,并代表不同的发展要求。城市化与工业化虽然伴生发展,但两者并不是协同推进的。初期城市建设的户籍管理等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局面,导致城市化进程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形成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并延承至今。
第二,市场空间侵蚀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市场特别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推动城镇化的另一重要动力。地方政府借由市场机制,将土地和城市空间转化为商业资本,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抓手。通过土地的市场化运作支撑地方进行新城区、新产业园区、新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老城区改造等城市空间改造和扩张的财政;通过工程外包、项目竞标等形式,借助市场力量深入挖掘所创造的经济增长点,吸引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生产。在现代资本生产中,空间并非独立且无属性的自然生活和生产场所,资本以逐利为旨归,决定其并不为人民的福祉和城市的有序美好空间建设而努力。市场空间对其他城市空间的侵蚀和异化,主要体现在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支配渗透与空间的商业化消费化,缺少规制的资本必然对市场空间外的政治空间、社会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产生侵害。政治腐败权钱交易、以钱为本向钱看齐、生活对象的消费化、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均显现着资本超脱市场空间对其他城市空间侵蚀和异化,对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收获感、满足感,对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产生负面效应。
第三,空间权益配给失衡。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实质上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将农村土地、人力等空间资源转化为城市空间资本的城市空间扩张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对空间资源的过度生产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城市规划一变再变不断创造新建设热点,新园区新城区建设项目不断上马、卫星城等超前建设造成“鬼城”;城市空间边界不断扩张,同化吸纳近市乡村,大量农村土地转化为空间资本迫使农民职业和身份转变,然而受制于城市户籍管理以及与之绑定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城市资源在居民身份上的限定,造成空间权益的缺失;土地财政模式在资本运作下导致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城市土地“圈而不用”造成闲置浪费,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城市景观千篇一律。资本驱动下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消解着城市风貌,也溶解着城市赋予人们美好生活的空间历史诉求与现代化城市中的心灵归宿和历史归属功能。资本的逐利性也使得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聚,导致城市内部公共服务在城市地域意义上分布不均衡以及空间权益在社会空间意义上配给不公平。在此意义上,权力和资本形成“合谋”,固化的城市区域分化导致的贫富和社会空间权益的差异化,以及与此配套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共同造就了“新贫困空间”的产生。
城市问题的空间治理之道
(一)人民满意的空间治理目标。以人民满意而非以资本满意为治理目标是解决当下城市问题的根本依归。人民满意要求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将群众的感受和真正的利益诉求放在首位,重视群众对城市空间建设的空间权益诉求,始终明确将市场经济及资本作为建设抓手,创造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空间治理中具体体现为以党、政府、人民的“共谋”取代权力和资本的“合谋”,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角度综合城市空间规划和赋能。也就是培养社区伦理共识和保护城市历史记忆,而非服务资本进行过度空间生产。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需要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公共活动或自由交往,人们正是在这种空间的交往中不断确认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形成人的本质特征。这也就是说,城市管理者和领导者不能以私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替代公共利益和社会需求,需要培植公共活动空间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场所,而这种场所正是创造性、幸福感、自由感的产出所在,是人们之于城市共同生活之美的体验所在。这种感受和体验给予人们共同的信任、形成互惠的社会网络;由这种社会资本赋予空间以新的意义和价值,重建空间结构及其上的社会关系结构,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善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
(二)顶层设计的空间治理动力。推进城市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治理领域的各方面各环节”。党以国家和国民的发展要求为自身的行动纲领和前进方向,引导政治权力的有序运行、控制资本的有序运作。建设和谐美丽的城市空间必须坚持党的主张和领导,将党对城市建设的领导和要求作为地方政府塑造城市空间面相景观的指南。坚持党对城市空间建设的领导,防止城市中少数精英依仗其优势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对城市空间建设的单向诉求造成城市资源区域集聚,更加合理均匀配置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惠及城市居民;打破区域生活固化造成的社会阶层固化,杜绝资本对政治空间、公共空间的渗透与异化,重构资本的社会伦理属性。需要明确的是,党的领导不是事无巨细的具体领导,而是对方向、道路、目标的领导。城市空间良善秩序的构建和存续,根本上必须以政治权力的支持和对资本的约束和规制为前提。要实现这一目标,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生产、交往空间,就必须坚持先期规划,在规划中满足不同城市主体对于各类空间权益的需求,以政治权力对空间及空间权益进行配置,理顺主体间空间权益关系,在对城市空间的要素、结构、功能、区划的统筹布局中予以实现,需要在考察城市现有各功能区和居民生活质量关系的基本面上予以实现,促进公共空间和服务资源的充分平衡配给。
(三)多元协同的空间治理机制。当前的各类常规城市问题的产生和复杂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空间权益配置的不均衡。多元协同的空间治理,首先要求空间的协同治理,在治理和规划过程中坚持整体思维和底线思维,将短期规划和长期建设相结合,充分、均衡配置空间权益。以顶层设计突破集团利益,在为人民满意的基础上整合各方利益诉求,而非为短期发展牺牲未来生活。同时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空间建设在考虑到空间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同时,需要兼顾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后者是构成人民城市生活幸福感和归属感的主要来源,是空间权益的主要内容。使城市空间不仅是控制和生产的空间,而且是围绕着人文关怀建设有温度、有品质的生活空间,使空间复归其本义。另外,空间治理意义上的多元协同意味着要求城市治理的多空间主体参与,是权力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的协同治理。这一治理首要的要求便是畅通的对话和参与机制,将不同空间位置群体的空间权益冲突通过对话和参与机制转化为诉求和实践的力量,切实地影响空间建设。此外,空间治理意义上的多元协同的空间主体参与,不仅仅是党的领导和政府决策的参与、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的参与以及社会优势群体的参与,也是差异化空间主体就空间权益的对话,这就要求畅通的协商对话机制。不同的空间群体的对话形成了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也促使诉求和利益得以整合,大众参与能够更加有效地监督和督促充分全面的城市空间内容建设。城市空间治理不再仅仅是满足社会优势群体的特定治理,而是重构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结构,复归人本,实现“空间正义”的现代化城市空间治理。
(作者宋林霖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梁琰系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7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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