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各有不同，清朝改革失败了，发生了流血革命，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与英国的“光荣革命”却基本上没有产生大的社会动荡，以较平稳的方式过渡到现代社会。
这是为什么？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样的土壤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
日本和英国的转型成功，原因在于之前具备一定的商业基础，有了充实的新兴阶层，也就能顺利地改变上层建筑
农业和商业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其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体制下，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主体，没有相互交换的需求，大家的东西都一样，自产自销就够了，尤其农业是靠“天”吃饭，追求稳定的风调雨顺，代代循环，长辈的经验是很重要的，不需要太多的创新和折腾。
明治维新
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在这种生产体制下，农业社会的思想倾向于尊重权威，追求稳定，排斥创新，社会组织间也缺乏交流，人人各扫门前雪，只考虑自身小集团的利益。
而在商业经济的生产体制下，交换是最重要的环节，工人们要不断创新以制作出新产品来，商人们要绞尽脑汁相互合作才能获得利益，尤其在“等价交换”的条件下，谁也没有特权，身份背景、家族的影响被淡化了，谁有才能、谁物美价廉就是王道。在这种生产体制下，商业社会的思想是追求创新，公平交易，不重身份，注重契约，社会组织间常常相互合作、妥协以谋取更多的利益，通常能把蛋糕做大”。
工人
所以说，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的思维，农民是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似的，因为只要耕种好自家田地即可，又不需要与外界交换，管别人做什么呢？
这是农业的天性，农民最多只考虑到家族、宗族的利益，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熟人世界”里，打交道的都是亲戚，唯有“忠孝友爱”的道德理念才是维系彼此间的纽带，对于“外人”则没有太多需求。
在这种思维下，是不可能产生现代政体的。
现代政体需要的是什么？是权力制约、相互合作、互相妥协的契约精神，它的载体是“商人”而不是“农民”。
“商人”注重的是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多方合作，为了完成一个赚钱的大目标而进行多方妥协，大家都有得赚，多方利益能够均衡，所以签订契约。
农民
“商人”尊重的是契约精神，只认合同不认人，所以这种思维适合在“陌生人世界”里打交道，相互之间哪怕不认识也可以合作。
相比于“农民”讲究小集体的家族观念，“商人”则承载了一种可以不断扩大、延伸的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使得团体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向外扩张。
举个例子说吧，无论是中国明清时代的商帮还是意大利、英国商人，或是当代浙江商人，当他们生意做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有行会、帮会组织了，或者称为协会、联盟，从产品上游生产到下游销售，形成一条产业链，每个环节都要充分合作，每道工序都由不同群体去完成，因为只有专业分工才能提升效率。
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现代政体。
做生意是这个道理，搞政治也是这个道理，权力制衡、相互监督的体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青帮
小农经济的土壤是绝对不可能培育出现代政体的，唯有工商业经济才会产生现代政体的思维。
人们在谈论改革时，往往最忽视的就是这个，选择忽略经济基础的“土壤”，却去关注所谓上层建筑的“果实”，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你要种出一棵好果树，首先要选对土壤，把土地营养成分准备好了、雨水阳光充足了，果子才会长得顺利，而如果土壤本身有问题，不适合种果树，只适合种水稻，导致的结果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再好的思想、体制到了不对的土壤里，也要变味，甚至比从前更糟糕。
上层建筑只是结果，经济基础才是原因。果子之所以长得好，那么漂亮，不是凭空而生的，是土壤长期滋润出来的。
在土壤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奢谈什么政体改革，都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而一旦土壤发生了转变，成分发生了变化，你再栽一棵树下去，它很快就生长出来了，不用大费周折地去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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