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写意花鸟画肇始于宋元时期的墨笔花鸟画，确立于明代中后期。它要求画家在把握所表现物象形体结构的前提下，用略为简练概括的笔法以形写神，既不拘泥于工笔画范式，又不夸张狂放；既注重花鸟造型的准确，又强调笔墨变化的趣味。作为写意花鸟画中常见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崛起于明代的浙江画派和吴门画派，还是形成于清代的扬州画派，均是名家辈出、佳作迭呈。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海上画派，在继承明清小写意花鸟画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借鉴西洋画和民间画的某些元素进行创新，实现了小写意花鸟画在近现代时期向平民化和世俗化的衍变。艺术土壤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起始于并称为“沪上三熊”的张熊、朱熊、任熊，以及任熊之弟任薰，集大成于前期海派领袖任伯年。虽然，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家的艺术风格不尽相同，然而纵观他们的传世佳作，却有着共同的艺术格调，即清新俊逸，极具时代意韵。而形成这一基本格调的文化土壤，是上海开埠后形成的特殊城市结构，以及江浙沪地区深厚的小写意花鸟画艺术传统。上海自1843年开埠（尤其自英国、美国和法国在此开辟“租界”）后，日渐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的设立，各地失业者的涌入，西方工业品的倾销，以及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时局动荡，致使上海半殖民地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江浙东南半壁无一片干净土，而沪上繁华远逾昔日”。诸多富商乡绅、文人士大夫、失意政客以及各路画坛名家云集上海谋求发展，使上海成为中国当时画家最多和最集中的城市。近代前期，书画家在上海的聚集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至19世纪末，以江浙地区为主的各地书画家来到上海。作为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核心画家的张熊、胡公寿、任熊、任薰、任伯年均在其中。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后，各地书画名家再次汇聚于此。力主绘画改革的康有为也于此时寓居上海。他推崇郎世宁融合中西的风格，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说：“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讲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这种融合中西绘画技法的创作理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的创作。海上画派卓有所成的小写意花鸟画家大多来自浙江——除王礼来自江苏吴县、胡公寿来自华亭（上海松江）外，张熊、朱熊、任熊、任薰、任伯年、朱偁和王震，均来自浙江。他们承袭了浙江画派、吴门画派和扬州画派的绘画传统，通过改革和创新使小写意花鸟画呈现出新的面貌和风格，适应了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融入了市民阶层的生活。浙江画派自明代前期由戴进创立之后，在小写意花鸟画创作方面，可谓成就斐然。譬如“浙派殿军”蓝瑛的小写意花鸟画，笔墨秀润、布局舒朗、敷色明快；晚明时期的浙派画家项圣谟兼工花卉，设色秀丽。我们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蓝瑛《萱石长春图》扇面和项圣谟《花卉图》册，隐约可见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着色特点。晚明陈洪绶曾随蓝瑛学画花鸟，而海上画派花鸟画家任熊、任薰和任伯年，又深受陈洪绶花鸟画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三任”小写意花鸟画风格，皆得陈洪绶奥义，可见浙派花鸟画对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创作的影响之大。吴门画派的儒家文人士大夫审美居于绝对地位，扬州画派则儒商合作，“俗中带雅方能处世，雅中带俗可以资生”，儒家审美虽然丧失了绝对地位，但依然能和世俗审美平分秋色。而近代上海的绘画市场具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色彩，要求以雅谐俗、以俗作雅，故而，儒家审美意韵浓郁的吴门画派和扬州画派均未能完成海派画风的创造，而来自浙江的具有近代化意识的画家却成了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主体。尽管如此，吴门画派和扬州画派的小写意花鸟画传统，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海上画派，是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的重要源流之一。沈周、周之冕、陆治、王穀祥、王中立、鲁治等吴门画派较有成就的画家，以及华嵒、汪士慎、郑燮、罗聘等扬州画派画家，均擅长小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并有佳作传世，其中所蕴含的绘画传统深深地吸引着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家们。任氏昆仲：任熊、任薰上海近代化的城市结构，需要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突破传统藩篱，探寻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模式。如果说前期海派画家张熊、朱熊是前驱画家的话，那么，初步实现小写意花鸟画通俗化和平民化衍变的则是来自浙江萧山的任熊、任薰兄弟。任熊（1823—1857），字渭长，又字不舍，号湘浦，浙江萧山人。他自小酷爱绘画，“画宗陈老莲，人物、花卉、山水结构奇古，画神仙、道佛，别具匠心”，曾随民间画师学画祖宗容像画，靠卖画来维持生计，后因厌其刻板教条，曾窃变其法，于是“朝服翎顶者，秃其颅矣；端拱者，跌一足矣；缺嘴坏唇，无怪不具”。1841年，任熊旅居杭州，临摹孤山圣因寺贯休所绘《十六尊者石刻画像》。不久，结识嘉兴周闲（字存伯），得观其所藏历代名画真迹，“终日临摹古人佳画，略不胜，辄再易一缣，必胜乃已。夜亦秉烛未尝辍，故画日益精。周闲喜客，客多诵任熊名，故名日益盛”。1849年，浙东名士姚燮邀任熊留住宁波家中，并热情相助，使任在诗词书画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绘画技艺日臻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851年，任熊与书画家张熊在张的银藤花馆相会；次年到苏州，与画家黄秋士、余镛、齐学裘等结书画社。从此，任熊常住苏州，往来上海，以卖画为生。其绘画技艺在上海颇有声名，“重金求其作画者甚多”。太平天国时期（1851—1864），太平军进军江浙沪地区，定都南京，任熊受周闲推荐至清军江南大营专职绘制地图，后得肺病，终日闭门作画。1857年任熊去世，年仅35岁。任熊的小写意花鸟画师法徐渭和陈淳的大写意笔墨、借鉴恽寿平的没骨法，具有文人画意趣，同时融合民间绘画的某些特质，又有装饰趣味和世俗化意韵；在物象描写的基础上，注重意境营造，实现画中有诗和情景交融。其传世的小写意花鸟画作品主要有《柳鸭图》《牡丹图》《花卉翎毛图》《花卉图》《紫绶金章图》和《帘外翠鸟图》等。
任熊《柳鸭图》
《柳鸭图》，纸本设色，纵144.6厘米、横52厘米，现藏于天津博物馆。图绘柳塘一隅，微风轻拂，柳条低垂，柳叶随风摆动，柳树枝下两只凫鸭悠然地徜徉水中，其中一只还调皮地抬首凝望天空。图中柳树枝叶用墨笔写出，浓淡得宜；凫鸭用水墨写成，赭石色稍加渲染，自然生动，令人回味无穷。《牡丹图》，绢本设色，纵18.9厘米、横54.2厘米，现藏于苏州博物馆。此图构图简略，仅绘湖石一旁之两朵红色牡丹，却充分反映了任熊小写意花鸟画的技法特点。湖石用水墨晕染，略加冲水，似自然形成一般；牡丹花瓣用没骨法绘制而成，设色浓丽，迥异于传统文人画笔墨，别具意趣。《花卉翎毛图》，纸本设色，纵136.5厘米、横31.6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图最能体现任熊小写意花鸟画的敷色特点，图中汁绿、曙红、赭石、石绿、石青并用，使得画面绚丽明快，尤其禽鸟的着色处理，兼具恽寿平没骨法和西洋水彩画技法，足见画家高妙的色彩素养。任薰（1835—1893），字阜长，号舜琴，浙江萧山人，任熊的胞弟。自幼承家学而嗜爱绘画，随兄长任熊学画，亦师法晚明画家陈洪绶，画风始与任熊相近，后独具自家风貌。任薰在绘画上可谓早熟，不到20岁就与其兄并誉画坛，画名布于江浙沪地区，常往返于萧山、宁波、苏州、杭州和上海，以卖画为生。《清代画史增编》中记载任薰：“工花卉，用笔劲挺，枝干条畅。人物学兄法，然奇躯伟貌，别出匠心。晚年人物运笔如行草而精气愈显，概由无人俱到而能臻此者。寓吴门最久，亦着声大江南北。”跟随任薰学画的很多，任伯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868年，任薰前往苏州，后寓居于此。此时苏州文风极盛，任薰得以结识诸多画界好友。1887年，任薰双目失明，只得辍笔。1893年，病逝于苏州，时年59岁。“其书画散佚无数，殊为可惜”。任薰的绘画才能是多方面的，山水、花鸟和人物均有较高造诣。他的花鸟画有工笔和写意两种，工笔画古拙典雅，而小写意花鸟画则善于以形写神，笔下禽鸟无不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意境营造上极具巧思，将大自然悠远意境和日常生活情趣融于作品之中，达到雅俗共赏的艺术审美效果。其传世的小写意花鸟画作品主要有《花鸟图》轴、《花鸟图》扇面、《花鸟图》长卷、《松菊锦鸡图》《设色花鸟走兽图》和《和锦图》等。《花鸟图》轴，纸本设色，纵242厘米、横58.8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图绘孔雀孤立于湖石之上，造型稍有变形、略显圆润，体型丰硕。这种以正面带偏的角度，突显了孔雀的圆滚身材，这正体现出陈洪绶在造型处理上的特点，有苍古之意韵。画家将孔雀的绿色、秋叶的红色、花瓣的蓝色以及湖石、枝干的墨色，极为协调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明丽秀雅的视觉效果。
任薰《花鸟图》扇面《花鸟图》扇面，纸本设色，纵17.9厘米、横52.5厘米，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此图绘粉红色花卉，敷色兼具写意法和没骨法，素雅恬静，既有传统意韵，又好似西洋水彩画中的湿画法效果；而图中飞禽，只是寥寥数笔，已是形神俱备、生动鲜活。《花鸟图》长卷，纸本设色，纵27.2厘米、横486.4厘米，现藏于苏州博物馆。此图中花卉禽鸟种类繁多，画家将数十种四季花卉和各种禽鸟协调地组合在一起，而且绘制技法多样，勾勒、点染、渲染和没骨并用。全卷笔法娴熟、设色雅丽、布局精巧，堪称任薰小写意花鸟画的代表作。前期海派领袖：任伯年任伯年（1840—1896），初名润，后改名颐，字伯年，号次远、小楼，别号山阴道人、山阴道上行者。原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出生于浙江萧山。其父名鹤声，号淞云，在萧山开设米店，原是民间肖像画画工，然“耻以术炫，故鲜知者”，直至晚年，才将肖像画技法传授给任伯年。这让任伯年打下了扎实的绘画造型基础。1860年，太平天国军队进军浙江，次年占领萧山并攻破绍兴城，继之在浙江建立浙江天省，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基地。任伯年之父逃难他乡，“中途遇害卒”。任伯年本人则成了太平天国军队中的一员，为“掌大旗”者。1865年，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二年，26岁的任伯年开始在宁波以卖画为生，并结识了任薰。从任伯年绘制于1865年至1867年的人物画的风格来看，任伯年在宁波期间，以同乡族侄关系跟随任薰学画，由此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绘画生涯。1868年，任伯年跟着任薰前往苏州。同年冬，任伯年来到上海谋求发展。然而初到上海的任伯年，画卖得并不好。陈蝶野在《任伯年百年纪念册》序言中记载：“先生初至沪渎，署名小楼，居豫园，极不得志，日至春风楼品茗。”任伯年能在上海打开局面并享誉上海画坛，主要得益于他在苏州认识的海上画派画家胡公寿。正是在胡公寿的举荐下，任伯年结识了古香室的胡铁梅、九华堂的朱锦裳以及银行家陶睿宣等上海经济名流，在上海书画市场终得一席之地。任伯年还结识了虚谷和吴昌硕，尤与吴昌硕交往密切。吴昌硕曾向任伯年学习绘画，《海上画语》中记载：“昌硕作画，就正于伯年，故道及辄称伯年先生，犹伯年不忘知遇，称胡公寿为公寿先生。”1896年，56岁的任伯年因肺结核在上海去世。吴昌硕从苏州赶到上海奔丧，以诗挽师友，诗云：“画笔千秋名，汉石随泥同不朽；临风百回哭，水痕墨气失知音。”任伯年花鸟、人物、山水俱佳，早年以创作人物画为主，到上海后以花鸟画为主。其小写意花鸟画既继承传统，融会徐渭、陈淳和扬州八怪等诸家之长，又借鉴西洋绘画的速写和设色技法，笔墨洒脱、敷色明丽。任伯年小写意花鸟画题材广泛，且均是百姓所常见的花卉禽鸟，诸如桃花、梅花、芭蕉、紫藤、绣球、天竺、萱花、山茶、水仙等花卉，以及鸳鸯、麻雀、八哥、翠鸟、斑鸠、鹭鸶、锦鸡等禽鸟。任伯年以奇肆多变的构图、精妙的造型、严谨的笔墨、雅丽的色彩和雅俗共赏的艺术审美特质，将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徐悲鸿在《陈之初藏任伯年画集》序言中称：“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其传世的小写意花鸟画作品主要有《牡丹双鸡图》《沙竹图》《松鼠图》《幽鸟鸣春图》《凌霄松鼠图》《芭蕉狸猫图》《木棉鸣禽图》《荷花双燕图》《天竺雉鸡图》，以及《花鸟图屏》（12幅）、《花鸟图》扇面、《牡丹孔雀图》扇面等。《牡丹双鸡图》，纸本设色，纵103.3厘米、横44.5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绘两只花鸡栖息于湖石之上，漫步轻盈，神情怡然。湖石旁的牡丹花枝，婀娜伸展，花苞待放，彰显出无限生机。画家以娴熟的笔墨技法，辅以淡雅色彩，干净利落地将双鸡塑造得恬静可人。
任伯年《花鸟图屏》之《芦鸭图》《花鸟图屏》之《芦鸭图》，绢本设色，纵160.2厘米、横58.5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绘12只鸭子在水塘边的芦苇丛中引颈鸣叫嬉戏，姿态各异，神情不同。此图最为动人之处就是鸭子的组合和动态——由画面右下角向左上方几乎成直线延展至画面中间部位，其间12只鸭子有的鸣叫、有的凝视、有的缩颈、有的仰脖，穿插有致，极尽自然生动之意趣，堪称妙笔。《花鸟图》扇面，纸本设色，纵18.2厘米、横52.9厘米，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此图构图新颖——由画面右上部延伸而出的花枝花簇和画面右下部插入的竹枝，占满整个画面，仅留右上角极小画面绘制飞禽。此图绘制技法多样，融勾勒、没骨和彩墨写意于一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任伯年小写意花鸟画的艺术特点。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形成于作为近代中国租界文化中心的上海，在顽强地延续明清小写意花鸟画优良传统的同时，融合了西洋绘画和民间绘画某些技法，赋予了小写意花鸟画更多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内涵，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和风格。海上画派小写意花鸟画犹如一股清新的艺术之风，吹拂上海乃至全国画坛，以奇巧的构图、古雅的造型、新颖的色墨、雅丽的色彩以及雅俗共赏的审美取向，将小写意花鸟画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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