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杭州丁敬开创浙派印风,“兼采并骛,远师秦汉,而不废文、何”,力纠妍媚、纤细的时风,蒋仁、黄易、奚冈师法丁敬,世称“西泠四家”。而后陈豫钟、陈鸿寿师事黄易,赵之琛师事二陈,钱松自汉印入手,继而师法丁、蒋,后世称此四人为“西泠后四家”,或称八人为“西泠八家”。浙派篆刻师法秦汉,博采众长,用刀多以切刀为主,线条波磔起伏,篆法参以隶意,方折古雅,不仅风靡当时印坛,而且流风延至晚清、民国一直到当代。
上海开埠以后,书画市场的繁荣和经济交往的发展,使印章的需求大大提高,也吸引周边地区的篆刻家进入上海,在上海形成庞大的篆刻家群体,成为全国近现代篆刻发展的重镇。这些篆刻家很多受到浙派印风的影响,有的固守浙派印风,多以浙派面目创作;有的初受浙派影响,后衍变成其他流派;也有的从浙派篆刻入手,后参以其他流派,形成浙派新军。
一、固守浙派印风,多以浙派面目创作的篆刻家
受晚清浙派印风的影响,民国初期的印人大多沿习浙派印风,一部分印人虽然也有汉印古玺风格的作品,但多以浙派面目创作。有的印人传世作品不多,但致力于建立印学团体、收藏整理印学资料,对印学的贡献极大。
吴隐(1867~19),原名金培,字石潜、遯盦,号潜泉,浙江绍兴人。他的传世作品带有浙派的烙印。吴隐对近现代印学的贡献更在于整理出版了大量印谱和印学著作,还设立了上海西泠印社,将经营所得资助西泠印社的活动,为印社的发展出力尤多。
褚德彝(1871~1942年),原名德义,避宣统讳更名德彝,字松窗、守隅等,号礼堂,又作里堂,别号汉威、舟枕山民等,浙江余杭人。篆刻取径浙派,精研秦汉印,所作挺秀苍劲。
高时显(1878~1952年),字欣木,号野侯、可庵,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精鉴定,富收藏。篆刻于陈豫钟有深契,秀雅可爱。曾云“徽、皖之气见于面,而吾浙尚含蓄从容大雅,非皖工所能别”。
丁仁(1879~1949年),原名仁友,后改名仁,字辅之,号鹤庐。浙江杭州人。富收藏,尤以西泠八家印作为多。刻印结体、用刀深受浙派影响。丁仁发起创办西泠印社,辑拓《西泠八家印选》、《杭郡印辑》等,为后人的印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高时敷(1886~1976年),字绎求,又字弋虬,号络园。浙江杭州人。工篆刻,取径浙派,作品工稳端庄。富收藏,精鉴别,辑有《乐只室古玺印存》、《乐只室印谱》、《次闲篆刻高氏印存》等,并与丁仁、葛昌楹、俞人萃合辑成《丁丑劫余印存》。
武钟临(1889~1949年),浙江萧山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字如谷,号况闇。善书,工篆刻,服膺丁龙泓,因名所居曰拜丁馆,其印受陈豫钟和汉私印的影响更大。
张石园(1898~1959年),又名入玄,一字蔼如,又号麻石翁,江苏武进人。擅山水画,对金石学也颇有研究,流传的篆刻作品多为浙派风格。
二、初受浙派影响,后衍变成其他流派的篆刻家
近现代上海印坛流派纷呈,其中不少印人先从浙派入手,而后再广涉博取其他流派,形成新的流派或风格。如方镐曾学浙派,后师事吴昌硕,能为师代刀;赵叔孺既精于浙派创作,又对元朱文创作进行探索,指点陈巨来专攻元朱文;又如方介堪初学浙派,后又在玉印和鸟虫篆入印等方面颇有建树。
方镐(?~1906年),字仰之,号根石,江苏仪征人。篆隶刻印初学同乡先贤吴让之,有“虎贲中郎”之誉,又学西泠诸家,后师事吴昌硕,钝刀硬入,走刀爽利。
童大年(1874~1955年),原名暠,字醒盦,又字心安,一作心龛,所居曰安居、依古庐、雪峰片石草庐,上海崇明人。篆刻取径甚广,浙宗皖派之外,古玺汉印、砖甓陶文皆能为其所用,虽未专习于一门一派,但其印气韵生动,合古融今。
赵叔孺(1874~1945年),浙江鄞县人。字献忱、叔孺,后易名时棡,号纫苌,晚年自号二弩老人。民国后,隐居上海。篆刻遍学各家,兼浙皖两派之长,学赵之谦所得尤多,又擅宋元朱文印。又是一位成功的篆刻教育家,近现代印坛的许多著名篆刻家都出自他的门下。
张鲁庵(1901~1962年),字炎夫,号幼蕉。浙江慈溪人。西泠印社社员。精篆刻又以善制印泥名驰遐迩。张鲁庵自幼喜爱篆刻,曾从赵次闲入手,学习西泠诸家,后又钻研皖派,对邓石如临仿尤多,遍摹散见于各谱中的邓印100余方,编成《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
方介堪(1901~1987年),原名文榘,后更名岩,字介堪,以字行,所居曰玉篆楼,浙江永嘉人。先从浙派入手,经多年研习,具老苍之趣。又独钟玉印,将鸟虫篆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为近现代上海印坛开一生面。
叶潞渊(1907~1994年),原名丰,字仲子,又字潞渊,后以字行,江苏吴县人。治印初宗浙派,尤酷嗜陈曼生,后取法于古玺汉印,旁及邓石如、赵之谦,博涉商周金文、两汉碑额、镜铭、泉币、封泥、砖瓦等印外文字意趣,融会贯通,自成体貌。
三、从浙派篆刻入手,融入其他流派,成为浙派新军的篆刻家
清末民初,浙派风靡一时,有一些浙派印家墨守成规,将西泠八家的风格程式化,使浙派印风出现僵化、刻板的倾向。而一些有眼光的浙派篆刻家们在这一时期不断探索,吸收各流派的长处,融入自己的作品,其中王禔、唐醉石等创出了既保留浙派特征,又有别于西泠八家的印风,被后人称之为浙派新军。
王禔(1880~1960年),原名寿祺,字维季,号福庵,斋名麋研斋。浙江杭州人。篆刻创作宗浙派,后又益以皖派之长,上究周秦两汉古印,自成体貌。王禔的印风以整饬为主,兼具苍老浑厚之致;尤其精于细朱文多字印。成为浙派新军的领军人物。
唐源邺(1885~1969年),字李侯、蒲佣,号醉龙、醉农、醉石、源邺山农、印匠、休景斋,湖南长沙人。与王禔过从甚密,同为浙派新军。唐源邺很少刻工细的多字细朱文,但其对汉印的理解则极其到位,还善于采撷汉砖简帛等印外资料,取径甚广。
顿群(1906~1988年),字立夫,又字历夫,晚号惬叟,河北涿县人。刻印于王禔藩篱之外,吸收汉印及赵之谦、黄士陵等各家意趣,作品工稳精严,深于法度。白文用刀爽利,布白善于留红;朱文结体疏朗,意态生动,秀而不媚。
吴朴(1922~1966年),王禔弟子。字朴堂,号厚庵,浙江杭州人。早年追摹吴昌硕印风,后又沉浸西泠八家之中,治印借鉴范围更广,创新意识更为强烈,善用隶书、楷书甚至简化字入印,六朝悬针篆、宋元官印以至瓦当、元押,都能拿来为我所用。
流派的延续,既要传承,更要出新。一味地在流派的圈子里徘徊,终将视野狭窄。从清末民初一些固守浙派的印人作品来看,确实存在单调拘谨、刻板僵化的程式化倾向。所以高时显发出“浙宗至次闲而蔽生矣;徽宗至让之而蔽亦生矣”的警示。作为流派,一定是有程式的,不然形不成流派,但程式如果过于刻板,便阻碍了流派的发展。赵叔孺、方介堪等印人从浙派中汲取营养,又博取其他流派,从浙派中走出来,形成了新的流派和风格。王禔、唐醉石等印人在继承浙派的基础上,融合各派之长,然后根据各自的秉性气质,融入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从而使作品注入新意,成为浙派新军。浙派新军的“新”,就在于把握时代脉络,这样植根于坚实传统,又善于出新的流派,必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王禔、唐醉石等培养了顿立夫、吴朴堂、江成之等一批传人,这些传人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浙派传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到今天,浙派仍是上海篆刻界的一支有生力量。
文/张遴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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