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涛，建行金融市场部
与内生失衡引发的经济衰退不同，新冠疫情虽引发各国经济深度衰退，但触发原因属于外生性冲击，故而政策对冲也是相机抉择的，即政策依据疫情发展态势和经济恢复情况动态调整。
鉴于疫情在各国集中暴发时间存在时滞，加之各国抗疫进程也不同步，因此各国在实际干预中的政策对冲差别也很大。例如，在欧美地区，由于新增传染病例数曲线迟迟未平坦化，他们只能被动实施多轮政策对冲，近期美国已经开始讨论出台第四轮政策对冲方案。而对于像中国等部分亚洲国家而言，由于疫情较早就被有效控制，且经济得以有序恢复，因而在常态化防疫保障下，这些国家前期的政策对冲就有了逐渐退出的空间。
具体到中国而言，针对疫情的冲击，宏观层多策并举实施了政策对冲组合拳。其中，仅人民银行就通过运用降准、公开市场逆回购、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超预期投放流动性”，而且还累计下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30个基点，创设了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等等，由此直接带来货币金融条件出现了阶段性的超预期宽松，货币市场隔夜资金利率一度降至1%以下，期国债收益率则降至2.5%以下，人民币对美元汇价也有近3%的贬值至7.17。
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实际同比增速由去年四季度的6%降至-6.8%，GDP季度环比折年率更是由6.1%降至-33.8%，GDP名义同比增速由9.6%降至-3.3%，显示在疫情冲击和抗疫隔离措施叠加影响下，经济阶段性出现了巨大产出缺口，相应A股一季度接近13%的跌幅也表明市场对经济前景预期的悲观程度。
进入二季度以来，伴随经济复工复产进程的有序推进，经济内涵的韧性逐渐开始释放动能。按照英国《金融时报》对房地产销售面积、城市交通拥堵、主要发电厂的煤炭消耗量、集装箱货运量、电影院票房和10大城市空气污染指数等数据的综合估算，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恢复了80%以上。另外，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也有2月份37.31连月回升至49.10，基本接近去年底49.81的水平。
因此，单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只要疫情不再出现大范围的反复，且常态化防疫能够提供有效保障，新冠疫情对于经济运行阶段性的外生冲击就将呈现式微态势，加之前期超预期政策对冲效果完全显现还存在一定时滞，因此，需要相机抉择地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易刚行长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也明确表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所以我们看到，自5月中下旬以来，人民银行主动对市场预期进行了引导，相应在利率和汇率逐渐由低点向上年末的水平靠近——期国债回升至3%左右，即期人民币兑美元汇价升至7附近，同时在疫后经济V型恢复的市场预期推动下，A股出现快速反弹，上证综指回升至3400点附近，反弹幅度近30%。
整体而言，近期在政策相机抉择调整引导下，中国的货币金融条件虽然有所收紧，呈现明显的“V”型反转，但此只是对疫情期间超预期宽松的纠正，而非是趋势性转向，换而言之，无论是近期汇率的走强，还是利率的抬升均应是阶段性的。而按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的宏观要求，前期抗疫政策的适时退出，不仅削弱了政策“后遗症”，防止金融脆弱性的抬高，更为后期政策继续能在“正常空间”内保持灵活性提供了重要保证。因此，近期金融率先出现的反转一方面是对疫情冲击外生性的确认，另一方面也预示二季度经济大概率将V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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