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风：阮籍文章对鲁迅杂文的历史影响｜沈栖

河南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英杰俊才云蒸，名篇佳构荟萃。酷爱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鲁迅先生与中州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表现在他阅读和辑录了大量中州古典文献，科学地评价了许多中州古代文人，而且还体现在中州文化和中州古代文人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影响。阮籍文章对鲁迅杂文的历史影响便是其中的一个侧面。“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刘半农赠予鲁迅且得到鲁迅首肯的这一联语，用力地证实了包括阮籍在内的魏晋文章对鲁迅杂文的历史影响。

阮籍文章对鲁迅杂文的历史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针锋相对，注重辩难。

阮籍文章“长于辩难”。（刘师培：《中古文学史》）鲁迅对双方辩难的文字颇感兴趣，他说：“阮籍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题未定草8》）通过彼此间的论辩文章，是可以明辨双方意见的区别和体会那种“针锋相对”的表达方式的。我们不止是从《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杂文集附录别人文字的体例中，可以看出鲁迅效仿阮籍辑集的编排法，更从他与新月派（如梁实秋）进行论争的一系列著名文章如《文学与出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窥见这种“针锋相对”的表达方式。批驳论敌时，状如剥茧，层层深入，必待对方体无完肤方始罢手。

辩难过程中，为了使理论形象化，阮籍文章广于取譬，自然界、社会、文献等莫不采资。《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将那些虚伪的礼法之士比作“处褌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的“群虱”。而鲁迅杂文中的生动比喻俯拾皆是，如将民族主义文人喻之为“为王前驱”的“流尸”，将一味乞求西方文化者喻之为“西崽”。鲁迅杂文驳难的雄辩、论理的缜密、剖析的深切，甚至那些清竣雍容、疏宕齐整的析理文字的风度，也浸润着阮籍文章的涵养。当然，鲁迅杂文特别是其后期杂文所闪烁出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和高度的艺术造诣，则远非阮籍所能望其项背的。

二是不事苟合 敢于持异。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阮籍“脾气很大”。所谓“脾气”，无疑是指其敢于持异的气质和性格。阮籍独立思考，不甘阿世，怨刺奸佞，所以遭受谗毁、迫害，甚至性命也岌岌可危。鲁迅和阮籍一样，“脾气”不可谓不大，恰如冯雪峰所说：“鲁迅对于旧的观点和封建的、宗教社会的传统的伦理观念常有敢于持异的勇气。”（《冯雪峰文集》卷一256页）

敢于持异的反叛性——反传统性思维，反习惯性思维，正是构成了这位“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的独特的思维方法。比如中国近代因为民族要改革，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们都侈谈“破坏”，而鲁迅则提出异议。他在《再论雷峰塔倒掉》一文中将我国历史上的“破坏”大致分为三种：寇盗式、奴才式和革新式。他纵观中华数千年历史，言简意赅地说：以往的“破坏”所多的是“寇盗式的破坏”（即外寇入侵）和“奴才式的破坏”（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前者的“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后者的结果“只是在修补老例”，进步的、革命的阶级则寄望于并致力于“革新式的破坏”，因为他们内心有“理想之光”。

鲁迅每每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异议”，难道不正是与阮籍敢于持异的精神一脉相承的吗？

三是释愤抒情，放纵而谈。

阮籍愤世嫉俗的孤傲品情必然反映到他的文章中来，这便构成了其“通脱”的文章风格。“通脱”者，随便之意也。阮籍的文章自由纵恣地抒发而又说理缜密地驳难，机锋犀利，挥斥方遒。这种词意急切、新颖脱俗的文风是为他鄙薄纲常礼教、功名利禄的反传统反因循的思想内涵服务的。

鲁迅杂文则是不拘矩绳，挥洒自如地行文走笔，在“放纵而谈”这一点上，与阮籍极为相似，情至而发，乐则大笑，悲则大哭，愤则大骂。他或讥讽时事，直陈弊谬，或广征博引，议论风生，或罗列谬说，略加评骘……正如他自己所说：“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三闲集·序言》）例如《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关于中国放火》一文，鲁迅由希腊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到人间谈起，进而写到燧人氏发明了火，再写到“随意放火”的“火神”，却因为人民害怕他而“受到崇祀”，继而写到秦始皇焚书，最后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大放其火为全文的结穴，义正辞严地怒斥了日寇及其豢养的走狗的卑劣行径。鲁迅的这篇杂文“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篇》）写得潇洒自如，气势从容。

四是隐而不显，好用曲笔。

处于魏晋嬗代之际的阮籍，不是“利之所在，若鸟之逐鸾”之徒，不愿倒向司马氏一边，但身处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时时流露出远祸全身、消极退隐的情绪。既要反对，又怕取祸，这种现象正是阮籍尖锐思想矛盾的具体表现。它反映在文笔上，则是在“放纵而谈”的同时，又好用曲笔，或寄情美酒，或谈及玄远，或论乎养生。正如鲁迅所论断：“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汉文学史纲要》）

“四·一二”以后，鲁迅同样也是身处肆行杀戮、翦除异己、人人自危的恐怖环境，难以直言，所以，这一时期的杂文很少似前期那般直剖明析，大多是采用隐晦曲折的笔法，“有时措辞就很含糊”，（《野草英译本序》）“造句还须曲折”。（《两地书》）如此的文笔，并不减其“干犯豪贵”之咄咄锋芒，只不过是飘溢出几分幽默的气氛而已。例如《文章与题目》原名为《安内与攘外》，旨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共产党人而又对日寇抱“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政策，鲁迅用了曲笔，改掉了原来较为刺眼的题目，显得既洒脱、诙谐，又巧妙、自然。“文章与题目”，只不过是捉弄敌人的一块障眼的手巾，在其后面，鲁迅怒不可遏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可耻的卖国行径。出语之机智，讽刺之辛辣，似正似反，亦庄亦谐，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作者简介：沈栖，《上海法治报》高级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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