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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商隐受桂管观察使之辟,南下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入幕为掌书记。正是初夏时节,诗人在寓所写下《晚晴》这首名篇。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首联一开头仅十个字,就把地点、时令自然地点了出来。颔联两句一直被历代评论家激赏。其实,就李商隐这两句来说,既非老杜“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那样以写景宏伟壮阔取胜,也不像“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那样以状物细致真切见长,而别有一种意义在。既然前面说“春出夏犹清”,理应对初夏的晚晴作具体描绘。这里特别写了“幽草”,一方面可说是实景,诗人先注意到幽暗处的小草;但另一方面,这“幽草”又带有诗人的个性特征,具有象征性。
李商隐九岁丧父,体弱多病,本来需要亲人的温暖,却接连受到母丧、岳父病亡、姐丈早逝的打击,仕途上也并不如意。这又多么酷似孤独无依的幽草呵!
就用字来说,“怜”下得很恰切。“幽草”不只需要一般的爱,而更多希望的是怜爱、怜惜。天意的垂怜,反映出人世间对幽草既怀同情又有担心和忧虑。久不见阳光的幽草在雨后新晴的阳光下充满生机。这个景象是十分富有诗意的,而这自然界的“晚晴”难道不包含诗人生命途程上对“晚晴”的希冀吗?人间对晚晴格外重视、珍惜,和上句“怜”字相对,用一“重”字,也是力透纸背而无斧凿之痕的。
胡应麟《诗薮》中有这样一段话:“作诗不过情景二端,如五言律体前起后结,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于首二句言景,对起止结二句言情,虽丰硕,往往失之繁杂。唐晚则第三四句多作一串,虽流动,往往失之轻獧。”这首诗并没有按照这个所谓的“通例”,诗中三四二句确实“流动”,但不仅毫无轻俏浮躁之病,反而显得凝练稳重、意境高远,全诗为之生色。
颈联既写景又写情。作者欣赏了雨后新晴之后,高阁远眺,颇有目穷千里之意。此时又由高而低,视线转向寓所的小窗。傍晚天晴,残阳斜照,小窗好像格外明亮。诗人此时情绪乐观,无论是放眼远望,还是注目小窗,似乎都能看出前程的某种希望,所以着一“明”字。五六两句虽然描写较为具体,也紧紧围绕着“晚晴”,却还没有为读者描出一个画面。到了尾联,这个画面终于出来了。这是个很具晚晴特征的画面,而因为有比“幽草”更富生命力的“越鸟”,更含深意。
《古诗十九首》之一《行行重行行》里面有这样四句:“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李善《文选》注引《韩诗外传》:“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这里的“不忘本”,也就是乡土之思。胡马依恋北地,越鸟心向南国。动物本能地怀念故土,尚有如此之情,更何况思念故乡的游子?“巢干后”三字看似平常,却是第一次暗示出下雨了,说明这“晚晴”乃是雨后。
最后一句“归飞体更轻”,把越鸟的飞归作进一步的形容,使这个自然画面更显生动,另一方面,也使诗意更加深化。着重说身体轻捷,和诗题“晚晴”扣得很紧。天气转晴,飞翔在外的鸟,身体沾湿之处渐渐转干。雨水散尽,飞翔自然轻便。“体更轻”又是和“归飞”直接相关的。鸟儿飞离故巢,天晴以后想到故巢已干,归飞之心自然更切,觉得回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可以消除飞翔的疲劳,得到最好的休憩,这正是“越鸟”唯一的心愿。
李商隐到远在南方边地的幕府安身,事出无奈。唐代士大夫一向重视朝官而轻视外任。桂州僻处南荒,府主郑亚又是个被排挤的人物李商隐接受郑亚之聘,只是表示对这个外贬刺史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安心幕府生涯。倘若有朝一日能够得到朝廷信用,北归一展鸿图,岂不更是自己的愿望?因此,末尾两句描出的画面,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也是意味深长的。
《晚晴》一诗情绪乐观,格调爽朗,这样的律体,在李商隐作品中并不多见。作为一首抒情诗,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特色。从通过景物表达思想感情来说,它具有李商隐很多律诗里体现的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特点。所不同的是,这首五律通过对自然界的深切体验,和切身的实际感受,从自然、人生中揭示出耐人思索的哲理。
此诗标题“晚晴”,警句也正是“人间重晚晴”“晚晴”是人人感到快慰欣悦的景象。“晚晴”如果用于人世的一种象征,也可把它看成少年乃至中年遭遇不幸的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人们往往可以从“晚晴”找到某种精神上的安慰,增添忍受困苦、摆脱逆境的力量。人们甚至还能把“晚晴”的象征性意义在生活中进一步扩展开去,用于世间的某种期待。《唐音癸签》引杨慎的一则评语说:“世人但称义山巧丽,俗学只见其皮肤耳。高情远意,皆不识也。”这首《晚晴》的妙处恰在于既有这个“高情远意”,又能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段加以表现。
李商隐没有对自然景物作着力刻画,抒情气氛也不像他的其他作品那样强烈,但景物却具有独特的象征性。诗中警句的哲理完全从形象中引发,和景物描写浑然一体,根本看不出诗人有意谈理念,发议论。在写作手法上,直接师承杜甫,但又借鉴了中唐诗人创作中的有益经验,丰富了五言律诗的表现手段,这正是李商隐诗风趋于老成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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