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隐官场后,陶渊明归至乡村,直接走向园圃。对于居所,陶渊明在田园诗中一直用“园田”“南村”“草屋”“吾庐”等词指代。居所本是一个自然化的表述,但在陶诗中,它承载着诗人充满爱意的描绘。陶渊明居于茅庐,居处环境十分优美,简约中又不乏诗意。
首先,草屋靠近意趣盎然的南山。草屋足有八九间,虽用篱笆圈圈,却丝毫不妨碍观赏南山。“南山”一词并不是陶渊明专用,它出现在诗歌中的时间比较早。《诗经》有十首关于南山的诗。其中的南山物象一方面常被用作起兴,表达男女情事,如《曹风·候人》:另一方面形容多福多寿,故常用于祝寿,如《小雅·天保》。到了汉代,因秦岭和终南山有“南山”之称,“商山囚峙”即夏黄公、绢里季、东园公、角里先生四人隐于商山(秦岭的一部分)以待天下大定,“南山”逐渐成为归隐的代名词。
在陶诗中,“南山”一词与田园生活紧密相连,南山之象与其他动植物物象相融,如诗人于东篱采摘后看到了飞鸟相还、山气缭绕的画面,构成了和谐自然的田园风光图,亦是诗人所向往的归宿。当然,“南山”成为隐逸象征并不是陶渊明独创的,但由于陶渊明非常喜爱南山,并在诗中反复吟咏,进而使南山背后代表的隐逸情怀得以固定,所以能被后世广泛接受流传,成为了陶渊明隐逸志向的一个标志。
其次,寄居穷巷的草屋虽比较简陋,园田虽位于“南野”,但布局都极有格调。诗人谈及“东园”种有青松桑竹,嘉禾长在“南畴”,豆苗重在了“南山下”,园葵在“北脑”处郁郁葱葱,那么“园中蔬”很有可能种在了“西园”,庭院干净,四个主要方位都种有乡间所见之物,回园气息非常浓厚。不仅如此,房屋之后的榆树投下浓荫,堂前挑花李花争相吐艳,兰花生于“前庭”,梅柳和药草分列于门的两侧,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花中“君子”形象全都涵盖,极有品味。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所取的居处物象体现了诗人清朗高雅的审美品质。
因此,陶渊明的居处布局看似简朴鄙陋,实际含有诸多寓意,在被赋予怡情雅致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农家生活的生机和乐趣。在这样的环境中,陶渊明的心态无疑是平和自得的。
制品之象由人创造,富含人文气息,具体种类多且杂。陶渊明田园诗中所运用的制品之象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诗文典籍之象,如《山海经》等:另一类指生产生活制品之象,如琴、舟、柴门、井灶、酒等。诗人在其田园诗中均给予了这些物象一定的寄意。
诗文典籍之象在陶诗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大致都是一些诗文和史书,但总带有一股宁静祥和之气。与邻居共同赏析的“奇文”是邻里关系融洽的证明,中夏时节在卧起后摆弄的“书琴”自带一股惰懒闲散之风,孟夏雨后览观的《周王传》《山海经》则会令诗人欢喜地顷刻游遍宇宙。这些文化物品之象其实是诗人悠闲自适的生活状态的写照。读罢诗中运用的这些文化物品,诗人手执诗书品味经典的形象深深留存于我们脑海,不可谓不生动。
陶诗中属于生产生活制品之象中的舟、柴门、井灶等都是构成乡居生活的载体,或借其写生活之艰,或言居处之筒。除此之外,陶渊明一生嗜酒,并将酒物象大量入诗。更准确地说,酒是陶诗中最为典型的一种生产生活制品之象。酒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将酒最早引入文学创作始于先秦。据有关学者统计,《诗经》言酒的篇作多达48处。汉末至魏晋,饮酒己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酒与文人关系尤密,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就是例证。因为生命意识的觉醒,文人们转向探讨生命的意义价值,对于生死有诸多感悟。
对于人生短促问题的解答,当时盛行两种潮流:一是服药用散,延续寿命:二是饮酒放纵,及时行乐。然而,“魏晋之间,有所谓寒食散者,服之往往致死,即或不死,亦必成为瘤疾,终身不愈,痛苦万状,殆非人所能堪”。服石用丹的方法显然危害无穷。有了“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悟”的认知后,文人们多将酒置于首选,在文学创作中也多出现酒物象,建安文人、竹林七贤无一不是爱酒写酒之大家。陶渊明不逞多让,他将酒与文人、文学三者空前融合,创新了饮酒主题,故在学术上有“在诗中集中写酒,以致形成一种文学的主题,应当还是自陶渊明始”的观点。在陶渊明笔下,酒能桂除百虑,饮酒能体悟生命价值,亦能亲近田园自然。因而,萧统曾在《陶渊明集序》中予以高度评价:“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所以,陶渊明写酒,乃是寄情于外物,酒诗一体,酒是诗化了的酒,诗是酒化了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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