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隐官场后，陶渊明归至乡村，直接走向园圃。对于居所，陶渊明在田园诗中一直用“园田”“南村”“草屋”“吾庐”等词指代。居所本是一个自然化的表述，但在陶诗中，它承载着诗人充满爱意的描绘。陶渊明居于茅庐，居处环境十分优美，简约中又不乏诗意。
首先，草屋靠近意趣盎然的南山。草屋足有八九间，虽用篱笆圈圈，却丝毫不妨碍观赏南山。“南山”一词并不是陶渊明专用，它出现在诗歌中的时间比较早。《诗经》有十首关于南山的诗。其中的南山物象一方面常被用作起兴，表达男女情事，如《曹风·候人》：另一方面形容多福多寿，故常用于祝寿，如《小雅·天保》。到了汉代，因秦岭和终南山有“南山”之称，“商山囚峙”即夏黄公、绢里季、东园公、角里先生四人隐于商山（秦岭的一部分）以待天下大定，“南山”逐渐成为归隐的代名词。
在陶诗中，“南山”一词与田园生活紧密相连，南山之象与其他动植物物象相融，如诗人于东篱采摘后看到了飞鸟相还、山气缭绕的画面，构成了和谐自然的田园风光图，亦是诗人所向往的归宿。当然，“南山”成为隐逸象征并不是陶渊明独创的，但由于陶渊明非常喜爱南山，并在诗中反复吟咏，进而使南山背后代表的隐逸情怀得以固定，所以能被后世广泛接受流传，成为了陶渊明隐逸志向的一个标志。
其次，寄居穷巷的草屋虽比较简陋，园田虽位于“南野”，但布局都极有格调。诗人谈及“东园”种有青松桑竹，嘉禾长在“南畴”，豆苗重在了“南山下”，园葵在“北脑”处郁郁葱葱，那么“园中蔬”很有可能种在了“西园”，庭院干净，四个主要方位都种有乡间所见之物，回园气息非常浓厚。不仅如此，房屋之后的榆树投下浓荫，堂前挑花李花争相吐艳，兰花生于“前庭”，梅柳和药草分列于门的两侧，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花中“君子”形象全都涵盖，极有品味。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所取的居处物象体现了诗人清朗高雅的审美品质。
因此，陶渊明的居处布局看似简朴鄙陋，实际含有诸多寓意，在被赋予怡情雅致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农家生活的生机和乐趣。在这样的环境中，陶渊明的心态无疑是平和自得的。
制品之象由人创造，富含人文气息，具体种类多且杂。陶渊明田园诗中所运用的制品之象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诗文典籍之象，如《山海经》等：另一类指生产生活制品之象，如琴、舟、柴门、井灶、酒等。诗人在其田园诗中均给予了这些物象一定的寄意。
诗文典籍之象在陶诗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大致都是一些诗文和史书，但总带有一股宁静祥和之气。与邻居共同赏析的“奇文”是邻里关系融洽的证明，中夏时节在卧起后摆弄的“书琴”自带一股惰懒闲散之风，孟夏雨后览观的《周王传》《山海经》则会令诗人欢喜地顷刻游遍宇宙。这些文化物品之象其实是诗人悠闲自适的生活状态的写照。读罢诗中运用的这些文化物品，诗人手执诗书品味经典的形象深深留存于我们脑海，不可谓不生动。
陶诗中属于生产生活制品之象中的舟、柴门、井灶等都是构成乡居生活的载体，或借其写生活之艰，或言居处之筒。除此之外，陶渊明一生嗜酒，并将酒物象大量入诗。更准确地说，酒是陶诗中最为典型的一种生产生活制品之象。酒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将酒最早引入文学创作始于先秦。据有关学者统计，《诗经》言酒的篇作多达48处。汉末至魏晋，饮酒己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酒与文人关系尤密，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就是例证。因为生命意识的觉醒，文人们转向探讨生命的意义价值，对于生死有诸多感悟。
对于人生短促问题的解答，当时盛行两种潮流：一是服药用散，延续寿命：二是饮酒放纵，及时行乐。然而，“魏晋之间，有所谓寒食散者，服之往往致死，即或不死，亦必成为瘤疾，终身不愈，痛苦万状，殆非人所能堪”。服石用丹的方法显然危害无穷。有了“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悟”的认知后，文人们多将酒置于首选，在文学创作中也多出现酒物象，建安文人、竹林七贤无一不是爱酒写酒之大家。陶渊明不逞多让，他将酒与文人、文学三者空前融合，创新了饮酒主题，故在学术上有“在诗中集中写酒，以致形成一种文学的主题，应当还是自陶渊明始”的观点。在陶渊明笔下，酒能桂除百虑，饮酒能体悟生命价值，亦能亲近田园自然。因而，萧统曾在《陶渊明集序》中予以高度评价：“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所以，陶渊明写酒，乃是寄情于外物，酒诗一体，酒是诗化了的酒，诗是酒化了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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