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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前七子之兴约二十年之后，又有“后七子”的崛起。“后七子”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七人，“后七子”是一个较为严密、自觉的文学流派，其首领是李攀龙、王世贞。李、王重新激扬前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继前七子而倡言复古，一时又掀起文坛上的轩然大波。但“后七子”的诗论与创作更为复杂丰富，决非“复古”二字所可道尽的。
李攀龙是后七子中的领袖，其文学创作与批评都有严重的拟古倾向。他在诗学理论上并无多少建树，他编纂《古今诗删》《唐诗选》等书，用以表明自己的诗歌主张，曾点明编纂的《唐诗选》是“以尽唐诗，而唐诗尽于此”（《沧溟集》卷十五）。他又编选了一部《古今诗删》共三十四卷，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唐，继之以明，而独不取宋元，充分体现了李梦阳对“宋元诗”的轻视。
王世贞作《李于鳞先生传》，介绍他的文学思想，其中说，“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拟议成变，日新富有”。似乎主张通过拟议达到变化，是以变化为归的，而他的所谓“拟议”，又要求绝对地像。李攀龙对古人之法看得很神圣，“不必有所增损”，“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这样的“拟议”又如何能达到“日新富有”的效果呢？
李攀龙的诗作数量不小，《沧溟集》中收各体诗歌一千三百八十余首。其中有拟古诗两百余首，另外还有模拟痕迹较重的古体诗近两百首，二者相加，约占《沧溟集》的三分之一。拟古诗中的《古乐府》《录别》《古诗后十九首》等，几乎是句句模拟，篇篇模拟，无甚艺术性可言。
有些诗捃拾汉魏乐府或古诗字句凑泊而成如《陌上桑》一诗，即将汉乐府《陌上桑》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两诗经篡改、拼凑而成，与原诗意思亦相径庭。至于李攀龙的古体诗，似不宜全然与其拟古诗相提并论，一概加以否定。这部分作品，虽也不免有模拟痕迹，但亦有不少篇章抒发了自己的情感，气势奔放，颇有感人之处，如《岁杪放歌》云：
“终岁著书无一字，中岁学道仍狂夫。劝君高枕且自爱，劝君浊醪且自沽。何人不说宦游乐，如君弃官复不恶。何处不说有炎凉，如君杜门复不妨。纵然疏拙非时调，便是悠悠亦所长。”
此诗写其初归时的心情颇为真实自怨自艾，自慰自叹，旷达之中隐含着酸苦，痛快淋漓而又意蕴深厚，是这类诗的共同特点。读之颇为感人。李攀龙诗歌中艺术性较高，向为人们所称誉的，是他的近体诗，这类诗歌在其诗集中所占比重颇大。其五言律诗较少，有些是自然流畅之作，如《春日闲居十首》《元日》等等。
李氏的七言律绝，一向受到较高评价。这类诗虽极意规步唐人，而气骨风神自具。如《于郡城楼送明卿之江西》：“青枫飒飒雨凄凄，秋色遥看入楚迷。谁向孤舟怜逐客，白云相送大江西。这首送别吴国伦的七绝，借景写情，缠绵之中充满着豪气，风神高迈而情致婉转，朴实无华而又意蕴深厚。确为同类篇什中的上乘之作。沈德潜在《明诗别裁》中称李攀龙的七律为“已臻高格，未极变态”，较为允当。李攀龙作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主盟文坛数十年，对其诗学思想及创作成就的价值判断，直接关系到对明中叶文学的评价，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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