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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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冠战疫，中医在舆论中坐了过山车。
先是因“双黄连”事件挨了一记闷棍（确实冤枉）；后来官方认证加持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再加上有一则视频消息“自称中医黑的新冠患者被中医治愈”（此事后续更好玩，在此不细述），中医粉们仿佛扬眉吐气、翻身做主人。
这些年，对中医的各种褒扬、攻讦其实都习以为常了。但看着最近粉们扬眉吐气、睥睨天下的口气与脾性，心肝颤抖地比任何时候还要激烈。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每年看诊人数上万的中年中医。别的不敢说，对中医的效用和局限，心里还是有把尺的。
从感情上，我能理解中医粉们多年被“科学霸凌”否定到底的闷气要借机抒发；但从理智上，中医在此次战疫中依然是见招拆招——否则，万众焦急等待、望眼欲穿的不是疫苗，而是方子了。
“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这句话对中医支持者，也许比反击中医黑更重要。
02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要清晰认识自己，必须找到他者。
这个他者，是现代医学。
有人会以“西医”冠名之，如果以发源地的空间方位来说，倒也并不错。
只是如果以“中西”二分的话，那样会对“中医”很不公平。
因为，现在的“西医”，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全球殖民的产物，东南西北的元素都融入其中，可以说是殖民地开拓到哪里，哪里就成为“西医”的实验室、诊断室、药房以及药厂。
这好比你是独门一派，而它却是麾下甚众的武林联盟，更何况还有以更精密、更细致为目标的现代科技来助拳，如此称霸江湖，再是自然不过了。
其实无论哪种医学，都包括身体观（如何认识身体）、疾病观（怎样定义疾病），以及治疗方法这三个基本元素。
蒙昧时代，在人的头脑里，天地未明、神人混沌。当人染疾，都以天怒人怨、鬼神作祟来解释。要么什么也不做，接受惩罚；要么就是跳大神。所以当人能把疾病从神鬼之说中分离开，然后想办法认识它、处理应对它；这也就意味着医学这门学科的诞生。
从这一点来看，东西方的医学诞生的时间相距不远，大概在公元五世纪至四世纪之间，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中国的扁鹊所代表的医学范式，开启了不同文明面对疾病的历程。
而西方医学诞生之后，其前进的脚步却实在令人沮丧。历史学家约翰·巴里是这样评价的：“在漫长的2500年里，医生给予病人的实际治疗方法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医学没有进步。文艺复兴以后，比利时人维萨里和英国人哈维在人体构造与血液循环的发现，掀翻了古希腊古罗马圣贤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权威。在身体观方面，欧洲人极大领先于其他文明，只是这个领先并没有明显转化为医学实践上的进步。
因为，医学和其他科学如物理完全不同，它不能借助数理逻辑，纯粹通过思辩和推理就获得很大突破。医学最终还是要以观察、诊断与治疗来解决病痛问题。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行为，在本质上受制于工具、资源，也受制于社会规则的。
工具、资源与社会这些外因的变化，往往是医学进步的前提。在西方医学发展的历史中，从16世纪开始的全球殖民时代是具有关键性的外部因素变化。从此，西方的医学面对的不再是蜗居一隅的欧洲人，而是多人种的病例、全球化的疾病再加上全球化的医药资源，催生了现代医学的主要源流——热带医学。
03
有趣的是，热带医学的诞生，正是源于欧洲的医学传统“力所不逮”的地方。对殖民者来说，如何在充斥着炎热、潮湿、暴力的陌生环境中生存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任何医学的权威、传统都不及医疗效果来得实际——尤其殖民者们不是大学里的教授、教会里的神父。
所以，热带医学从诞生就带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以药物治疗为导向，改造殖民者的组织适应所生活的环境。前者产生了药用植物学，后者产生了医院制度。
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其实就是海盗。在茫茫大海上讨生活，这些“海上绅士们”（出自史蒂文森《金银岛》）面临着患病乃至死亡的风险，并不低于被征服的殖民地原住民。因为最早没有欧洲王室的支持，资金比较匮乏，再加上经常遭遇武力冲突，所以海盗一般配备的是外科医生。
17世纪欧洲的医生有内外科之分，人们认为外科医生缺乏训练，进行的只是纯手工之事，而内科从事的是“知识型”的医学。他们在大学接受自然史和热病医学理论的训练，熟悉各种医学文献以及最新的药物和治疗方式。
而当利润回报越来越丰厚时，“知识型”的内科医生也投入到殖民的大潮中去，然而他们的医学知识未能实现突破，在面对种类繁多的陌生动植物时，却走上了博物学的路。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汉斯·斯隆（1660-1753年）与詹姆斯·佩蒂弗的合作。
斯隆是出生于爱尔兰的内科医生，他在牙买加娶了富裕的种植园主福克·罗斯的遗孀伊丽莎白·兰利，继承了她前夫种植园的部分收入。这笔钱使得他能够在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开业。他在17买下了切尔西庄园，然后成为草药园的主人，后来还担任皇家学会会长。
草药园丰富的异域植物吸引了伦敦的药剂师们，詹姆斯·佩蒂弗计划讲印度洋的植物与来自西印度群岛、几内亚、东亚和印度其他地区的类似记载进行对比。他的目标是要汇整一部世界各地药用植物学的完整着作。
他与汉斯·斯隆合作。斯隆一方面邀请佩蒂弗参加皇家学会的会议；另一方面，佩蒂弗则使用其全球网络为皇家学会取得药物和植物。拓展对全球各地替代药物的需求，佩蒂弗于1699年在《皇家学会会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鼓励植物学家在英国殖民地搜集药用植物的替代品种。
通过在西方和东方的殖民地，对植物进行搜集、记录、使用等各项实践，热带医学萌芽了。从殖民药用植物转变为热带医学涉及两个过程。其一是将这些植物放入新的分类秩序，这导致现代本草学的出现；其二则是现代药物和制剂的出现。
随着欧洲的药房在17、18世纪成为异国药物的交换中心和知识中心，皇家内科医生院及欧洲其他类似组织的医生面临失去医学知识专家权威的可能。他们的因应方式是开始从事搜集、研究、分类异国药用植物和品项的庞大事业。由此产生了卡尔·林奈分类秩序。
与此同时，热带医学更重要的助拳者出现了。18世纪末，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分类学方式和实验室传统。这是18世纪范围更为广大的科学变化的一部分，由法国的拉瓦锡开启，以辨识物质的化学元素为基础，拉瓦锡发展出一种新的化学分类法，以及一种对所有元素和化合物的全新了解。为了命名物质组成当中的化学元素，拉瓦锡进行了分类学实验，同时针对植物和其他物质的实验室实验跟着发展，目的是追寻植物的“有效成分”。
这促成1800年代早期，主要的热带异国药用植物的关键医疗成分的发现和命名，如来自鸦片的吗啡、来自吐根的吐根碱、来自马钱子的马钱子碱、来自金鸡纳树的奎宁、来自咖啡的咖啡因、来自烟草的尼古丁。
这些药物，不仅解决了殖民者深受的热带病的困扰，而且西方医学凭借这些“神奇药水”实现了霸权的地位。
04
而在殖民化的行动中，欧洲人高效的军事组织不仅带来了无往不利的战斗力，也创造了军队的卫生体制，这个卫生体制不仅是热带医学的重要支柱，也是后来欧洲公共卫生的基础。
随着殖民地和欧洲各国的战争愈加频繁，18世纪英法等国的海军、陆军中医院开始兴起：在医院中讲求纪律，执行更有效率的照护。医学成为一种重要的管理程序，人的身体受到国家控制和规训。
19世纪英国在东印度地区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军队出现了“死亡率革命”。这场革命主要由詹姆斯·麦格里戈和亨利·马歇尔这些军医领导。主要政策是：灌输简单但严格的卫生做法、清洁和医学纪律，以及在船上提供健康的饮食。强调军营和医院的设计、位置、通风、排水、清洁的饮用水等，以及对各种卫生条件都有纪律地加以注意。经过这次“革命”，英国在印度的士兵死亡率1869年降至2%以下。
后来，英国殖民者把医院卫生措施扩展到殖民地的统治体制里。1857年印度大起义后，英国政府废止了东印度公司，1859年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英国陆军的卫生条件。1860年代开始在孟加拉、马德拉斯、旁遮普、孟买等地指派卫生委员会，监督“普通民众”的健康状态。1870年，加尔各答市主要街道都有自来水管提供用水，污水系统也建立了。1896，1897年孟买爆发鼠疫，是印度殖民公共卫生史的分水岭，建立鼠疫研究室，强有力的地方卫生规定和措施。
随着人员和物资在全球的流动，原来很多热带的“风土病”，也成为欧洲大陆的流行病，如此欧洲各国也开始逐渐确立自己的公共卫生体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当地人在政治社会地位的低下，英国殖民者在公共卫生政策上倾向于采取比本土更严格的隔离防疫措施，反而使得19世纪后期多次的流行病大爆发中，本土染病的严重情况不逊于殖民地。
到了20世纪，热带医学凭借其丰富的实践和内涵，成为现代医学最主要的传统，一方面，它整合了欧洲人两百年来的殖民主义在热带气候下取得的各种医学、环境和文化的经验和洞见；另一方面，整合了新出现的病菌理论和寄生虫学，将医学注意力从疾病环境转向寄生虫和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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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了热带医学的发展，再回到开头的话题。
其实无论哪一种医学传统，它的发展变化都是在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之间的观察、肯定、紧张、否定中螺旋上升、砥砺前行的，最终依归还是在于治疗效果。
我们对中医的信心，确实根植于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医疗体系中数十万的中医师，以及庞大的病例，为这个医学提供生动活泛、源源不绝的实践基础。这里没有夸耀的意思，笔者每年看诊的病人超过一万人次，多的时候接近两万。
正如本文的内容讲到的，正是因为实践的空间覆盖全球、实践病例的样本数也极大化，热带医学才给西方医学带来了质的变化。相比之下，无论是历史上仅限于东亚地区，还是如今仅限于中国的医疗体系，中医在实践的空间和数量上是远不如现代医学的。
对此，我们中医医师要有清醒的认识。而热带医学援引植物学、细菌学为强力外援，进而成为西方医学支柱的历史，也该对中医的进步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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