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矛盾，总的来说，可以解释为性情与思想的背离。寻绎这种背离的轨迹，必须重新考察曾被美化的王船山少年经历。
早年的王船山，性格洒落不羁。据王船山自述，影响王船山性格的主要有其父王朝聘（武夷公）和叔父王廷聘（牧石公）。其父性格谨严，"一切玩好华靡，不留手目。笃孝敦友，省心减务。""（《家世节录》，15册，215页）其叔父则生性洒落，"雅意林泉，布蔬，供岁时之荐。"（《家世节录》）船山长兄王介之性格类似其父，而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毋宁与其叔父更为类似，甚至变本加厉，不仅洒落，而且顽劣叛逆。少年时的王船山，"蚤岁之破辕毁黎也为加甚，劳吾母之忧者为加笃。”“若夫之狂娭无度，而檠括弛弓，闲勒逸马，夏楚无虚旬，面命无虚日者，又不待言 ”。"夫之少不自简，多口过。"…（《家世节录》，15册，222页）其间容或有夸饰自谦之词，但也大略见出这个顽皮少年的性格轮廓。步入青年的船山仍有顽强的叛逆个性，“崇祯初，文士类以文社相标榜，夫之兄弟亦稍与声气中人往还，先君知之，辄蹙眉而不欢者数日。” 可以看出，早年的船山只是一个才子加名士，意气风发，好奇趋新，我行我素，丝毫看不出道学家气质。而在文学方面先是向往李攀龙，何景明，学之不成即改从"竞陵时响"，和当时一般士人并无区别。其早年所作曾刊刻为《滟涛园集》，晚年虽自称“乱后失其锓木 , 赖以自免笑悔”，颇有悔其少作之意。但早已失传的"少作"究竟是什么风貌？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今天我们固然无从得知其原貌，不过有一则小材料暗示了其间消息。为 《漧涛园集 》 作序的是船山好友熊渭公 , 船山在 《南窗漫记 》 中记此事云 ：“ （ 熊渭公）为余序诗，以眉山，淮海为戒。"他在《广哀诗》中还用"勿用学秦观，眉山同汩没。生死四十秋，奉此为津筏"…（《六十自定稿》，15册，331页）等诗句来表达对这位早年诤友的哀思。这反过来提醒我们，早年的王船山诗风，不但追步竞陵，更有倾慕、学步苏轼、秦观的倾向，故被友人好意提醒。由此可以推测，既然晚年曾遭痛诋的钟惺、苏轼、秦观都曾是王船山学习的对象，那么，陈白沙、韩愈、皮陆等也未必不是王船山所曾倾慕的对象。而这些经历都是王船山晚年自省的重要内容。他在《六十自定稿自叙》中说："五十以前，不得者多矣。五十以后，未敢谓得，一往每几于失；中间不无力为檠括，而檠括之难，予自知之，抑自提之。"…（《六十自定稿》，15册，331页）（案：檠括有修正意）50岁以前的诗文创作，所失者何在？可理解为因学竞陵，学苏秦等而导致与风雅之道背离；而5O以后在 “力为檠括 ” 中得失并存，其所得者，在于修正了学诗方向而有所进益，其所失者，当理解为早年的习气还有相当的残存。
如果明白了这样的细节，我们对王船山创作中与晚年诗论有所不合就能有合理的解释，向往优游林泉的潇洒风度，本是禀承其叔父性格；对钟惺，韩愈等诗人诗作有相当的爱好，是自己早年选择的学诗方向；爱作杂体以炫博好奇，是早年学眉山、淮海的经历使然。王船山这种复杂的诗学性格在近代曾遭到批评。王闽运言："（船山）其初博览慎取，具有功力；晚年贪多好奇，遂至失格。"…（《湘绮楼日记》，16册，670页）这种评论似应修正为：早年贪多好奇，中年以后博览慎取，（力为檠括）然早年习气依然留存。故其诗风不一致处往往有之，其诗作与诗论不合处也往往有之。
如果把诗学方面的性格推广开来，我们甚至可以作一个大胆的推测，即王船山思想成熟（成为一个严峻的理学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去除自身性情中的不合于"道"的成分的过程，这或许可以称作所谓的"变化气质"之功吧。不过人的天性是很顽强的，王船山的好奇趋新，自由放任虽可能被自身的"理性"批评，但还是不可遏制地表现在其创作中，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而在批评著作中，作者基于对时代负责任的严肃态度，总是会对切有缺陷的事理（即便自身性格中也不免这样的缺陷）进行毫不留情地批评。如果我们理解了这点，就不会对王船山创作与批评中的若干矛盾感到奇怪，向往林泉、博学众家、游戏文字是性情使然，而排斥心学、别裁伪体和崇尚风雅则是时代责任，现实的存在和理想的境界总是有差距，活跃的性情和峻刻的思想也难免有背离。 （作者：涂波，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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