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Q·博尔顿少校
●译者/孙玉昌
●校对/Ano_Auf Nangwa
●取材/美军陆军第二季度《陆航》杂志
美国陆军有关任务式指挥的理念，受到了德军的巨大影响，包括德军的战斗样式（战斗类型和策略）、战术手段（重点突破）和战斗原则（二战德军野战手册），这一理念强调，下属要按照指挥官的意图发挥其主动性。
结合美国陆军的作战理念，任务式指挥已成为部队依据条令在复杂环境中使用的最具常识性的指挥方法。但是，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全面贯彻任务式指挥的理念，仍是美国陆军一直所面临的挑战。其中，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指挥官未能弄清如何与下属建立进行任务式指挥所必需的互信关系，而下属则把上级做出的任何督查，都看作令人讨厌的精细管理；从实践的角度看，美国陆军的体制要求精确、即时的提供结果，又不允许进行任务式指挥。
无论德国或普鲁士的体制是否适于德军实施任务式指挥，对于在多种族、多变的民主社会中服役的军队（指美军）而言，则存在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本文注意到美国陆军对统计数据、数值精度和“信息主导”的痴迷。美国陆军对数据分析的热衷，通过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被特别的表现了出来，就像未来指挥所系统（CPOF）一样，不恰当的强调了数据的作用，而不能像条令描述的那样进行任务式指挥。这导致过于注重数据和系统本身，而不重视分析以及相关的背景。有人竟奢望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能包打天下，而不是把它当作促进任务式指挥的手段。如果某人相信只要通过数字化系统指挥作战行动，就能从不精确且复杂的作战环境中获取到精确信息，将不可避免地受挫甚至失败。考虑到美国教育强调启发式教学，美国的体制未能使我们针对战场的混乱状况做好相应的准备。
本文分析了美国陆军存在的官僚思想，启发式教育及其对大数据的重视，对部队态势感知（态势理解才是条令术语，但是态势感知的使用却更加广泛）的负面影响。本文指出，官僚思想在美国陆军普遍存在，并通过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反映出来。本文假定，我们能基于不完善和限定性的假设，对作战环境进行量化。在举例说明了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的挑战后，本文最后阐述了另外一种框架，以便指挥官和士兵据此理解作战环境，或实现态势感知。
一、官僚思想
机器不会打仗，地形不会打仗，只有人才会打仗。因此，必须掌握人的思想，这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约翰·博伊德上校
尽管美国陆军认同任务式指挥的理念，但是，其管理、问效和指挥体制过于官僚化。官僚化的体制，有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总体而言对指挥官的发展有害。例如，除了在基层，军官岗位的选择极为有限。
人事部门就军官职业发展的路径做出了相应规定，事实上这样反而导致了在变更专业时的选择面变窄。【译者注：越南战争之后，美军把“集中”的层次，提升到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以上，即任何军官的选拔和任命都要经过军种部、国防部、总统，最后由国会批准。这样，实现了指挥人才的最优配置。这个假定，也在近些年受到批评，被戏称作“啤酒罐”式的人事管理。意思是，类似于把所有待晋升军官像啤酒罐一样，统统放进冰箱里，要用时，从里面抓一罐，使劲放下，掐扁罐子（即个人），然后再拿一罐。】
此外，为方便起见，他们还把军官概略量化为一些数据，由分别负责考评、选拔和晋升的人员来筛选、任用。【译者注：考评、选拔和晋升坚持分权制衡原则，这可以叫做“分权制衡假定”。美军军官的考评、选拔和晋升是分离的，各是各的系统，各是各的人马和规则；凡是担任考核、选拔和晋升的人，都要受到监督；考评者和被考评者互相监督；上级受下级监督；下级受上级监督，考评与晋升委员会受军种部长监督；军种部长受国防部长监督；国防部长受总统监督；总统受国会监督；国会受选民监督。所有过程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互相制约。】
官僚化的体制，强调精确性和数据准确。虽然ADRP6－0号条令承认，成功的关键是人员的交流，而不是数据交换，但是，在条令和行动中仍弥漫着官僚思想。此外，“美国陆军的参谋机构，仍基于各种程序和条令，而不是着眼于如何快速、决定性地达成决定性结果，进行训练、演习和评估。”
这种情形会迫使渴望进行任务式指挥的部队，接受精细管理的消极方面，从而削弱部队的快速决策能力。由此带来的认知冲突，将会破坏部队内部的信任关系，并在部队内部产生不满。马丁·邓普西上将曾将这种信任关系，称为“将部队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就像是一种宿命，美军陆军当前存在的症结，必然使部队滋生以下两种有害的思想，即害怕不确定性，极度讨厌风险。对真正贯彻任务式指挥理念的部队而言，以上两种思想的存在，是一种恶毒的诅咒。相反，如果部队内部建立了绝对的信任关系，当然这需要时间，就能在一致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能够自我激励的团队。
二、教育与现实：自然世界不会屈从于我们的意志
美国教育的一个显著缺点是，要把所有事情量化和系统化。美国人习惯于把每个事情分解成若干部分，并假设上述各部分能够合成且协同发挥作用。假设我们能把所有事情量化，但是美国人常常不对相关偏见进行核验，并强行把适于我们的方法应用到敌军身上。而敌军的编制、装备和训练体系，与美军完全不同。我们的原则是，只关心对我重要的事，而不是对敌重要的事。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美军特别重视装备的先进性，以及士兵的专业训练，而敌方在战斗中则直接利用平民，并使用自制炸弹。为提高指挥效率，我们基于指挥层级建立起网状的指挥体系，而敌方则基于部落和家庭确定指挥关系。以上两点是美式战争的原则，也体现在以下战争报告的论点中，即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战争报告《官僚机构一直在发挥其作用》。在越南战争中，采用模拟电路的计算机会过于自负地向军方提供这样一个数据，整个村庄的35%已被平定。先不说这一数据如何得到，即使这一数据完全正确，但是它也反映出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即无法弄清人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在阿富汗，为证实各种假设，或为确认我们的期望，常常基于遥感数据、第三方提供的数据以及臆测出的数据，进行作战评估。
美国人从学校学到的利用物理模型进行教学，这种惯性思维主要形成于19世纪后期。牛顿给我们留下的简单定律包括：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牛顿第二定律）；万有引力是指质点之间的吸引力。以上定律和模型简单易懂，但（对现实世界而言）却是错误的。我们的教育假设了一种不存在的决定论。我们通过控制环境，降低偶然性，降低摩擦力，可使机械系统的模型运转良好。但是，对于与人有关的系统，我们则没有能力施加上述影响。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的方法，但这一方法要求环境情况可预测且符合定义完好的规则。就像电影《点球成金》里描述的那样（该片讲述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总经理比利·比恩的经营哲学，描写了他如何以小搏大、力抗其它薪资总额比他们多上数倍的大球队的方法 ），但是没有充分考虑作战的混乱无序程度。
在现实世界中，确定性的事件极少出现。对隐藏在战争迷雾中的、狡猾善变的敌军而言，尤其如此。自然世界表明，真实世界的矛盾性和不精确性，会极为迅速地将简单事件变为复杂事件。对一个简单的弹簧质点问题，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人就能给出它的线性解。但是，如果再增加一个弹簧质点，该问题的难度将急剧上升。这是因为，各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已变得非常复杂。同样，16世纪的物理学家发明了解决二体运动问题的方法，如可预测地球和月球的运动。但是，如果再加上太阳，就变成人类无法求解的三体问题。利用计算机虽然能准确预测该问题的结果，但是要清楚阐释这一问题，则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
美国的教育系统，只教授世界的简化模型，因此，当事情以“非典型、无序、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时，即使我们中有些佼佼者极力使之变得“更加规则、有序和可预测”，我们仍将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受挫。
美国陆军不顾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只习惯于关注细节。美国陆军制定的计划，常常不考虑相关的背景，特别是文化背景，却期待得到精确的结果。现实世界的非线性、无序性和未知性，这些都清楚的表明，“无论技术发展状况如何，未来战争中的一般矛盾几乎不会减少”。因此，当美国陆军的参谋人员谈及协同行动、叠加效果时，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不可避免地使之难以做到这一点。人员协同的困难程度要远大于同步时钟。基于这种论断，美国陆军的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所存在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三、任务式指挥系统：我们宁愿接受计算机的欺骗
我们也知道真理通常是很残酷的,然而,我们却不知道幻觉是否更能令人身心宽慰。
－法国数学家朱尔·亨利·庞加莱【译者注：我们也知道真理通常是很残酷的,然而,我们却不知道幻觉是否更能令人身心宽慰。——庞加莱 《科学世界》杂志】
从根本上看，作战情报是通过归纳得出的。这是因为，我们仅能发现部分零散的敌情。我们发现的，可能是敌方兵力的一小撮，也可能是敌方造成的、较小规模的效果。这迫使我们基于混杂在一起的、零散的敌方配置和行动，判断敌意图，而上述配置和行动都是不确切的。但是，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输出的结果是通过演绎得出的。该系统通常基于宏大的景况，向部队提供较局部的信息细节。因此，要使用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就必须广泛定义各种情况，甚至要针对那些尚未掌握的敌情进行情况预想。这就导致，我们制定的情况设想无疑没有事实依据支撑。在这种情况下，会限制我们制定作战构想的能力，同时在构想敌能力、意图和行动时也会受限。
我们需要了解国外的语言方式、文化底蕴和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历史沿革。而这恰恰是技术致胜论者所忽略的。因为上述各方面不能量化，且不可测量。战争中最重要的是，弄清对手在想什么。
－默里，1997年
美国陆军的条令建议，数据（态势感知）要以线性方式发展为理解（态势理解）。而实际上，部队通常根据新出现的数据（感知到的新信息），立即展开行动，而不是根据分析结论行动。这是因为，上述数据传递出的是权威信息。这种做法不符合作战环境中的复杂状况，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这种简单的方法，首先假设数据是精确、准确、可获取和有用的。FM6－22号野战条令《陆军领导力》（版）建议，指挥官要花时间分析战场形势，以确定实际问题是什么。指挥官应“多角度、深入研究该问题”，不能仅考虑头脑中首先出现的解决方案。数据给人一种已掌握相关情况的假象，可形成相应的景象，但不能生成可用的知识（态势理解）。态势理解更为重要。技术发展如果快于人们的思维，将是危险的。
美国陆军一直重视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新兴技术使一些人相信，我们能在战场上确立信息优势，实际掌握所有信息。军方领导、防务分析家甚至一些学者骄傲自大，竟相信，技术的发展，已使“历史、文化以及对战争的传统理解之间没有关联”，而有些治学严谨的学者竟然也附和这种史无前例的判断。学者们忽略了历史，宣称新技术引起军事革命（RMA）。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中将曾指出：“冠以"震撼与威慑’以及"快速、决定性作战行动’等诱人字眼的作战概念，以期在未来的战争中能迅速、高效、代价微小地取得胜利。”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姆·欧文斯海军上将是最倡导军事革命（RMA）的人士之一，曾建议建立相应的系统，以设法消除战争迷雾。欧文斯海军上将赞成麦克纳马拉任国防部长时所采取的、失败的技术驱动政策，但当时做了许多无用功，如生产了F－101型飞机、秘密实施了“伊格鲁白”联合电子战行动等，也讳言造成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方傲慢自大的态度。在鼓吹军事革命（RMA）最顶峰的年代，即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陆军向未来战斗系统、未来指挥所系统等，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结果，有些系统被取消，有些完成的系统则达不到广告所说的性能。
战斗行动就是赌博，我们要依赖赌徒，而不是骰子。
－麦克·皮特拉卡上校，
实际上，上述系统的研制迎合了我们的偏好。当我们仅确切知道我军的位置时，上述系统竟声称“实现了态势感知”。无论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的效能如何，据说该系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使有些人非常自负，竟标榜“我们使用的系统是最高效的”。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这一概念，所依赖的前提是，我们“通过无缝使用一些新技术，能消除战争迷雾和相互矛盾的信息”。我们在接受教育时，老师采用单一化的启发式教学模式，这种教育背景使我们在现实世界中遭遇挫败。何其相似，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预先设定了一些规则，会使我们在实际的战争中遭遇挫败。这是因为，战争所呈现出的特点是，战争迷雾遮盖了真象，部队因信息矛盾被困扰，到处充斥着不确定性。这种对技术的强调和重视是错误的。当前，美国陆军正痴迷于未证实或未开发的技术，实际上，应集中精力利用多变的想定训练部队，以反映部队在作战方法程序方面的掌握程度，以及部队对已知态势以外情况进行思考的主动性。
即使确立了信息优势，这种优势也是不牢靠的。仅仅拥有信息，实际并非意味着对敌形成了信息优势。获取信息，并非最终目的，而是要弄清各种信息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对手积极主动，即使获知了战场情况，也不一定能转化为胜利。我们的指挥系统几乎不会处理过量数据引发的困难。美国空军战略家麦克·皮特拉卡上校曾指出：“机器可协助对下列信息进行分类：一是可能的情况；二是在决定哪些信息正确时，获取哪些信息比较困难。战争不是一个求最优解的问题。”较简单的指挥系统，生成的数据通常较少，而数字化指挥系统生成的数据是海量的。数据过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或无序，实际会降低指挥效能。对美国陆军而言，相比于开发各种数字化指挥系统，培养机敏善变、无论技术手段如何都能取得作战胜利的指挥官，要重要得多。
尽管美国陆军在1991年和碾压式地击败了伊拉克军队，但是，技术的作用，仅是进一步拉开了美伊两军在作战能力方面的差距。即美军当时取得胜利，靠的是更强的作战能力。在上述两次战争中，美军能快速取胜，证明美军具有杰出的作战能力。但是，不能因此宣称战争进入了新形态，这只是再次证明了强胜弱败的战争规则。战争结束后，美军在伊拉克转入驻止防御状态的做法，进一步证明美军痴迷于数据。面对手下败将，美军躲进固定的阵地，使用无限带宽的信息系统遂行任务。这说明，美军在遂行任务时，过分依赖于相互连通的信息系统。而如何使各种信息系统保持连通，一直是美国陆军面临的挑战。敌一旦适应了美军的系统、节奏和局限，我们的技术优势就会化为乌有。士兵们将发现，他们要打击的敌人，往往藏匿在民众中，行迹飘忽不定，且极具杀伤力。
四、结论
骄兵愚蠢至极。
－萨姆威尔逊上将
我们应如何应对战场上的未知情况？这种未知情况，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相关信息的误差和不完整性，恶化的状况，严重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种行为体的多变性；二是各种非线性和复杂的系统。借用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一句话，就是“答案毕竟很简单”。答案就存在于任务式指挥的原则中，特别是以下两条，一是“在互信基础上建设团队”，二是“达成共识”。任务式指挥不是一种检查清单式的指挥方法，其基础是要接受信息不完整、不清楚的作战环境。要进行任务式指挥，各级部队之间必须做到确切互信，理解一致。这种信任关系，应该是从心底发出的、真实的信任关系。当前的指挥系统不能反映这种绝对信任的关系，甚至可能常常破坏这种关系。这种基于绝对信任建立起来的指挥关系，虽然在部队内部难以建立，但是一旦建立起来，部队将能更加迅速地行动，甚至比最佳的数字化系统还更加有效。
美国陆军已经忘记，冲突是无序的，战争的最大特点是其不确定性。美国陆军必须通过建立相应的体制，以便各级部队能发挥其固有的主动性，美国陆军必须通过建立相应的关系，以便各级部队之间能建立起绝对信任的指挥体制，而不是只知道收集数据，并要求相关各方提供数据。如果依赖于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和僵化的范例，当显示的信息与实际战场态势不一致时，指挥官将不知所措。如此以来，我们就像物理专业的学生首次遇到现实世界中的矛盾问题一样，不能把校园中学到的东西，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应用能力。
美国陆军必须对态势感知这一概念进行升级，要允许存在迷雾和矛盾，使部队能根据现实情况而不是预想，深化对相关情况的理解。如果士兵能更加广泛、更加周到地感知周围的情况，陆军部队应对不确定性和无序性的能力就能提高。态势感知是对周围情况的理解，能使我们感官上的理解再次与实际情况相符，这是一种经过调整、不断符合环境实际的过程。为促进行动的协调一致性，指挥官通过与所属部队进行协同和通联，对相关情况形成并保持一致性的理解。因此，态势感知是对作战环境的动态解读，反映出来的是与兵力配置情况截然相反的少量的、碎片化的信息。
美国陆军必须摒弃对获取宽泛信息的坚持，进而要求获取精准信息。简而言之，美国陆军的训练和相关体制，必须适应未知地域和无情报支持下行动。
对态势感知这一过程而言，数字化系统仅起到增强的作用，而不能替代这一过程。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使人产生妄想或期望控制作战行动的想法，而不是输出真实、无序的战斗情况，因此，该系统会过于经常地影响指挥官履行指挥职责。美国陆军应注意以下列方式“处理”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即放弃臃肿庞大的软件系统，采用传统的、更快的、更加廉价的、使用模拟信号而不是数字信号的指挥系统。只有数字化任务式指挥系统（DMCS）明显表现出它的优势时，才发挥它的“助推”作用。部队必须集中精力，针对复杂环境训练士兵。士兵将在上述环境中，基于不完备的信息和含糊的指令，做出决策。指挥官的训练，必须强调，军官要注重建立团队，并下达授权性的指示，以便下属能在没有上级指令的情况下自主行动。我们必须不断调整身心状态，以适应变化的环境，以便我们在上述环境中不断成长壮大。接受过任务式指挥原则教育的、机敏的指挥官，通过广泛观察和不断适应环境，能洞察敌意图，使部队（和作战计划）适应敌方的行动，这样取得的战果将远远超过技术性解决方案的期望。
作者介绍
约翰·Q·博尔顿少校，现任东部战区（现役第25步兵旅4营）作战处副处长，负责训练、顾问和援助事务。拥有西点军校和美国军事大学的学位，毕业于指挥与参谋学院的战争艺术公费班。曾在第1工兵营和和1攻击侦察直升机营1连任职，并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本文观点仅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不代表美国陆军、国防部或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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