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与长安隔着一个夜，当华灯初上时，放佛又置身于长安城。而我们与唐人隔着一个何家村遗宝，它未必能代表大唐的全部，却为我们掀开大唐盛世的一角。
在最近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第六集中，昆仑奴“葛老”提到了何家村，以及1356件金器，他说那代表着大唐的最高工艺，世上最美的东西。若排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何家村遗宝必有一席之地！何家村到底藏了多少宝，让人这么惦记着？
1970年10月5日，西安南郊何家村水文巷的建筑工地上共发现2个陶瓮和1个银罐，藏有文物1000多件，包括金银器皿271件，银铤68件，银饼22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白玉九环蹀躞带1副，玉带9副，玉镯2副，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麸金、玉材、宝石、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药物。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做工之精美，不少被认定为国宝，部分珍品还是全球范围内的孤品。
如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文物落户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历博根据史料总结了这批文物的价值。“纯金器298两、纯银器3700余两、玉器若干……总值大约折合当时三千八百三十万钱，可购米300万斛，相当于150万男丁向唐政府交纳的租粟”，这还是没计算加工费用呢。
何家村在西安南门外不远，至今仍有地名，但已没有村子。看图就知道，离皇城实在是太近了。虽然叫何家村，但其实古时候是唐朝长安城的兴化坊，住的都是达官贵人，这才有埋藏宝贝的可能性。虽这批宝藏的身世来历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但它们的发现就好像是一只美人的玉手，为我们解开了唐代繁华与璀璨时光的面纱……
华灯初上，唐代人开始了他们的夜生活。一盏精美的掐丝团花纹金杯，凭借着高贵的出身、巧妙的做工，成为一千三百多年前酒桌上当仁不让的团宠。金杯全身用纯金浇铸成型，昂贵的材质彰显出尊贵的身份。把手以十字形金片与杯身铆接，杯腹表面装饰有金丝焊接的四大朵团花。
大家仔细观察，还会发现金丝外焊缀有一圈非常细腻且排列细密的小金珠，每个直径不过0.01-0.03厘米。这是工匠将融化的金液制成小金珠焊接在表面的效果。在刚出土时，金丝内还可见各色镶嵌宝石，可惜现在已经全部脱落。据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帐碑》中记载得知，在器物表面焊接金丝编成的外框及细密的金珠，再镶嵌以宝石的工艺在唐代被称为“金框宝钿”。不难想象，曾经散发着皇家贵族气质的金杯，是多么的完美和闪耀。
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高5.4厘米，重209克，呈八曲葵口，口沿外缘錾刻一周联珠纹，杯腹以柳叶条分为八瓣，下腹捶揲出内凹外凸的八瓣仰莲以承托杯身，近圈足处为一周荷花。在口沿下一侧焊接有多曲三角形指垫，上面凸起的圆片刻着一只鹿。
杯身内部以水波纹为底，錾刻摩羯纹和三条长尾、口边有两条长须的鱼。当盛满酒，仿佛能看到有水草漂浮，鱼儿游动。
在八个杯瓣外，是四幅《仕女游乐图》和四幅《狩猎图》，如屏风画般相间排列。
先来看《仕女游乐图》。第一幅，两个高髻长裙、体态丰腴的仕女前后漫步；第二幅中一名仕女正悠闲的坐着看前面一扑蝶儿童，身后立一女侍；第三幅一抱琵琶仕女扭头与手执团扇的仕女交谈，不远处一女侍正回头望向她们；第四幅中两名仕女相对而坐，一人弹琵琶，一人吹笙。
再看《狩猎图》，男子皆为典型的胡人形象。第一幅中男子正张弓搭箭欲射向前方的野兔和鹿；第二幅男子臂架猎鹰追逐前面两只野兔；第三幅男子骑马飞驰，回身拉弓射猎猛虎；第四幅男子骑着马，手执棍状猎具，追逐两只狐狸。这些画面生动的展现了唐代宫廷贵族生活，而这件器物也体现了唐代各族文化的融合和交流。
鸳鸯莲瓣纹金碗，这是迄今发现唐代金银器中最华美的作品，俗称大唐第一碗！
一起出土的还有它的孪生兄弟，大小、造型、纹饰几近相同，高约5.6厘米。外壁捶揲出上下两层外凸的莲瓣，每层十瓣，上下莲瓣内分别錾刻出狐、兔、獐、鹿、鸳鸯、大雁等动物和花草。走兽或走或奔，禽鸟或飞或栖，动静相宜，栩栩如生。下层莲瓣内錾刻的忍冬纹象征着长寿，外壁密密麻麻的鱼子纹。寓意多子多福。在内底中心，錾刻了一朵蔷薇式团花，而在外底中心，则錾刻了一只回首展翅、飞翔于花丛之中的鸳鸯。
那谁才能使用如此华丽精美的金碗呢？据《唐律疏议》记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所以金碗只可能是皇家贵族御用，当然也有可能被皇帝用来安抚、奖励有功之臣，或者是馈赠周边少数民族的礼品。
由于赤金走龙被发现时，装在一个银罐里，以至1000多年的光阴并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所以个个完好如初，金光闪闪。高2厘米，身长4厘米左右，体重只有4克，十分纤细，但神态逼真，甚至可以看到头上的双角自然弯曲，身上的鳞片片片分明。四腿直立，似在驻足或是奔走。
大家一定很好奇金龙的用途吧。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唐代道教投龙仪式中所用的法器。（投龙仪式，源于道教的天地水“三官”信仰。古时帝王举行道教祭祀活动，为了沟通神界，祈求平安，免除灾祸，往往会在三个简书上书写祈愿内容，奏告“三官”，即投龙简。投龙简分为山简、土简、水简。山简投于高山之中，土简埋于地下，水简投于潭洞水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将它传递给神灵，以求愿望成真。
孔雀纹银方盒，高10厘米，长12厘米，重约1500克，除底部为平整的素面外，其他各面纹饰均采用满地装的手法装饰，繁复细密，富丽堂皇。
正面、左面和右面的主题纹饰为对称构图。正面是一对孔雀立于莲蓬之上，其余几面分别刻有童子戏犬、山峰、流云、花鸟等内容，只可惜其中的一只孔雀仅錾刻处轮廓，没有完成腹部细腻的羽毛和脚下莲蓬的叶脉、孔眼，究竟为何会如此，至今依然是未解之谜。
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高3.6厘米，口径11.2厘米，重152克。腹部捶打出均等的14条水波纹，其间錾刻飞禽、走兽，陪衬以花草，山岳，碗内底中心还贴焊着一只鎏金海兽，生动有趣。
碗腹的14条曲线水波瓣纹样，在中国传统器物造型中从未出现过，而粟特银碗器体多分曲或呈花瓣形，并以锤揲技法使之凹凸起伏，因此，这件银碗波瓣的产生应该是受到粟特风格的影响。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几件鎏金银盘，采用锤揲工艺制作而成，为六曲葵花形。盘体有起伏的分瓣和仅在盘心装饰一种动物纹样的做法与萨珊、粟特等地区的做法相同。在盘底中心部装饰有熊、鸾鸟、龟、狐狸，动物全身鎏金，使得整件银盘金碧辉煌，绚烂夺目。
熊纹六曲鎏金银盘，盘心处凸起并锤揲出一只熊的形象，仰首张嘴、躯体圆浑、四肢肥壮、爪牙锋利、尾巴短粗，形象逼真，跃跃欲出，具有典型的大唐盛世的风格。
鎏金鸾鸟纹六曲银盘，鸾鸟纹饰通体鎏金，色泽光亮如新，金光灿灿。錾刻工艺在此时得到充分的运用，耳朵、眼睛、勾啄及羽毛皆使用这种方法表现。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龟坚忍长寿，古人认为它能占卜吉凶，并将桃的造型与龟纹饰巧妙地融为一体，两者结合似有神龟献寿的含义。
银盘为双桃相连形，一只狐狸回首俯视，另一只回首仰视，两只狐狸均呈现出机警的神态。以桃、狐狸作为装饰题材是迎合了中国传统的“辟邪”和“祈福”的心理要求。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两件鎏金双鱼纹银碗，造型和大小基本相同。碗底内有两条鎏金的鱼，当碗内盛满水时，水波流动，碗底的小鱼就如同在水里游动一样。碗内底的双鱼和装饰的水草均为锤揲而成，并錾刻修身鱼身，纹饰鎏金。圈足为焊接，出土时脱落。这种内底装饰风格是在伊朗萨珊银器上的徽章式纹样的影响下创制而成的。
鎏金双狮纹银碗，碗底的主纹饰外围环绕着绳索纹圆框的装饰手法，应是波斯萨珊银器影响的产物，其形式大都为中间是狮、鹿和瑞兽，周围绕以绳索式圆框或花瓣。这种手法在萨珊银器中被称为“徽章式纹样”。
银碗中双狮的对称布局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均衡对称的要求，而双狮口中的折枝花和碗体装饰的如意云头纹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可以看出，唐代工匠们并不是单一地借用外来文化，而是将其有机地与本国的文化统一起来。所以这件双狮纹银碗可说是融合了中西方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
鎏金伎乐纹八棱金杯唱不尽的歌舞升平竟浓缩在一个金杯的尺寸之间！鎏金伎乐纹八棱金杯侈口，尖唇，八棱形杯体，束腰，器体厚重。主题纹饰为八位手执乐器的乐工，分布于八个棱面。乐工手执竖箜篌、曲项琵琶、排箫等，这画面让我联想到春回小院，百鸟放歌的浪漫景象。
鹦鹉纹提梁银罐鹦鹉是能言之鸟，在古代被称为神鸟，由于唐朝宫廷对鹦鹉的宠爱，在达官贵人们专用的金银器上大量出现各种鹦鹉形象，并与鸳鸯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罐上的鹦鹉和鸳鸯纹饰，象征着圆满与吉祥。
盖子内有唐代人墨书“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的题记。紫英记紫英石头，白英即白英石，在唐代它们都是用来制作道家丹药“五石散”或“三石更生散”的主要原料。
鎏金双雁纹银盒，盒面中央有相向站立的双雁，做振翅状，俱站于一莲蓬之上。盖侧面饰十一朵流云。盒底中央为四枚桃叶、忍冬连结花瓣，四瓣尖处各生长一朵阔叶折枝花，花瓣交汇的四结点处各生长出一朵莲叶串枝花。大雁在古代象征着夫妇忠贞不渝，彼此不离不弃，因有着这层吉祥寓意，所以也被用于装饰图案。这件银盒上除了双雁，还有莲叶、莲蓬图案，则寓意了百年好合，多子多福，皆表达了人们的美好祝福。
大唐风华，虽与今远隔了千年岁月，但历史的尘埃并没有掩去这些金银器的无限光芒。它们之中还存有着太多的未解之谜等待着人们去探寻，也等待着人们用心去感知和欣赏唐朝的艺术内涵和文化，等待着人们将它的美丽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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