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7
云也退
导读
流泪就像信用卡消费,只要有了开端,以后便会越来越多。
“老兵不死,只是近凋零”,这话最早不知出自何处。不死是不可能的,但换一个词却会带来不同,“凋零”的画面感,让人想起那些并未从大地上消失,却在有毒的空气中枯萎、变黑,再也不会生长的植株。它们成了遗迹,向活着的人索求一种寻找、收集它们,并向其注目的行为。老兵有这个资格。
可是老兵又是最缄默的,他们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们的语言和记忆自成一体,打发余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互相喂食记忆的苦酒。美国越战老兵的境况为人所熟知,他们很难融入一个正常的社会,而在越南这一边,身为胜利者甚至“战斗英雄”的老兵,景况也是一样。在河内的一间咖啡馆里,越战老兵经常聚集在一起,讲着讲着话,忽然就会呻吟,会痛苦地哽咽起来,某个让说话人恶心的画面跳出来:“我们追击敌军18师,路过春禄的时候,坦克的履带上沾满了人肉和毛发,成群的蛆在上面蠕动……车开到哪儿苍蝇就跟到哪儿。”
说话人名叫阿旺,他一天天过来喝醉,病倒,死去,其他人的情况也差不多,过来跟他们搭讪的只有妓女而已。没有人会欣赏这样的“凋零”。他们只有彼此看着。在《战争哀歌》这本小说里,所有叫“阿X”的角色,其名字都可以互换:它们都是代号,相当于战争受害者甲、乙、丙、丁……只是其中的一个人,阿坚,被作者选为叙事人和故事的串联者。
《战争哀歌》,[越] 保宁 著,夏露 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
他比别人更年轻,入伍参战时年仅17岁,在像阿旺那样凋零之前,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叙述那些被埋没的人的故事,抒写他们已经褪色的爱情,点亮人们曾经的梦想”,阿坚说,“这仿佛是我的救赎之路”。救赎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即便写的东西实在是不体面,阿坚的叙述和回忆中,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气味逼人,炮火,尘土,腐烂的尸味,以及越南丛林自身狂野的生命滋味混合在一起,阿坚所在的侦察排,仅有他一个人幸存,光是因为给战友收尸,他就被阴间的气息一遍遍洗礼。
或许是被花样过多的西方文学给惯坏了,我读战争题材的小说,很久以来都不觉得,作家应该描述人对战争本身的残忍表露的痛苦,那样的写法太老套了,相反,把人物变成冷眼的白描派,不动声色地渲染气氛,不说有多么高级,至少也符合艺术的要求。可是《战争哀歌》却循了“老套”,它在叙述一个个“被埋没的人的故事”时,让人物的情感渗入情节,情感不结束,情节便不前进;它没有欲扬先抑,没有故意的悬念设置,死亡一次次喷发,永别遍地生长,为回应这些,书中之人也用了最老套的方法——流泪。
这部小说不像是写成的,倒像是被泪水“泡发”的。书中哭泣的镜头太多,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士兵还是平民。阿坚的侦察排战友,阿乾,就经常哭,阿坚责备他:“既然来到B-3前线了,还老大呼小叫干吗?!你太容易伤感了,这实在不像话呀。”阿乾的回答是:他入伍时刚刚从洪水中救出了母亲,母亲叮嘱他说,瞅个机会就当逃兵回乡吧,“我常扪心自问,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阿坚见到旧日山里干妈的小女儿阿兰,一说起两个昔日小玩伴已经命丧战场,阿兰立刻热泪盈眶。阿生曾想做诗人,现在半身瘫痪,但拖了四年没死,到行将就木之时,他的床铺散发着臭气,老同学阿坚看过他后回到家,和衣躺到床上,瞅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落了下来”。
战友和故交之死,引起的泪水会刺激对敌人的仇恨,像是阿坚队伍里的一员——小盛子,他的死焕发了战友为他报仇雪恨的斗志,“永别了,亲爱的战友!我们未来一定会扭转乾坤”,事后,阿坚一次次梦见小盛子,夜夜难眠,“泪眼朦胧”。然而,敌人也是会因痛苦而流泪的,这种泪水所唤起的,是对战争本身的憎厌。侦察兵阿判告诉阿坚,他曾在一次冲击美军防空洞的时候,遇到美军不分敌我狂投炸弹,防空洞里,一个壮硕的美国兵被炸得人不人鬼不鬼,刚好阿判冲进来,遇到敌人,不由分说地就猛刺数刀。美国兵哀嚎着,“呻吟声越来越大,眼泪哗哗直流”,阿判站在旁边,呆住了,满心的恐惧渐渐地被同情所淹没。
战争中正在轰炸的飞机
他同情敌人,也因为看到了如此的人间惨况而同情自己。在另一个故事里,阿坚俘虏的一个南军士兵,为了活命,抬出了家中老母和未婚妻,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展示了随身携带的女友照片,边说着“我愿做牛做马”,边偷眼在阿坚冷酷的眼眸中寻觅可能的一丝恻隐。这个士兵猥琐不堪,而那女人却美艳异常——杀,还是放?作家的选择是:让阿坚从梦中惊醒。
泪水最丰富的人始终是阿坚。除了目睹战友和敌人之死,对每一个到过的地方都触景生情外,他还拥有过爱情。《战争哀歌》的作者保宁拥有一项十分古典的价值体系,他相信文字的终极使命只有一点,那就是赞颂人间最美好的事物,尤其是在描写痛苦与丑恶的时候。阿坚的父母死得都早,但一个名叫阿芳的姑娘献上的初吻,就足以让他痛感战争不可原谅地终结了自己梦幻般的童年。几乎每一次见到阿芳,哪怕仅仅是想到她,阿坚都要流泪,也是在一次次流泪之中,阿坚承认了自己虽活了下来,却不能和阿芳长相厮守的事实,因为他的精神已陷于严重的谵妄,他对她仅有短暂的依恋,剩下的则是长久的误解。他可以依赖的只是泪水,流泪阻止了绝大多数人物去争取自知不该得到的东西,流泪又给阴阳两隔的战友或天各一方的恋人带来了聚首的幻觉。
流泪就像信用卡消费,只要有了开端,以后便会越来越多;流过的泪,事后会经常想起,引发更多的泪,既已哭过,不妨再哭,让“男儿有泪不轻弹”去见鬼。保宁的这本书,并没有向读者披露有关越南战争的什么鲜为人知的“真相”,他认为,懂得了眼泪,也就懂得了战争的真相。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的诗中讽刺地写过:战争过后,总要有人来打扫战场,因为尸体是不会自己收拾自己的。阿坚侥幸熬过了侦察排的地狱岁月,就在战争末年被编入了收尸队。这可是“美差”,队里几乎所有人都活过了战争,然而,“他们的心始终都被无边的凄凉所笼罩。想起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士兵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就忍不住嚎啕大哭”。
类似这样的描述实在密集了一点,你会觉得在保宁的笔下,这场战争太乏味了,也太模范了,它缺乏出人意外的地方,它一方面摧残了人的身体和理智,另一方面又让人泪腺大开,尽情地悲伤。若论“意外”,就要提到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其中写过一个哥萨克士兵多尔古绍夫。哥萨克是视生命如草芥的,多尔古绍夫在随部队败退中中弹,行动不得,就抓住了路过的战友柳托夫,要他一枪结果了自己,柳托夫迟疑不前,原本连路都走不动,只能坐在地上呻吟的多尔古绍夫,竟然跌跌撞撞地追了上来,嘴里还骂着“混蛋”。
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
这种十足的“行尸走肉”,这种极端的求死人格,在保宁这里可不存在。泪水虽非讨人喜欢之物,却给死者以起码的尊严,并为幸存下来的士兵保全了对于战争和人生的正确认识。而保宁认为,书写这些是他的责任。《战争哀歌》中的一则故事,与《红色骑兵军》形成了对照:1966年的东沙泰战役中,新入伍不久的阿坚,跟班长阿广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之后,阿广被一颗炸弹炸飞,阿坚想给支离破碎的班长包扎,班长却请求阿坚解决自己:
“‘阿坚,阿坚!开枪,杀了我吧!’阿广哭泣着,吼着,‘开枪!我命令你立刻杀了我!天哪!你快开枪,冲着我,开枪!你妈的,开枪啊!’”
同样是求死和骂娘,但和多尔古绍夫不同的是,阿广的反应尚在正常人类的范围之内:他是在哭的。只是不多久,又一枚炸弹落地,驱使阿广进入疯魔状态:他伸手拔出了阿坚腰里的枪,瞄着阿坚,仰天大笑。阿坚害怕了,后退,随后撒腿就跑,他听到身后传来了“狂乱的笑声”,其间依然”夹杂着抽泣。”
战争中的平民
只要人还能哭,战争就还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故此,我认为可以这样讲:《战争哀歌》是书写——或曰“披露”——越战实情的,但也是为越战“正名”的,越战保留了它的“教育意义”,而并非单纯地促使人去信奉利己、荒谬和虚无。当然,这种效果完全源于作者的书写,保宁从来没有觉得,书写战争中人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事实,是一种落后的、俗不可耐的追求。
他不怕读者厌烦,反复地讲述阿坚开始写作时的悲苦心情:他要重温记忆,就要撕开一个个伤疤,一次次痛得死去活来。但是,就好比一幢楼房必须建有楼梯那样,保宁认为,必须踏着记忆的台阶,人才能够形成对生命的总体感受。“生命就是这样,”他写道,“它实在太宽厚、太绵长、太丰富、太生动了。不过到最后,它还是造成一种缺憾,让人在濒死时仍然感觉有一种东西在内心萦绕着,像是一笔债或者一个还没完成的任务……”这番话让活着的意义倏然间昂扬起来,同时抑制住了虚无感。
保宁先生比书中的阿坚小三岁,1968年入伍参战。《战争哀歌》于1987年出版,之后他便再无作品问世。他住在河内,难得接受了一次采访,他说,之后再写任何小说,都觉得不自然。看他这样讲,我便想起所认识的一些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出生的文化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对于修一部正式的抗战史,或收集出版抗战诗篇,都有着严正的热情和参与意识。这也都是一些懂得眼泪的分量的人,眼泪有多重,文字就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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