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 09:30
在媒体报道之后，深圳相关部门查处了一家使用“童工”的工厂，并把41名“童工”“遣送”回四川凉山老家。如果仅仅是浏览新闻，不加思考，当然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而一些人经过思考，却认为这是一件坏事。
他们的理由看起来也没错：“‘童工’看起来很残忍，但对贫困家庭的儿童来说，却意味着生存质量的极大改善，遣返之后，他们再也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些人发出质问：“这些彝族孩子愿意回家吗？没有得到哪怕一个肯定的答案。那为何要鼓动政府遣送他们回家？”还有人甚至痛斥记者乃至禁止“童工”的法规是借着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剥夺穷困孩子改善生活的努力。
应该说，比起不加思考的相信常理，这些理性思考有其价值，由于其直白，价值观强烈也吸引了不少拥趸。不过，在这些理性思考之上，还有更深一层的理性思考与社会因果逻辑。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童工”的概念。“童工”绝不仅以赚钱来判断，绝不是指《爸爸去哪儿》里的那几个孩子，而是指长期辍学、打工挣钱的贫家孩子。
是否辍学当“童工”，本质上是如何理性的分配当期效用与远期效用，寻求利益最大化，是在幼年就开始赚钱，还是幼年学习成年后赚钱？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变化。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个体在童年阶段识字，学习基本的英文、数学、理化知识，培养基本的权利、法律意识，对个体成年后的长远发展有很大好处，考虑到教育的正外部性，也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远期福利。相反，一旦错过这个学习窗口，成年后很大可能就一直陷在低技能劳动中，导致贫穷群体的固化。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会选择长期的福利，与此同时，在当下中国的福利制度下，一个赤贫的家庭孩子也能在救济之下，完成这个阶段的学习。
效率驱动着道德与伦理，道德与伦理因素后面必然有效率因素。当幼年学习导致明显的个体与社会福利增加的时候，大多数父母就会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在幼年时学习，这种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就演化为“‘童工’不道德”的社会观念，进而变为公共政策。
如果这个理论是成立的，那么就可以反推一个事实：即禁止“童工”的概念应该是工业社会之后，当生产需要知识、技术之后才出现的。事实正是如此。1769年，瓦特改良蒸汽机，工业革命开始，33年后，即1802年，英国制定《工厂法》，反“童工”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人类的道德史上。而在此之前的漫漫人类历史中，并无“童工”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福利制度，而需要劳动力的技能时，“童工”问题就变为一种道德，成为公共政策——正如哈耶克这样总结过道德演变：我们的道德是以效率为核心展开的。
从更深层面上看，中国的知识阶层已经对高高在上的统一设计，这类理性的自负有了足够的认识与警惕，但与此同时，却出现了对个体理性的偏颇崇拜。实际上，个体理性并不完美，关于“童工”的理性选择并不复杂，但仍有不少人不具备理性的分配当期与远期福利的能力，比如父母无知，认为读书无用，而大多数孩子也是厌学的。所以，对个体理性的偏颇崇拜，也是一种理性的自负。人类需要，也一直在长期同时与两种截然相反的理性自负作战。即使退一步，我们保持对成年人非理性的尊重，但涉及未成年人时，公共政策帮他们做出判断，是可以接受的。
当禁止“童工”成为公共政策之后，除了直接禁止以外，还极大的降低了贫穷家庭的孩子读书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就是指，一个孩子因读书而放弃的收益。显然，如果他可以合法的找到工作，就意味着他放弃了2000元的收入，而很多家长又宁愿要这2000元，这将诱导出更多的“童工”。而在禁止“童工”的制度下，即使不读书也找不到工作，机会成本极大的降低了，家长就愿意让孩子读书。
有人说，基本福利覆盖不到的很多边远地区，一部分“童工”回到家乡，仍不会踏入学校，浑浑噩噩过其一生。但是，这个说法却并不成立，如果要打工，2、3年成年之后也仍然可以。而且，扶贫、义务教育政策没执行的好，正是舆论该进一步追问的，也恰好证明问题不在于禁止“童工”。
即便再退一步，的确存在一些孩子即使不打工，也仍然不上学，但少数的情况，并不能证明禁止“童工”是错误的，就该废除禁止“童工”制度。社会政策是只能照顾绝大多数。2万个即使不能工作也不上学的孩子，与“童工”合法之后诱导出来的200万“童工”，该怎么选？一些人看到这41个或者更多的“童工”被剥夺了在当下改善自己的机会，却看不到，或者不想看到，他们由此获得了在长期上改善自己的能力，也避免了“童工”合法诱导出来的打工者低龄化。公共政策不是靠良心、靠直觉、靠个别现象，而是一系列基于严密逻辑推演的＂两害相权取其轻＂。
所以，现在可以回答质疑者的问题。禁止“童工”并不是理想主义，相反，背后有着现实的、深刻的逻辑链条——当然，人类社会是复杂的，所以，比起无政府主义的简单直白，这个逻辑链条并不那么清晰。
无政府主义追求的是，如何构建一个简洁的、具有价值观美感的社会模型，因而其逻辑也直白而强烈，给很多人带来一种勘破世情的智力上升快感，以及对世界进行斩钉截铁的把握的力量感，吸引很多拥趸也并不奇怪。但更深一层的理性关注的是：如何在真实社会中寻求价值观与现象的磨合。相比之下，现实灰暗而沉闷，不但不能带来力量感，反而往往令人沮丧与挫败，并转而在人性的灰暗之处做出折衷，比如，适当的改变扶贫制度，把上学与获取补贴挂钩，改变孩子们上学的收益，满足短视的人们的当期理性。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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