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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的管理
心衰患者的管理应遵循心衰指南及相关疾病指南，需要多学科合作，以患者为中心，涉及住院前、住院中、出院后的多个环节，包括急性期的救治、慢性心衰治疗的启动和优化、合并症的诊治、有计划和针对性的长期随访、运动康复、生活方式的干预、健康教育、患者自我管理、精神心理支持、社会支持等，对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疾病的恶化、降低再住院率具有重要意义。做好此项工作是心衰诊治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一、心衰管理团队
心衰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征，给予患者适合的诊治和长期管理需要多学科组成的心衰管理团队来完成。心衰的多学科合作团队由心脏专科医生、全科医生、护士、药师、康复治疗师、营养师等组成，按照一定的流程及规范相互协作，对提高心衰诊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显示团队协作护理能降低心衰患者死亡率，减少住院次数，改善生活质量。再入院风险高的心衰患者推荐多学科参与的管理方案或项目(Ⅰ，B)。管理团队需要长期稳定的配合和良好的沟通，应定期对成员进行培训，以确保管理方案持续改进和实施标准化。
二、优化心衰管理流程
心衰管理方案应覆盖诊治全程，通过优化流程实现从医院到社区的无缝衔接，包括：(1)住院期间心衰管理团队即应与患者进行接触和宣教，鼓励患者和家属参与随访；(2)根据病情和危险分层制定出院计划和随访方案；(3)出院后通过随访和患者教育，提高患者依从性和自我护理能力，进行药物调整、心理支持，如果心衰症状加重应及时处理。
建立心衰随访制度，为患者建立医疗健康档案。随访方式包括门诊随访、社区访视、电话随访、家庭监测、植入式或可穿戴式设备远程监控等，根据具体的医疗条件和患者意愿及自我管理能力采取适合的随访方式。采用新的信息技术能有效促进心衰多学科管理方案的构建和实施，也有助于患者的参与和自我管理。
三、随访频率和内容
根据患者情况制定随访频率和内容，心衰住院患者出院后2～3个月内死亡率和再住院率高达15%和30%，因此将出院后早期心血管事件高发这一时期称为心衰的易损期。优化慢性心衰的治疗是降低易损期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的关键，因患者病情不稳定，需进行药物调整和监测，应适当增加随访频率，2周1次，病情稳定后改为1～2个月1次。
随访内容：(1)监测症状、NYHA心功能分级、血压、心率、心律、体重、肾功能和电解质；(2)神经内分泌拮抗剂是否达到最大耐受或目标剂量；(3)调整利尿剂的种类和剂量；(4)经过3～6个月优化药物治疗后，是否有ICD和CRT指征；(5)针对病因的治疗；(6)合并症的治疗；(7)评估治疗依从性和不良反应；(8)必要时行BNP/NT-proBNP、胸片、超声心动图、动态心电图等检查，通常在规范化治疗后3个月、临床状况发生变化以及每6个月1次的病情评估时进行；(9)关注有无焦虑和抑郁；(10)心脏专科医生应每年与患者进行1次病情讨论，审查当前的治疗方案，评估预后，制定后续治疗方案或植入心脏辅助装置或进行心脏移植。病情和治疗方案稳定的慢性心衰患者可在社区或基层医院进行随访。
四、患者教育
患者缺乏自我管理的知识和技巧是心衰反复住院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教育能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药物依从性，有助于其改善生活方式(Ⅰ，B)。主要内容需涵盖心衰的基础知识、症状的监控、药物治疗及依从性、饮食指导和生活方式干预等(表12)。
五、运动康复
研究证实了慢性心衰运动康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可降低慢性心衰(包括HFrEF和HFpEF)患者的病死率和再住院率，改善患者运动耐量和生活质量，合理控制医疗成本。应推荐心衰患者进行有规律的有氧运动，以改善症状、提高活动耐量(Ⅰ，A)。稳定的HFrEF患者进行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可降低心衰住院风险(Ⅰ，A)。
运动康复适应证为NYHA心功能Ⅰ～Ⅲ级的稳定性心衰。禁忌证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早期、恶性心律失常、高度房室传导阻滞、急性心肌炎、感染性心内膜炎、急性心衰、未控制的高血压、严重主动脉瓣狭窄、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心内血栓等。
患者平时可进行适合自己的运动，或在医生指导和监测下进行专业的运动康复，参考“慢性稳定性心力衰竭运动康复中国专家共识”。
六、终末期心衰患者的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
终末期心衰的治疗涉及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姑息治疗适用于经积极的药物和非药物治疗后仍有严重的心衰症状导致生活质量长期低下和反复住院治疗的患者；失去了机械循环辅助支持和心脏移植机会的患者；心原性恶病质的患者；临床判断已接近生命终点的患者。终末期心衰管理的重点是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痛苦和呼吸困难，利尿剂对缓解症状十分重要，应持续至生命末期。应加强人文关怀，关注患者需求。还应考虑适时停用部分药物或关闭ICD功能，考虑恰当的复苏处理。
七、老年人心衰管理
截至底，我国≥60岁的老年人口已达2.22亿，其中≥80岁者占13.9%。心衰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均随年龄增加，≥80岁的人群心衰患病率可近12%。老年心衰患者发生心衰恶化和再入院的风险高，高龄是心衰患者预后差的危险因素。
老年心衰患者诊断和评估的特殊性：(1)不典型症状更为多见，更易发生肺水肿、低氧血症及重要器官灌注不足。(2)以HFpEF为多见(40%～80%)，常合并冠心病，但临床上易误诊和漏诊。尸检病理研究显示高龄老年HFpEF患者中心肌淀粉样变检出率高。(3)多病因共存，合并症多，研究发现>65岁的老年人中超过40%具有5个以上合并症，且随年龄增长，非心血管合并症增多。(4)胸片、超声心动图、血BNP水平在老年心衰诊断中特异性降低。
老年心衰患者治疗的特殊性：(1)循证医学证据较为缺乏，尤其是非药物治疗。(2)易发生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3)合并用药多，易发生药物相互作用和不良反应。老年心衰患者的最佳剂量多低于年轻人的最大耐受剂量，治疗既强调以指南为导向，也要注意个体化。(4)衰弱在老年心衰患者中很普遍，应寻找和处理其原因，相关的心衰指南(包括本指南)推荐的药物对于衰弱老年人获益尚不确定。≥80岁的心衰患者中约1/3合并痴呆，不能及时识别心衰症状，治疗依从性差。抑郁导致老年患者自我管理和获取社会帮助的能力下降，也与预后不良相关。对老年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和多学科管理有助于识别上述情况并尽可能避免其不利影响。(5)高龄老年人面临预期寿命缩短、手术风险增加等问题，选择非药物治疗需严格掌握适应证，仔细评估风险收益比。(6)老年患者面临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就医和随访难度大，医生需结合其生活状态选择恰当的方式，适当运用电话随访和远程监护，鼓励患者家庭监测和社区随访。
八、妊娠心衰管理
依据现有指南对妊娠的心衰患者进行治疗。需注意部分药物妊娠期禁用，如存在胚胎毒性的ACEI、ARB、ARNI、醛固酮受体拮抗剂、阿替洛尔。β受体阻滞剂、地高辛、利尿剂、硝酸酯类和肼苯哒嗪可酌情使用。妊娠前已应用β受体阻滞剂的HFrEF患者推荐继续应用，妊娠期间出现用药适应证的HFrEF患者也推荐在密切监测下应用β受体阻滞剂(Ⅰ，C)，并逐渐增加至最大耐受剂量。利尿剂可能引起胎盘血流量下降，如无肺淤血表现应避免妊娠期应用。过快地减停心衰治疗会导致围生期心肌病复发，治疗需持续至左心室功能完全恢复后至少6个月并逐渐减停。在标准心衰治疗基础上加用溴隐亭可改善围生期心肌病患者的左心室功能和预后，围生期心肌病的患者可考虑溴隐亭治疗，以停止泌乳、促进左心室功能恢复(Ⅱb，B)，但溴隐亭应与预防性或治疗性抗凝药物联用使用(Ⅱa，C)。
有体循环栓塞或心内血栓的患者推荐抗凝治疗(Ⅰ，A)，LVEF明显降低的围生期心肌病患者需考虑预防性抗凝治疗，抗凝药物需依据妊娠阶段和患者情况选择。合并房颤的患者亦推荐根据妊娠分期选择低分子肝素或华法林进行抗凝治疗(Ⅰ，C)。
急性心衰同样需依据现有指南进行相关评估，鉴别诊断时需注意妊娠相关并发症。应预先建立处理流程和多学科团队，因快速诊断和干预对急性心衰的妊娠女性非常重要(Ⅱa，C)。应尽早将心原性休克或依赖正性肌力药物的患者转运至能提供循环机械支持的机构(Ⅱa，C)，开展循环机械支持的同时需考虑急诊剖宫产终止妊娠。围生期心肌病对β受体激动剂非常敏感，需尽量避免应用，选择正性肌力药物时可考虑左西孟旦。
应该告知HFrEF患者生产和围生期存在心衰恶化的风险(Ⅰ，C)。围生期心肌病和扩张型心肌病患者不推荐在LVEF恢复正常前妊娠(Ⅲ，C)，即使左心室功能已经恢复，妊娠(或再次妊娠)前仍推荐进行心衰复发风险评估[166](Ⅰ，C)。无论孕周，经积极治疗仍失代偿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应终止妊娠，而稳定期心衰患者可尝试顺产。泌乳和哺乳的代谢消耗大，严重心衰患者可考虑停止母乳喂养(Ⅱb，B)，这也有利于尽早进行心衰规范化治疗，可考虑使用溴隐亭以停止泌乳。
(执笔：王华梁延春)
核心专家组成员(以姓氏拼音为序)：董建增，董吁钢，韩雅玲，黄峻，李新立，梁延春，马爱群，王华，杨杰孚，张健，张宇辉，周京敏
专家组成员(以姓氏拼音为序)：艾力曼·马合木提(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白玲(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陈牧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柴坷(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程雅琳(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丁文惠(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董建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董蔚(解放军总医院)，董吁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方理刚(北京协和医院)，高传玉(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葛志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侯平(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韩雅玲(沈阳军区总医院)，黄岚(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黄峻(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金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孔洪(四川省人民医院)，黎励文(广东省人民医院)，李为民(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新立(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梁延春(沈阳军区总医院)，廖玉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刘金秋(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卢永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马爱群(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马文林(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毛威(浙江省中医院)，孙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孙志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唐其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王贵松(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王冬梅(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王华(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王江(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吴学思(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徐东杰(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许顶立(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杨杰孚(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杨萍(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袁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詹思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张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张宇辉(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郑昭芬(湖南省人民医院)，周京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周建中(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利益冲突无
选自：《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第46期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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