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漳州漳浦县的南碇岛,记录着闽南百万年来的历史碰撞与交叠。摄影 / 冯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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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人为什么那么拼?
因为爱拼才会赢。
从中原的角度看闽南,这是一个边缘、偏僻、生存艰难之地,因而历代王朝往往还有弃守之争。闽南人走向海洋,首先是地少人多带来的生存压力。唐宋后,大量移民涌入,闽南原本可怜的土地已经难以养活更多人口,为了生存,闽南人只得以海为田。另一方面“闽在海中”,闽南人征战海洋具备天然的优势。
那么拼的闽南人不仅靠海求得生存,更是闯出了一片天地。福布斯、胡润富豪榜上,隐现着一个闽南人的“商业帝国”。以经济实力论,东南亚各国中除了泰国是粤商占据优势外,其余国家占据上风的都是闽商,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近十余年的首富更由海外闽商交替把持。
▲人们靠海吃海,在潮起潮落间经营海洋。摄影 / 欧康
当下我们习惯称呼的“闽南”,政区上分属厦门、漳州、泉州三个地级市所辖之区,自然区域上又分属九龙江和晋江流域,经济区受政区的控制,也基本上独立为三个区。因此,当我们提及“闽南”,实际是跳脱出行政、地理、经济层面的概念,更多地将其视作一个纯粹的文化区。
▲夜晚作业的渔民。摄影/李颀拯
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都是背向海洋的。由于土地贫瘠,对于闽南这样的海堧地带,王朝往往还有弃守之争。而海洋,即便再广阔,农业发展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更何况,海洋的经济、管理成本远远高于陆地,漂流于海面之上,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因而,对于自恃天朝上国的王朝,海洋从来都不在争夺的空间范围内。
但我们不面向海洋,并不意味着与海洋世界的连接不存在。实际上,闽南人不仅善舟楫,在历史早期,就已经参与到欧亚大陆之间的海上贸易网络中。
▲宋元时期的闽南人就已经开始参与全球贸易。绘/Paprika
10 世纪后期至 15 世纪初,泉州一跃而起发展为世界第一大港,此时的闽南人,已经成为最熟悉印度洋与太平洋航路的中国海商。
15世纪末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率先开始了大航海。尽管这一时期,明清两朝实行严厉的海禁和迁海政策,但闽南人参与全球贸易维持生计的生存模式已经形成,走私贸易在月港日渐形成气候。
▲ 厦门港海沧区国际货柜码。摄影/陈健
等到 1567 年,月港开市,明朝正式允许航海往东西洋贸易,有海外贸易传统的闽南人更是如鱼得水,迅速参与到西班牙人主导的美洲与亚洲之间的大帆船贸易中,并成为主力。因而无论是宋元时期的泉州、明代漳州,甚至是更早时期的闽南,早已拥有一个视野广阔的海上世界。南亚、东南亚、太平洋、波斯湾、地中海,都已在闽南人活跃的核心圈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闽南人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参与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最深入的地域人群之一。
▲ 海上的渔民。摄影/李颀拯
背山面海的闽南人,在中原边缘的“偏僻”之地,不惜用生命开辟出一条海上生存之路。但与此同时,向海讨生活的方式也塑造了豪爽、敢拼生死、“爱拼才会赢”的闽南人。
为什么闽南人“抱团”?
旧时代,在闽南各地,时常因小隙而酿成宗族械斗,而每当这时,闽南人都会举全村、全族之力拼生死,名曰“拼社”。一旦官府问罪,服从宗族决议,出头顶罪的人,族人会负责抚恤其家属。地道闽南人朱家麟认为,闽南人这种比较重情义、族群认同较为强烈的特点,就是从瘠薄农耕文化底层上繁茂生长的海洋性格。
▲ 闽南人与神同居的朴素理念,在两种看似混搭的建筑面前得到了极好阐释。摄影/赵建军
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历史上都是背海发展。明清时代,中国的海商一旦出海,就脱离了与帝国政府之间的管辖关系。闽南人即使在南洋建立起庞大的商贸关系网络,背后也缺乏政府的支持,因此被称作“没有国家的商人”。海外贸易和移民环境险恶,宗乡观念使闽南人能够相互扶持、共度险境,因而闽南人在海外的凝聚力,就主要来自强烈的宗族乡土观念和妈祖信仰。
▲现藏于荷兰国家博物馆的清代《妈祖神迹图》彩绘 。供图/许路在海外,闽南人因宗族、地缘同乡聚集在一起,因而各种各样的宗亲会、同乡会、同业会纷纷成立,成为人们怀旧叙旧的地方,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华侨社区。就这样故乡的宗教信仰也被带到了海外,除了拜大伯公、拜观音、拜关公等共通的信仰,不同的方言群还有各自的小信仰。
▲闽南地区特有的运用闽南语的曲艺形式“讲古”。摄影/方托马斯闽南人把自己说的话称作“咱厝(cuò)话”,也就是自家话的意思,俚语说“咱厝人讲咱厝话”。会说闽南话是闽南人互相认同的标准,确认过方言,都是闽南人啊。所以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一口咱厝人的咱厝(cuò)话,就能让闽南人天然地亲近,这也可能是闽南人抱团的原因之一吧。
天涯处处有闽南
海道凶险,闽南人凭其孤勇脱颖而出,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在全球贸易潮流中劈波斩浪。不仅如此,闽南人还把自己的子孙带到南洋和新大陆。
▲闽南语在东南沿海地分布。绘/Paprika
单单海外说闽南话的华人多达 6000 多万人,其分布地域之广,远远超出了其他汉语方言的分布范围。在全世界说闽南话的人口中,闽南本土人口的占比甚至连四分之一都不见得有——光是海峡对岸的台湾岛,说闽南话的人口就几乎与闽南本土相当。
若你身处东南亚马六甲、槟城、新加坡、泗水、马尼拉等地的街头,你会听到熟悉的闽南话从耳边飘过,偶尔可以从社团的聚会中听到悠悠南音,在街边可以吃到和家乡一样味道的闽南菜……好像把故乡的一切都搬来了,这些闽南人聚居的城市形成了闽南之外的另一个闽南。
▲三大语言在东南亚的分布。绘/Paprika
闽南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出土实物证明至少在唐朝已经有闽南人移居东南亚,随着宋元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移民数量不断增加。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中也有来自闽南的船员,留居当地者成为早期的华侨。
明末清初更是闽南人移民海外的高潮期,移民者在东南亚的巴达维亚、马尼拉、马六甲、三宝垄等地聚居,从事着这些城市日常需要的各种营生,从做理发师、厨师、裁缝、小贩等逐渐发展到土产批发商、铁器商、布商,再到经营旅店、酒店、银行、保险等行业。
集市和街市不断地聚集人气,各种各样的宗亲会、同乡会、同业会纷纷成立,成为人们怀旧叙旧的地方,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华侨社区。
故乡的宗教信仰也被带到了海外,除了拜大伯公、拜观音、拜关公等共通的信仰,不同的方言群还有各自的小信仰。南安人有供奉广泽尊王的习俗,而安溪会馆内则会供奉着来自故乡的清水祖师,香火兴盛,不亚于故乡。
▲木偶戏在闽南自古就被赋予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摄影/黄水木
海外华侨很自然地成为传统文化的实践者和保护者。一些在海外依然保持的闽南传统文化,因华侨的回归而从他乡重返故乡。在海外华侨与乡人的共同努力下,闽南地区祭祖先、迎神佛、演戏酬神等在五六十年代一度消沉的仪式和习俗得以恢复。
当闽南人移居到海外时,有一种可以拉近与故乡亲友距离的媒介——侨批。“批”即闽南话中的“信”。
▲“侨批”是连接海外闽南人与故乡亲友的媒介。摄影/陈林浩
年,闽南地区发现了 470 余封珍贵侨批,发出、收批地点包括马尼拉、香港、厦门、漳州等地。侨批的主人黄开物 1878 年出生于漳州角美锦宅村,曾加入同盟会并担任马尼拉中华布商会副会长。
“黄开物侨批”中,同盟会会员林书晏、吴宗明等从马尼拉寄来的侨批反映了菲华社团和华文报刊宣传革命思想的情况。心系故国的人们,以演出革命题材的戏剧等方式,发动华侨踊跃捐输,甚至奔赴国内参加起义直接推动革命进程。
▲侨批。摄影/陈林浩
海外华侨群体的民族主义热情,与他们既接受传统儒家四书五经的华文教育,又身处殖民社会而带着强烈的反抗殖民主义的情绪分不开。这些海外华侨对近代中国革命事业出钱出力,以至于当今天的我们听到“华侨”这一称谓,脑中总是会将其与爱国主义和荣誉联系起来。
年,“中国侨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是对侨批背后一代代海外侨胞的血汗与深情的认同。
改革开放后,闽南侨批业退出历史舞台。因为经济的发展与政策的开放,海外华侨也得以不断回到故乡拜祖省亲,有时甚至整个家庭几代人几十上百个成员浩浩荡荡地回乡。
他们在捐建学校公路医院、设立奖教奖学基金等公益事业的贡献,使故乡的面貌焕然一新。有意思的是,这些在海外见识现代文明的华侨不仅给故乡带来现代的理念,而且成为故乡修建祠堂、编修族谱等恢复传统运动最积极的推动者。
▲消失多年的民俗礼仪、祭典仪式等,随着民间实力的提高逐渐恢复,且声势日益浩大。摄影/陈世哲
海外的闽南华侨频繁地回到故乡,最初吸引他们回乡的因素来自血浓于水的乡情。如今,世界闽商大会、世界晋江同乡恳亲大会等超越宗亲和血缘的跨地域社团不断产生,更广泛地传承和发扬着闽南文化,成为本土和海外“两个闽南”这部交响曲的最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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