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奖惩效应。
我们引用张维迎先生在《博弈与社会》中的一段来介绍奖惩效应。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虽然认为只有互助相爱、诚实守信，人类才能从相互仇恨的罪恶中解脱出来，世界才有救，但他们也明白，让人们做到互助相爱和诚实守信是不容易的。他们提出的教义（或理论）是“规范性的”（normative），即人们应该那样做，而不是“实证性的”（positive），即人们实际上一定会那样做。他们不可能不明白，人是有自己的利益的，甚至是自私的，人们常常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正因为如此，天下才变得无道。所谓善恶之争不过是语义上的误解（misunderstanding），人性无所谓善恶。孟子讲“人性善”是说人性可以“向善”，如果环境对的话；是告诫那些作恶的人“你不是人”。如果人本性是善的，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恶呢？怎么还需要他来教导呢？荀子讲“人性恶”是说可以“化性起伪”，走向善。[23]如果人本性是恶的，你改造又有什么用呢？本性怎么能改造呢？因此，无论孟子还是荀子，“善”不过是给社会成员定的一个行为标准。正因为人性无所谓善恶，轴心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才相信人“心”是可以改造的，才提出了他们各自的主张。但改造人心不是仅靠说教就能完成的，所以他们都提出了改变人的心和行的激励机制。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提出的激励机制基本是相同的，就是“奖善惩恶”。儒家讲“赏贤使能”，讲“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荀子），区别“君子”与“小人”，就是希望通过功名利禄的诱惑使人们做君子不做小人。事实上，儒家之所以强调等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把等级作为“奖善惩恶”的激励机制（详细讨论见下一节）。墨子讲“兼爱”，但他设计的激励机制几乎与今天人们主张的激励机制没有什么区别，被易中天先生概括为“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24]。墨子主张“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坚决反对不劳而获（“无故富贵”）。在中国古典思想家中，老子等道家学派的人物似乎是反对“奖善惩恶”的,所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第三章）。但他其实是反对统治者的任意奖惩和过度奖惩，反对奖惩手段控制在统治者手里，而不是反对无为而治下的自然奖罚。
佛陀大慈大悲，主张宽容，善待恶人，但通过灵魂的“轮回转世”设计了一个更厉害的“奖善惩恶”机制。按照佛教教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个连续的生命都按照其前世行为的道德程度被赋予“高等”或“低等”的身体，只有最积德行善者才能进入“涅槃”境地。相信这一教义的人自然只敢作善不敢作恶了。耶稣与佛陀类似，他说要“爱你们的仇人”，不主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他用“天堂”和“地狱”作为奖惩手段，让公正的上帝行使最终惩罚之权。上帝和天国的奖惩比尘世的奖惩更有力、更有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人可以背着别人干坏事，但没有办法背着上帝干坏事。进一步，因为上帝与人签订的是长期契约，是算总账的契约，任何人如果想得到上帝承诺的最终回报（如来世的不朽），就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一颗善良之心，行善良之举，不违反上帝的意志。所以，如果一个人真正相信上帝的存在，对他的人间监督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当然上帝知道，人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因为人间总是充满诱惑。上帝宽容又仁慈，会原谅人的一些错误，给予人悔过自新的机会，但前提是人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向上帝忏悔，并用善行来赎罪。所以，在大部分宗教中，忏悔就成为人请求上帝（或上帝的代表）原谅的基本规则，就像生活中我们做错事时向对方道歉然后得到谅解一样。
对大部分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来说，“奖善惩恶”是正义和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行善之人和作恶之徒得到的报答是一样的，这样的社会显然是不公正的，是无“道”的。所以，人人应该有是非之心，不应该把个人好恶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
《博弈与社会》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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