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陶渊明的田园居与田园诗: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堪吏职归去来
陶渊明生活在公元365年至公元427年间的东晋时期,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而且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我们熟知他的《桃花源记》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也能随口念出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
博学多才的陶渊明
陶渊明是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人,他的家族曾经比较显赫,但在他幼年时陶家逐渐衰微,陶渊明八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少年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
陶渊明既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也学了《老子》、《庄子》及神话之类的“异书”,培养了“猛志逸四海”的出世之思和“性本爱丘山”的泉林之志,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人生志趣,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中,因其际遇的不同而时有隐现。
胸怀大志的陶渊明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大志,于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出任江州祭酒。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当时,出身庶族的陶渊明在官场没过多久就感到郁闷,于是辞职回家;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但他内心并没有真正安静下来,依然在寻找出仕的机会;7年后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一年后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投奔刘裕。经晋历宋后,他对刘裕除异己、徇私情等做法感到失望,遂辞职隐居。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义熙元年(405年)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时年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不久随刘敬宣离职。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回归乡里。
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出仕刘宋,在乡里生活直至终老。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直至绝望的十三年,也是他对统治阶级由满怀信心到完全失望的过程。
陶渊明虽然从小就有着不同俗流的心志,但他并非生来就看透了人世的沧桑和官场的纷繁,而是经过了十数载官场生涯的体验,才终于走向自然,也走向真正的自我。
田园的召唤
在《归去来兮辞》中,我们看到陶渊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也看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热爱。他像一只飞倦了的鸟儿,对过去的官场生涯作了彻底的否定。
他向往着清静悠闲而又惬意自得的田居生活,想象着在自己“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的清静中,在“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美景中体味大自然的脉搏,做一番自在无碍的心灵遨游。
“世与我而相遗”的无奈,“感吾生之行休”的遗憾,都被简谱单纯的田园生活化解,在“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悠游自适中日渐从容。他高卧北窗之下,在如水的清风中与自然对话,自谓羲皇上人。
陶渊明归乡之后,对州郡的官员的拜访概不接见,对朝廷的征辟也推托不就;除了常去田舍及山野,便是去庐山游观。
志同道合的夫妻
陶渊明的夫人翟氏,与陶渊明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陪伴夫君共同劳动,并在生活中对其百般照顾,使他的田园生活充满了温馨。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乡居环境,“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的简朴庭院,“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的劳作之累, “邻曲时时来”、 “言笑无厌时”,的乡里之交,是陶渊明的生活,也是他的慰藉。当然,他并未忘记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即耕亦工种,时还读我书”,在“息交游闲业”后“卧起弄琴书”,“登高赋新诗” ,充满着文人的高情雅趣。
名士本色
他的田园诗不是简单的景物描绘,而是对自己心境的表达和剖析。虽自云忘言,其诗却句句有言、有意、有境。陶渊明他笔下的大自然,是亲切而充满情趣的世界,与玄言诗的意晦景约有异,也与隐逸诗与游仙诗所寻求的那个遥不可及的“仙境”不同。
采采霜菊、悠悠南山,在诗人的笔下与人无限地相亲;在“心远地自偏”的宁静中,感受“山气日夕佳”朝暮之微妙变化,坐看鸟儿在天空自在地翱翔;就算在“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穷困状态中,犹能“竟抱固穷节”,恪守理想人格而志不移,以一派真纯之心去品味自然之美、万物之荣,登皋舒啸,临流赋诗,尽显名士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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