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我们从今天起开始集中读一点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诗。读诗之前,先介绍一下刘禹锡的生平。
刘禹锡年少即有才名,是远近闻名的天才,科举之路也很顺利,用现在的话说:他是真正的牛人,起手就是一把好牌。
唐代有俗语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代的科举大致分为“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顾名思义就是对于儒家经典掌握程度的考试,说白了,差不多就是死记硬背(儒家经典也多,其实也不好背),但当时差不多的读书人,都能背诵这些经典,所以明经科相对(只是相对)简单;进士科就不同了,进士考试注重真正的才华,要将治理国家的具体办法或想法结合儒家经典以及自己的理解,写成有独立意见的文章来应试。说白了,不仅要记经典,还要会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所以考进士绝非易事,所以说:三十岁考个明经科算是晚的,五十岁能考中进士也算早的了。比如元稹,他15岁就中了明经科,明经科嘛,读书人说,一般般。
刘禹锡是真牛,他22岁(德宗贞元九年)就中了进士,并且同年又登博学鸿辞科(进士科之后难度更大的一科),一年中连中两科,这使得刘禹锡很快就名满京华了。为什么22岁就连中两科影响这么大?我们可以做对比:比他早一年中进士的韩愈(韩愈考了四次才中进士,考中时已25岁),比刘禹锡晚七年中进士的白居易,中进士之后题诗慈恩塔,洋洋得意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时,要知道,这个“最少年”,那时也已经29岁了,比刘禹锡当年,老大哥了。刘禹锡那一科同榜进士一共三十二人,其中还有另一位名人,就是柳宗元(柳宗元也很牛,他比刘禹锡还小一岁),刘禹锡和柳宗元两人一辈子关系好,就是从同榜进士开始,其实,刘禹锡的人生弯路,也从柳宗元开始,当然了,柳宗元也陪着他宦海浮沉。
连中进士又和博学鸿辞科之后,刘禹锡在24岁时(贞元十一年)吏部拔萃科考试中又一次性通过(唐代制度不参加这个考试就不能真正实授官职),刘禹锡集三科于一身,24岁见了三次皇帝,好牛,于是,他很快获得了太子校书的官职。
太子校书这个官现在听起来没啥重要的,就是校勘崇文馆的书籍的一个校对嘛,其实不然,在当时印刷业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各种典籍需要人工校勘、刻印、保存,这就很容易被人为篡改,如果太子校书在献给太子的书籍中加入个人观点,必然会影响太子的思想,也基本上会影响国政。
刘禹锡这么牛,怎么可能不被有想法的人注意到,很快,太子侍读王叔文通过柳宗元把刘禹锡纳入自己的阵营(当然,这也是刘禹锡一心要“致君尧舜上”的人生理想所致,我们不能怪柳宗元和王叔文们)。
时光不停歇,到公元805年正月,刘禹锡34岁了,王叔文他们终于等来了新帝登基,就是唐顺宗,唐顺宗有大志向,王叔文集团获得施展报负的机会,刘禹锡很快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在这段时间里,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到这年四月新政出台,一时朝局大新。不幸的是,顺宗的身体不给力,到八月时顺宗就禅位给了太子(一说是被宦官所逼,不得不禅),这就是后来的宪宗,宪宗继位后,革新立即被停止,所谓的革新新政只维持了146天,史称“永贞革新”,革新集团随后遭遇沉重打击,主要人物十人集体遭贬,就是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其中刘禹锡贬连州刺史,到十月又再贬朗州司马,到次年,宪宗甚至下诏:刘禹锡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不管遇到什么大赦,也不再重新考虑),这个时候“二王”中王伾病死,王叔文赐死。所以,只有八人,就是那八个边远州郡的“司马”。
这次打击,使刘禹锡终身再未接近权力中枢。在大唐的舞台中心,刘禹锡只有“永贞革新”那次短暂的演出。
在朗州司马任上,刘禹锡一干就是十年,到元和十年,他和柳宗元被诏回长安,这本是一次重要的从头再来的人生机会,结果,刘禹锡去玄都观看桃花,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其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句子,这显然有讽刺意味,于是他又和柳宗元一起被贬。刘禹锡去做连州刺史,柳宗元去做柳州刺史,看似升职,实则新职位仍无关朝局。柳宗元后来死在任上,刘禹锡则先后做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等职,历宪宗、敬宗两朝后,直到文宗太和元年(827年),才又回到长安,此时,刘禹锡已56岁,人生走到了晚年。
不过,刘禹锡仍然不服气,在57岁那年他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称“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让权贵们极不舒服,此后,又让他去做了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等职,到65岁时才又归长安,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实质仍没有实权,直至他70岁那一年,大概权贵们认为他已经不可能再有大动作了,才让他做了检校礼部尚书,“检校”的意思,相当于“代理”,其实也不是实职。第二年七月,71岁的刘禹锡病卒。追赠兵部尚书。死后追赠略逊于韩愈(礼部尚书)。
简言之,刘禹锡的一生是抓了一手好牌,结果打得稀烂。
今天我们来读他的一首诗,诗题《金陵怀古》,全诗如下: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这首诗写于公元827年初春,刘禹锡从和州返回洛阳,路过金陵,即景抒情。逐句来说: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冶城”有典故,据《金陵记》记载,冶城位于金陵府治西北,是当年东吴的冶铸兵器之地,位置大概在现在南京市朝天宫一带;“征虏亭”也有典故,清道光《金陵览胜诗考》载:“征虏亭,征虏将军谢安(淝水之战以8万晋军打败前秦军百万之众的那位总指挥)尝止此,故名。在石头坞,晋太元中创。”位置大概在南京市玄武湖北。既然冶城渚已经被潮水淹没,那么,当年铸造吴刀、吴钩的冶铸胜景当然不再,所谓的吴国雄图霸业不过是一场空罢了,而像谢安那样的大人物停留过的亭子,不过也只是在夕阳中的一道残影。雄图霸业会成空,一代风流渺无踪,空对着盛衰旧时迹,怎不起吊古伤今情。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蔡洲,原为长江中的沙洲,现在已并入南岸。六朝时为屯军之所,东晋初苏峻之乱,陶侃入援,舟师至于蔡洲,因在江中,又可屯兵,人称为“不沉之战船”。幕府山横贯于南京市鼓楼区北端和栖霞区西端,是一座位于长江南岸边的丘陵山脉,西起上元门,东至燕子矶,相传晋元帝司马睿过江,王导曾设幕府(就是参谋部)于此,因此而得名。幕府山也名莫府山,形势险峻,是金陵门户。这一联承接首联,蔡洲之上已经生出了绿绿的新草,幕府山上仿佛依稀还有旧时的青青硝烟。新草当然是真的,硝烟却是诗人的联想,其作用在于引于下一联的议论。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不管是冶城被水淹没,征虏亭风光不再,还是蔡洲已长满新草,幕府山只余青烟,都在警示着:一个国家的兴废,当取决于人的努力,而不取决于山川形势,这些旧时险要的山川形势并没有让在此建都的王国长治久安,六朝的繁华早已灰飞烟灭。这是全诗的议论核心,社稷兴亡,“在德不在险”。这有点类似于孟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后世王安石有《金陵怀古》同题诗四首,第二首写道:“天兵南下此桥江,敌国当时指顾降。山水雄豪空复在,君王神武自难双”看诗意,显然是受刘禹锡的论断的影响。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后庭花》这个曲子前面文章我们提到过,它原名《玉树后庭花》,是南朝陈皇帝陈叔宝(即陈后主)所制,他沉溺于声色,不思治国富民,创作此曲终日与后宫美女寻欢作乐,后世就把这首曲子作为“亡国之音”的代表。诗人以《玉树后庭花》幽怨的曲调到了唐时还在流行,暗示唐王朝统治者不要凭籍关中山河险峻而安于享乐,这种沉迷误国正是在步六朝的后尘。
写这首诗时,诗人已经经历了“二十三年弃置身”的长期冷遇,且已人到晚年(56岁),虽然这首诗不像两首“玄都观诗”那样有转折意义,但对刘禹锡性格的了解,却很重要。一个被命运无情打击了一辈子的人,仍然在为国担忧,这需要有多强烈的爱国之心啊!又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啊!这让人想起刘禹锡刚中进士过华山时写的《华山歌》,其中有两句:“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男子汉如果没有特别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干,即使荣华富贵加身,也仍然还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写这两句时,他23岁,人生最重要的三十多年过去,老刘初衷未改。
刘禹锡有他一生一以贯之的高贵理想,他是真正有追求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因此,他才会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名句。这是一个充满阳光、正能量满溢的人。
(【唐诗闲读】之156,部分图片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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