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道:“泰昌(168月~9月,明光宗朱常洛年号。光宗系万历皇帝之子,继位仅一个月即去世)初,发帑罢税,何论边徼关梁,抃舞讴诵,即穷巷妇女稚子,皆有生气尔。时斗米伯三十钱,民间不见所苦。垂白之老,喜谈朝政。大行诏下,莫不欷歔掩涕,如丧考妣,果有此事。”以此说法,可以反证前朝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快活的日子。
按照封建帝王的败亡周期律,执政年头愈久,国家败坏愈烈,统治危机愈大,百姓受难愈深。万历朱翊钧于公元1573年登基,公元16驾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无事,接着又太平无事好几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当他的儿子朱常洛继位,便是张大复文章中誉扬的那个“民间不见所苦”而且“皆有生气”的社会。
万历年间那富足,那充裕,当是历史的蹊跷了。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时说:“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他所说的这些用来公然行贿的“白金”即白银,使我们获知了万历年所以“繁荣昌盛”的奥秘。
以银代币,自明朝开国后直到中叶,是严令禁止的。为何到了万历年间有如此多的银两,流通于社会,出进于市廛,交换于贸易,乃至行贿于官场呢?
据美国学者弗兰克《白银资本》的考证:“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吨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些真金白银,表明万历年间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物质的丰裕。
然而,明代的奢靡,在嘉万之际已成风气。万历一朝存活48年,历史评价不高,却是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白银储存的王朝。如此海量的赀财,不花白不花,遂大肆挥霍,极尽奢侈腐败堕落无耻之能事。滋长民风浮躁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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