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看看明朝的名臣,哪一个没有被这些言官“骂”过,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大明帝国如果没有他们,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这些言官骂别人,同时也不断地被人骂。给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明代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直至被凌迟处死后,骂声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到了这个程度,明朝只有灭亡的份了。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观点,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执政前,是明朝一个辉煌的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万历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也是被言官骂成这样子的。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简直就是人身攻击、诽谤侵犯名誉。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
这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一个革职的处分,后来者,则干脆什么处分都没有。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他们去骂吧。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在明朝,这些文官“骂声猛于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让,何况那些舞刀弄枪的武将?能干的人都给骂下台,大明朝靠什么来支撑?
勇于进谏、尽人臣之责本是件好事,但无端地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这也许值得我们借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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