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大唐盛世由盛转衰主要是因为唐玄宗个人的原因,今天我们就客观地来看看,为何说唐玄宗拖垮了大唐盛世呢?这个罪名为何是扣在一代帝皇唐玄宗身上。
大唐盛世的风采不再依旧,一是自开元十七年张说等人奏请以玄宗生日为千秋节始,个人崇拜之风开始抬头并愈刮愈烈。到开元二十四年千秋节时,宰相张九龄别出心裁,没有送银子,没有送珍奇,也没有送时髦的铜镜,而是把历代兴废之道编到一起,名为《千秋金镜录》,进献玄宗。
对这种婉转讽谏的方式,玄宗表面接受了,但三个月后,张的相职就被无情地罢免。这一结果的导向作用,对官场中人而言真是太浅明了。自是以后,就言路依稀、颂词满天谀声遍地了。
二是玄宗在后期“恣行宴乐”的同时,把朝政大权交给了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小人,致使朝纲紊乱,人心浇离,政局日坏。李林甫盘据相位十九年之久,“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以甘言而阴陷之”,以至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司马光认为,正是这样一个蛇蝎小人,终于“养成天下之乱”。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更是一个善于“窥探君意好恶而迎合之”的奸佞之徒。他担任相职后,牢牢地把住朝廷的财权和用人权,还身兼40余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搞得满朝乌烟瘴气。他看到暮年的玄宗喜欢财利,于是“大事搜刮”。司马光认为,正是这样一个贪吝之徒,“厚敛以怒天下,终成其乱”。
《旧唐书》的作者也认为是玄宗的“用人之失”,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唐盛世拖垮了:“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宝以还,小人道长。如山有朽坏,虽大必亏;木有蠹虫,其荣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而献可替否,靡闻姚、宋之言;妒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兹而睥睨,明哲于是乎卷怀,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谋之不臧,前功尽弃。”诚哉,斯言!
览唐玄宗一朝的盛衰巨变史,不能不使人想起《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名言,也不能不使人想起《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告诫。
唐玄宗一朝的盛衰巨变史,不能不使人想起《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名言,也不能不使人想起《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告诫,所以,把大唐盛世的衰亡原因扣在唐玄宗身上也是情有可原的,玄宗也并不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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