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教育部
《关于一九九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一消息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
绝不亚于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
独木桥
改变命运的
高绍衍是中山市人民医院的退休主任，如今他被医院返聘当专家。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典型例子。
1966年，高绍衍毕业于石岐一中，属人们所说的“老三届”，和当年的其他青年一样，都必须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被分配到了民众的一个生产队当农民。一天艰苦劳动十八小时，生活待遇却很差。当时，许多人都希望能离开农村，而合法的离开渠道只有三个：招工、参军或保荐当工农兵大学生。
中山县知事青年上山下乡合影
（中山市档案馆藏）
人们常说老实人吃亏，但高主任的经历告诉我们，并不都是这样。当年，民众曾有四个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名额，要求属下29个生产大队各推荐一个候选人。高绍衍由于表现优秀，毫无异议成为了候选人之一。尽管后来未能成为四个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但在1971年的招工选拔中，他以绝对优势成为了两个名额中的一个。
1977年，当从报上得知恢复高考时，高绍衍十分兴奋，这时已经是中山县药品公司属下一个部门负责人的他，准备参加考试。由于是第一年恢复高考，准考的各方面规定尚不明确。当年他已经30岁，已婚且有了一个1岁的孩子。当单位政工告诉他可能不能报考时，他如同被泼下一盆冷水，但又心有不甘。他托同学介绍找到了县招生办主任的家里，得到了“只要上级没有明文规定不行的都可报考”的答复，如获至宝，马上找单位政工为他的报名表盖章，省里派到中山负责政审的领导还专门等他作最后一个政审。
《1977年广东省高等、中专学校招生准考证》
（中山市档案馆藏）
高绍衍很庆幸自己高中的文化课有扎实的基础，不像文革后期的学生整天学工学农，他以较高的分数高考入围了。但首次恢复高考的招生初选入围人数是实招数的三倍，加上当时填报志愿和录取方式的不合理，使当年不少高分考生未能如愿入学。高绍衍当年就没有被大学录取。
1977年，尽管上山下乡工作已停止，但广大青年的人生出路还是只有高考一条，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万人争过独木桥。中山普通高考本科上线人数6075人，上线率47.2%。）
再战
沙场
1977年的高考，在12月进行。由于是初次复办，各项录取工作进行得缓慢而凌乱。那批初选入围的考生在极度兴奋的漫长等待之中，高达70%的人直到1978年4月才确切知道未被录取，他们的情绪一下子跌落到失望的深渊。因为在当年的社会情况下谁也不知道1978年是否还会有高考。
高主任回忆说，等到确知1978年7月仍将会有高考时，所剩的复习准备时间已不多了。有了第一次的好成绩，眼看就可实现的愿望怎能放弃？高绍衍与所有入围落选的考生一样，决定再战考场。1977年，一大批由于来不及备考却又被大学吸引的青年，也加入了竞争。
尽管“四人帮”已经倒台两年了，但社会的政治气氛还未有太大的转变。高绍衍白天坚持上班，每周还有两个晚上要回单位参加政治学习。他当时是工人阶级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在1978年的高考中，他的政治考得很好，高考总分排名中山第23名。
《一九七八年广东省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
有了第一年的失败教训，高绍衍再也不敢轻易报全国的重点大学了，他成为了刚复办的暨南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
1977年的考生可以同时报考大学和中专，而1978年只能选其一。为了确保有书读，不少有实力的人也退而求之，选报中专，稳打稳扎。1978年，中山被录取的大学生比1977年仅多了2名，只有88人，中专则增加到185人，录取率也是千里挑一。
为了提高中山的大学录取率，教育部门和几间著名中学都开设了高考补习班，还专门招收接近录取线的考生复读。高考补习热潮持续了四五年，中山有一批考生持续参加了五年的高考，终于实现了大学之梦。
教师
解放
在持续了十多年的动乱过后，作为改革开放的最早信号，恢复高考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青年的春天。
恢复高考首先要做的，是为那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丢弃书包的青年进行文化知识补课。要补课，就得有老师。十年文革中，老师是“臭老九”。文革前当老师的，被打倒的打倒，要下放的下放，老的已辞世，能留在学校的已没有几个，十年间几乎没有青年教师入行，学校的管理者都是工厂派来的工宣队员和农村选出的贫下中农代表。
谁来帮青年补习？历史的伤痛让人们回归理性，不再为无谓的政治和阶级斗争牺牲。能者为师，成为了社会的共识。高考补习的历史责任，就落到了那批曾被定为“右派”、“走资派”、“黑五类”的老教师头上。
笔者至今仍记得自己当年的一位补习老师。他原是学军事工程核动力的，由于有海外关系，他在文革中被遣还乡，十年来一直低着头在生产队当一名农民，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后来我们戏称他为“解放后的贫农”。当时环城公社中学从来没有开过化学课，高考补习的化学课由谁来上呢？校长无计可施。学校的农宣队想到了这位农民，于是由农宣队出面，请示了公社书记，将他临时借到学校当代课老师。就这样，他成了我的化学老师，在为学生补习的课余，他还会挑菜到市场卖以维持生计，被学生们戏称为“卖菜老师”。
所幸的是，一大批老师很快从“黑五类”中解放出来，充实到了教学队伍中。当年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了高考的补习，也就没有了一大批实践改革开放的人才。
的得益者
高考最早
在作为建国60周年献礼的影片《高考1977》中，有一段知青去偷书被抓的情节。这是一段许多人有过的实实在在的经历。恢复高考后，另一个困难就是学习资料匮乏。谁要是有一套《高考自学丛书》，谁就有了一大保障。当年中山有条件的人就托港澳亲戚从境外寄回书本。
面对学习资料奇缺的问题，一批有能力的老教师日以继夜地编写出补习资料，但整个社会补习大军人数众多，怎样将资料复印却是一个大问题。
复印机在那个年代还未发明，出版社铅印也没有反应过来。当时，蜡版刻印是最可能做到的事。恢复高考后最早最快的得益者，就是那些专职从事抄写翻印的人，他们是时代的产物。
这种刻印现在已没有了。这种技术是用一种薄薄的专用蜡纸，放在专门的磨沙钢板上，用专用的钢针在上面写字，然后把蜡纸上的蜡划掉，留下字迹，再在蜡纸上涂上油墨，用胶扫一拨，油墨就可以透过蜡纸的笔迹印到下面的纸上，从而印出文字。扫一下，换一张纸。技术好的，刻好的蜡纸可以印出一百几十份，但若稍不小心，有可能印几张就烂了。
这种方法，在过去的电影中，讲到人们印传单什么的，偶然还会见到。刻这种蜡版，是一种专门的技艺——用力小了，写不透；用力大了，划破蜡纸。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平时写字好的人，刻蜡版的字不一定好，因为用笔和用钢针的力度不一样。
蜡板刻印（图片来源于网络）
记得当年石岐就有这样一批专门人士，其中有位还是腿残青年，刻得一手好蜡版。恢复高考后，这位青年没有报名参加高考，而是成了资料刻写专业户。最早时，他包刻写蜡纸也包印刷，后来需要刻写的东西太多了，也没有更多懂得此技艺的人，他就只刻不印，刻好后，学校拿回去自己印。
一张九开纸大小的蜡纸（近似现在A3纸）最初收人工费一毛钱，一般一天能刻近十张，一个月下来，收入颇不错。刻写蜡版的人可算是当时最早一批自谋工作自食其力的人。后来，资料的刻印量不断增大，工钱涨到超过一元一张，这在当时已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收入水平。那位身残的青年，靠自己的努力累积了不少财富，后来还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老婆。高考，其实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1977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信念激励着一代人。这一年是改变历史、改变整个社会命运的重要时期，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有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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