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陈布雷在南京对《文汇报》的徐铸成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到了1948年,他就没有这样乐观了,他在回答宁波同乡、立法委员毛翼虎时,用缓慢低沉的语气说:“‘势力’两字要分开来,势是形势、力是力量。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
毛认为陈布雷已看到总的“趋势”。在他身后仅仅几个月,南京城头就插上了红旗。一个一心想向往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作嫁衣的幕僚,最终为一个王朝殉命,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他的同学、朋友邵飘萍遭到枪杀等事件一起成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的主旋律,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临死前不久,陈布雷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陈布雷在杭州度过了年轻的求学时代,曾在杭州做过浙江教育厅长,杭州的山水是他所熟悉的,他曾产生过退隐西湖的念头。他晚年对妻子表示:“宋代的臣子老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院,颐养晚年。我颇想到杭州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结果,一生清廉的陈布雷动用多年的一点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买了一块地。也许不曾想到,退隐不成,这里倒成了他永远的归宿之地。
1948年11月12日夜,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他的遗孀王允默当面向宋美龄等谢绝国葬和公葬:“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
据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日记,当年11月19日下午2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由洪兰友率领,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
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送葬的行列中有蒋经国,穿着蓝布长衫,默默步行。陈布雷生前实际上已觉察到了“势力”的消长和变化,他的“势力”论可谓一语中的,除了选择自杀,他已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死对他也许是一种解放。几个月后,1949年4月23日南京易帜,5月3日拂晓,解放军先头部队经九溪十八涧附近进入杭州,山河变色,这一切,与长眠在杭州萝卜山下的陈布雷已没有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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