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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将军到战犯——国民党高级将领改造实录之六：文强篇（全文）

时间：2018-09-03 09:06:54

六、文强

1、与林彪打了一架

文强先生已91岁高龄，体格几十年如一日，精瘦有力。我们在最近的几次交谈中，每次谈四、五个小时他都不饮一滴水，始终谈吐轻松，毫无倦意，给人以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的印象。

我问过他，他有过坎坷经历，还较长时间过监狱生活，身体如此健康，有什么好的保养方法？

他笑了笑，用食指和中指敲打自己的天灵盖：“主要问题在这里，人的头脑经常保持清醒，全身就有活力。”

这就是他的人生观，文强把它分为两大段，前半生如果从3岁能背唐诗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是42年的如梦生涯；后半生49年中26年当阶下之囚，过的是太平生活。

文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出口成章，挥笔成诗。由于他一生中没有什么时间在书桌上度过，直到现在还在为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奔走，所以就没有留下有厚度的著作于世，只有五千来首诗留存茶几书架之间，由儿女整理出五百余首，基本用自费出版了《文强诗选》，32开本，印了1200册，以分赠亲友，并谦求指教。

1907年，文强出生在湖南长沙市一个书香之家，家族人口众多，四代同堂，富甲一方。

文强的父辈还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湖南是文化之乡，当时小小的长沙市就有十几所中学。文强所在的长沙明德中学虽是贵族学校，但它是辛亥革命后办的，进步思想不断涌进学校，对文强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有一定影响。当时在湖南有三个出名的人物：何叔衡、谢觉哉、毛泽东，对他也都有影响。毛泽东比他大9岁，毛泽潭与他又是同学，三人接触较多，感情不错，毛泽东的母亲文氏与文家还有亲戚关系。

1924年，是文强选择走什么路比较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中学毕业，经人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留在湖南就读徐特立办的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画画。

可是，革命的洪流滚滚而来，他终于随湖南的十几人去广东投军。当时意气风发，留下一首七律。其中后四句为：关山烽火救亡日，铁马金戈扫荡年。此去豪情搏牛斗，但期无负祖生鞭。1925年秋，他同时考取了广东大学（后为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四期），文强如愿以偿进了军校。

同年，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文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讲课时，要文强做记录，因为文强会速记法，能较全面、准确地记下讲课内容，自此周恩来也就认识了文强。

刚进黄埔时，文强与林彪同在一个入伍生连队里，后来经过甄别考试林彪到步兵科，文强到了政治科。同学之间有友谊，也会有矛盾。文强回忆说，有一天，在课余时间，林彪弄枪走了火，把上床的枕头打了一个洞。校方发现要追查，别人都不吭声，文强对林彪说应主动承认错误，林彪在无法隐瞒的情况下承认了，第二天关了禁闭。自此后，他们结下了冤仇，林彪总想找茬报复一下文强。有一次两人终于打起来了，失败的当然是林彪。不过两人在少年时都是能打架的，林彪在村子里还是孩儿头，会打架，善于指挥别人。只因文强艺高一筹，林彪不是他的对手。这一架打完后，文强对林彪说：以后别想在这方面报复我。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争斗，也很少见面了。

在林彪当了元帅、国防部长、党的副主席后，我曾问文强在监狱里是否想过林彪想报复的事？他说那时初到北京，想的总是死，报复是死，不报复也会死。后来说一个不杀，林彪想报复也不一定能杀头，也就不想它了。

2、在中共党内命途多舛

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军校清党时，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退出了国民党。后来他参加了东征、北伐，雄心勃勃，正如他诗中所叙的“浩荡天风长告捷，飞奋雄心看月明”。

1926年8月，北伐军到了武汉后，他入川，到朱德领导的二十军任政治部组织科长。这时，又遇上四川军阀刘湘清党，波及到他的头上，只好再返回武汉。当时派他当炮兵营教导员，可是又遇上汪精卫发表反共宣言，由于形势所逼，又奉命到九江。到九江后参加了贺龙的部队，当上了政治部助理秘书，参加了南昌起义。

不久，周恩来、贺龙到了香港，随后文强也去了。文强从香港回到上海找周恩来时，没有找到，这对文强来说是个人生的转折。因为自此以后，他逐渐脱离共产党，走了另一条路。

没有找到周恩来后，组织上想让他去莫斯科学习。他回到湖南老家等待。1928年2月，他离家去四川万县。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找到党的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公园里碰到了廖宗泽（后为首要战犯），廖当时是中共四川特委委员，使他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到川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任党支部书记。1929年，李立三路线大行其道，军队打了败仗，他就逃到陕西境内。无奈，在一支土匪部队里混了一段时间，后来经过巧妙周旋，脱离了这支部队，回到重庆，找到组织，派他任四川22县特委书记，即川东特委书记。

他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文强曾在中共由一个团的支部书记到川东特委书记，领导四川22个县的军队和农民武装的党政军工作，地位是相当高的。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就在这年的秋天，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被捕了。是刘湘的部队抓的，关了一个多月，他越狱逃跑。逃出后又遇上了王明路线，按照第三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对知识分子要进行审查，认为这些人靠不住。本来对他逃出就有怀疑，加上又是知识分子，他想申辩，结果无效。他的原配夫人周敦琬当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燕京大学毕业，也是个大知识分子，他们新婚不久，商量怎么办时，她对文强说最近有很多人突然就无下落了，认为两人都可能活不成。正在这时，有个黄埔的学弟来到他家，此人原来是文强的部下，也是湖南人，实际上是来抓他的，由于同乡同学的关系他没有抓，让他们连夜逃跑了。跑到上海后，再次想找周恩来没有找到，就化名当了四年记者。

在记者生涯中，虽干得有声有色，却又因在《建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对日本兵来长沙示威、侮辱市民不加抗议，反而派员携带厚礼慰问献媚，是有损国格和省格，这种无耻行径，为三千万湖南人所含羞……何键大发雷霆，派特务查封报纸，要抓文浮生到案法办（文浮生是他在长沙的化名）。1934年，经廖宗泽（也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军统）介绍，又有程潜、张治中的帮助，他再次加入国民党，并在军统任职。正是他诗中所吟：“世事伤多变，吾人故作痴”。后来作为战犯关押时，他说他之所以加入军统，一来脱离共产党已经五、六年了，二来廖宗泽实际上是戴笠让他来找的，再说还有程潜等人的帮助，对共产党没有什么负疚，将来在国民党里也没有多大危险。

他的妻子周敦琬后来搞新闻工作，携子归湘，又迁湖北、四川，与文强两地分居。因患子宫癌，于1940年被日军轰炸而死于手术台上。

3、识时务的高级军统特务

文强从1935年加入军统到1949年被俘的间主要是训练特务和从事策反工作。他认为，他在1938年1月担任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前，是在学校当指导员、训练情报人员等，要说罪行就是训练了军统特务。1946～1947年任东北督导室中将主任兼东北行辕督察处长。1945～1946年任北方区区长、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主要是在搞策反日伪军的工作，因策反了大量的日伪军，由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和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保荐而升为中将，他们说策反日伪军（主要是西北军、东北军投敌部队，总计有百万之多）比在战场上消灭几个军的作用还大。之所以由孙连仲和胡宗南保荐，是因为当时管辖的地区涉及东北、华北、苏北等地，跨两个战区。然而，在他管辖的北方区也搜集共产党的情报，有一个处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他虽然让副手去分管，有意与共产党保持一点距离，避开直接对抗，但他脱离不了国共两党的敌对干系，陷入泥潭要洗掉身上的污秽是不可能的。文强和杜聿明是同时由山东解往北京关押的，来时也都是戴着脚镣手铐，按重要罪犯对待，不久也是当时文强的监狱负责人姚伦命令同时摘下刑具的。

在淮海战役中，文强是在奉杜聿明之命各自率部自找出路，在走投无路时被俘的。被俘后自知问题严重，历史复杂，又是军统高级特务，必死无疑，拒绝写悔过书。但他又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判断不会马上杀掉，说不定坦白从宽的可能性还会有，也就没有像杜聿明那样走自杀的路，走一步看一步，顺其自然发展。

初到功德林时，他按他的处世哲学自我稳定烦乱的心情，既来之，则安之，随遇而安。他很少讲话，用眼睛看周围的一切。他观察管理员的动静，分析当官者的训话，对每一个细节，哪怕是怎样安排他们的铺位、如何发放生活用品、监规的内容等等，他都仔细分析，细心思考。

有一点是清楚的，像他这样的高级军统特务决不会在短期就释放，他是这样判断的。于是，他作好了长期被监禁的思想准备。

他遵守监规，认真交代问题。但有一点，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自己的不推给别人，是别人的不揽在自己身上。

在实际“交罪”过程中，文强总认为自己虽说很早就脱离了共产党，但总是警惕自己不要做对共产党不利的事，自己的人生路毕竟是共产党引导走的第一步，人要感恩。所以在交代问题时，在抗日战争中那些过关斩将的事说得详细，理直气壮，而对革命事业有害的事就简单，认为事情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所以就出现了自己的行为与政府的要求存在很大距离的现象。

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文强自己也清楚，那就是作为高级军统特务，没有实际的改恶从善表现，是难于特赦的。虽说别的人没有改恶从善表现也不能放，而对特务要求更严更高。文强对自己问题的认识达不到要求，很自然就会被认为思想反动，立场顽固。他后来说确实是太拘泥于自己的处世哲学，这恐怕是长期关押的症结所在吧。

4、朝拜引起的风波

在这里顺便把王陵基、莫德宏的事多说几句，还有杨光钰、庄村夫也在这一章里说完。

王陵基是国民党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保安司令部上将司令。他当过江西省主席，蒋介石调他到四川省接替邓锡侯的位置是为了最后为蒋“看门”。他是被关押战犯中唯一的一个上将，是四川的老牌军阀，在吴佩孚时代就是上将，到民国时期就沿袭下来。他还是清朝末年的举人，留过日，有文才，也有武略，连四川大军阀刘湘都是他的学生，可谓老资格。

他也是在押战犯中杀人最多的一个，到底杀了多少人，也没有统计清楚，而且他杀人的手段极其残忍，在四川男女老少都恨他。

他是与宋希濂、徐远举等人一起由重庆转押到功德林监狱的，自知罪行重大，很长时间都怕处以死刑。他很像末代皇帝溥仪，事事都疑心，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枪毙，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他没有自杀过，很爱惜自己的生命。

后来得知一个不杀，他很高兴，跟大家的关系也搞得不错，留下了“心直口快”的好印象。

他把自己的历史写得淋漓尽致。对女人的事不但是写，还说，甚至连摧残的手段、细节也不隐瞒。

他把自己比做醋泡的蒜头，长期浸泡把骨头都泡黄了。他敢于解剖自己，说自己从里到外坏透了，坏到了骨髓里！

学习积极，劳动好，这是不成问题的。一句话，他以为自己已具备了改恶从善的标准。

当法官宣读完第一批特赦名单后，他的脑子“嗡”的一下像打了一闷棍，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回到宿舍后，别人都在议论纷纷，他一人独坐床沿上一声不吭。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苦闷难当。学习开会眼睛发直，说话颠三倒四，掌握会场的组长文强看出事情不妙，立即报告管理员，并对他进行安慰、开导。有一次，王陵基从房间跑出，直往监狱的大门口跑，边跑边喊“毛主席要特赦我了，要特赦我了”，被哨兵截回。又有一次他喊完后还说“梅兰芳要来唱戏，祝贺他的特赦”。

文强不像其它组长那样，碰到这些事就报告管理员开会批判，而是对王陵基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生活上给予照顾，也说服其它人不要刺激他。

没有多长时间，王陵基慢慢稳定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恢复了健康，他非常感激文强。

其实文强大有“同病相怜”的感触，只是他善于压抑自己的情绪，自我化解，用做王陵基的工作来安慰自己，一举两得。

王陵基是个佛教徒。他的病好后，有时面朝西拜神。有一次，他双眼紧闭，跪下拜了起来。正好对面是莫德宏，莫德宏感到莫名其妙，怒斥王陵基：“你这是干什么？我还没有死，你拜我干什么？是不是希望我早死？”

王陵基听到斥责声立即停了下来，睁开眼睛向上瞅瞅，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你吼个啥子啊！我在做功课关你啥事。你别忘了，我是上将，你是中将，我给你拜啥子。”

同房间的文强、徐远举、黄康永（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1975年特赦后任浙江参事室研究员，后按起义人员对待）、李约勒（中统局专员，1975年特赦后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工作员）、刘介鲁（内政部调查局重庆调查处督察专员、中统局重庆区代区长，1975年特赦后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工作员）等，差点都笑出声来。莫德宏仍然不依，大家怎么劝也不行。

5、分西红柿起纠纷

莫德宏原为国民党四十八军中将副军长、湘桂黔护路中将司令。广西桂系，不是蒋介石的嫡系，1949年被俘，首要战犯，“文革”中由秦城监狱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于1972年12月病亡，时年78岁。此人长期患病，心绪不宁，谁要是惹着他是很难脱身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组里，又是在同一个房间住，僵持下去对内对外都不好，文强便想了个办法。他对莫德宏说：“他（王陵基）朝拜的时候，你就把背对着他，不就没事了。”莫德宏说那还是一个样，不过好一点。文强见问题还没有解决，又想了个办法。他先征求王陵基的意见：让他与莫德宏换个位置，靠墙睡，拜起来就是面对墙，爱怎么拜就怎么拜。王陵基认为是个好办法。莫德宏早就想跟王陵基换铺位，因为靠墙在门口有风，当然喜出望外。两人甚为满意，一个是可自行“面壁思过”，一个是“心安理得”，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一场因朝拜引起的不和就此结束。文强这个组长既是学习组长，又是劳动组长。杜聿明特赦以后，缝纫组的组长就由他接替，除接缝纫外也从事些农田劳动，主要是种菜种果树。这一年他们亲手栽种的西红柿长势喜人，为此他作了一首五言律诗：

细雨一园幽，青光映晓楼。

黄花连碧草，绿叶系红球。

疑是江南桔，恰如岭上秋。

佐餐人尽喜，此物出番都。

到了收获的时候，对自己劳动所得的果实人人都有一种喜悦的心情。为满足他们生吃的习惯，监狱当局也把部分西红柿让他们自己处理。

分配是公平的，至少文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一视同仁，对个数和大小搭配都很注意。

正当各人拿各人的时候，坐在旁边的杨光钰轻轻地拉了一下文强的衣角，小声说：“那个高个子在你分的时候，用手指往他怀里多拨了一个，正好是我那一份里面的。”文强拍拍他的肩，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句“知道了，我有办法。”

“大家请等一等，看看今天分的有什么问题没有？”文强的湖南口音很浓，一边说一边扫视着众人。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几个人同时应声。

他还是坚持叫大家不要走开，然后一个一个地点名，每人把分得的都摆出来。

一目了然。他对高个子说：“你怎么多了一个？”

高个子立即反驳：“是你分的嘛！”

“对，杨光钰那一份少了一个，他的脚残了不会自己下来藏一个，西红柿也没有脚不会自己滚过来，就算西红柿是圆的能滚吧，多滚了一个到你这一堆，你就拿一个出来给杨光钰吧！”高个子听文强这么一说，无可奈何地给了杨光钰一个，边给边唠叨“你分的嘛！”

这位高个子也是一位中将，黄埔六期毕业的。实际上是少将，但已经是1949年秋了，那时自报了一个中将总司令，上峰没有正式任命，也没有不承认，就这样当了三个月的中将总司令。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是中将总司令，也被列入了首要战犯，后到1975年特赦。由于他做这类事的格调不高，也就隐去他的真实姓名和军职。

6、多吃多拿的高个子将军

还是那位拿人家西红柿的高个子将军，有一天中午吃豆腐烧肉，还有一个青菜，正好由他掌勺分菜。

他先往自己碗里放了些豆腐和肉，迅速地用菜盖起来。

有几个人就嚷了起来：今天吃豆腐烧肉，怎么没有肉？

正在大家吵吵嚷嚷的时候，另一位中将军长（也是首要战犯）早就看见了高个子碗里的肉，乘机就往自己碗里扒了几块。

文强见大家有意见，又采取了与分西红柿相似的办法，让大家都不忙吃，还说今天分菜有问题。

每个人的碗都亮了出来，发现高个子碗里那么多肉，有几个人一块也没有，就对他说分给大家吃吧。

他无话可说，这次是他掌勺分菜，只好分给了没有分到肉的那几位，大家都满意。

那位中将军长说时迟那时快，他早把扒过去的肉吃到肚子里去了。因为大家不愿惹此翁，也就由他去，此翁也是1975年特赦的，是十人回台滞港者之一，因影响较大，家人多居台湾、美国，也同样隐去他的尊名。

自从发生这两件事后，高个子把组里每个人都视为仇敌，向上打的小报告也不断，似乎除他之外，全组人都是坏蛋。

大家一起缝棉背心，突然少了几条。一向沉着冷静的文强，也着急起来。他不相信“自己人”会偷，再说他偷去干什么？在监狱也没法穿出来。

经过再三清点，还是那个数。在文强无法向上交代的情况下，有人向他提出了怀疑，怀疑者说得有声有色，有把握，说是放在什么什么地方。

文强又想了一个办法，他让黄康永去“侦察”。这位当过军统少将站长的黄康永，干这事是小菜一碟，很快就向文强报告了“侦察结果”。文强问他是怎么发现的？他说今天正好是我值日做清洁，我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他的枕头特别，鼓鼓囊囊的，又高又实又软，定是他没错。

黄康永这个人是非常精明的，粗中有细。

文强认为事关重大，无权搜查。如果要说是他拿了，他会跟大家拼命的。于是他报告了刘福印。刘福印按监规检查了高个子的枕头和被子，发现确实有问题，便叫他拆开，拿出了棉背心。

刘福印的这种例行检查是为防止带进危禁物品到监房，高个子无话可说。在个别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更是说出了非常奇特的理由，因为格调太低，我们就不必去说它了。

事不过三，高个子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评。但为了他的面子，批评是很注意场合和方法的，没有像对其它的事那样采取开会的形式，也没有让组里批评他，而是进行个别帮助。

文强善于做这些工作。他跟高个子谈心时，从两个方面帮助他。一方面，说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另一方面，大家现在都在坐牢，吃的用的每人一样多，你多占一点别人就少一点，比如到你值日做卫生时洗碗用的碱就没了，大家也知道是你用纸包好放在枕头下面，这样骗人是没有用的，应该“同甘苦”嘛。

谈心是成功的，自此后没有发生类似事情了。组里同学也相安无事。

文强毕竟是黄埔军校政治科的毕业生，做“政治工作”蛮有一套。

7、拒收百万补偿费

谁道蓬莱岛有畛，海天原是一家亲。

乡心萦绕关山梦，故国常怀草木春。

隔海鹏程明月共，满江渔火友情真。

中山陵祭鲜花灿，茗奠先贤少故人。

这是文强在1978年中秋节寄台湾友人的一首诗，它表达了萦绕亲情、盼望祖国和平统一的殷切之情。类似的诗作还有很多。他的后半生是和台湾回归、和平统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写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是参政议政，还是出国访问，都大胆直言，献计献策，广交朋友，积极工作。1984年黄埔同学会成立后，他当选为学会理事，为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耄耋之年，还积极奔走，毫不懈怠。精神可贵，令人敬仰。

文老的家，在全国政协宿舍楼五层的一套普通三居室里。会客室是北京人都熟悉的那种大小，走进他的家，一股书香气息扑面而来，小小的会客室、卧室，凡是能放书的地方都有书籍、刊物、报纸、信函、贺卡等。会客室虽小，墙上的几幅字画却简朴、典雅，那幅百寿图和蒋纬国先生祝贺文老九十大寿的条幅精致、端庄，别具一格。

文老在1978年与张瑞馥女士结婚，张大姐今年也是74岁的老人了。两老相依为伴，甚是爱慕，令人敬仰。张大姐出身于天津的一个行伍之家，先父是清朝的一个将军，经文强原来的部下介绍，两人结为伉俪。他们的子女都不在身边，生活起居，各方应酬，就只能靠自己了。好在两老身体健康，生活简朴有序，也就无所谓劳累了。张大姐毕竟出身名门，谈吐自若，是文强的好帮手。

张大姐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文强拒收蒋经国给的补偿费应如何看待？

事情是这样的。1985年，蒋经国的学生蒋志云（女，国大代表）和丈夫刘建章（黄埔六期）邀文强去美国作客，因蒋志云的儿子在美国，便于接待。后文强正好因公访美，他们就以蒋经国的名义向文强提出：鉴于文强长期被关押改造，台湾可给他一笔补偿金和一幢房子，可住美国，也可去台湾。补偿金的数额从他被俘之日算起，以中将薪金为标准。那时中将月薪和特别费1200元，补贴1400元，这样算下来这笔财富逾百万。

文强拒绝了。但对方还留下话，以后如果要也可以，只要有一人证明你被俘即可。

我问文强：“为什么不要？”

文老答道，出于两点考虑。一是这钱不是好拿的，虽说蒋经国不会要我反共，但至少要有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行，我是这种人吗？我对共产党什么时候都是感恩的，这个你知道。二是，我在监狱花很长时间学过辩证法。如果拿到这些钱，我连一天的好觉都睡不安稳。我在大陆的亲戚、子女30多人，今天这个向你要，明天那个向你要，一直要完为止。你想，有你好过的日子吗？再说，钱给多了对子女没有好处。

8、文强的“邓小平主义”

文强有条件把自己的子女弄到国外去，或托人去香港、美国的大公司任职，因为他有的是朋友、同事，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有五个儿子。

老大文致中仍在湖南，次子文执中已病亡，三子文一中在安徽农村，五子文岩中在新疆，只有四子文贯中靠他自己的本事到美国一所大学当了教授。他们对文强都很孝顺。

文强拒收补偿金这件事也引起在台湾的亲弟弟文中侠的注意，他似乎也为哥哥的决定而惋惜。

文中侠是台湾的一个少将，黄埔十四期的。他在任台湾反攻大陆少将副总大队长时，文强曾致函力陈大义，要他放弃反攻的念头。后来，他被说服了，暗中听哥哥的劝导，另组织了一个新党。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在文强脑子里形成了有关邓小平理论的一套系统想法，他把它叫做“邓小平主义”，在耄耋之年有对此着书立说的打算。

他谈了“邓小平主义”的几个基点，即：

（1）大团结思想：不搞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转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

（2）大统一思想：主要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理论和实践。

（3）大民主思想：不是“文革”那种大民主，而是创造一种实事求是，提倡讲真话，反对讲假话的政治局面。

（4）大转折思想：纠正有文化知识的人受压的偏向，提倡有知识有文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