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南城发生一特斯拉严重车祸！车辆撞向对面车道，现场一片狼藉！
(2月16日)下午，在东莞南城三元路与宏图路十字路口，发生一起车祸，一辆特斯拉直撞向对面车道正在等红绿灯的一部公交车和私家车，车头严重受损。
据说是车主当时身体出现了问题，具体受伤情况暂不清楚。
事发后附近街坊都纷纷前来救援！友爱东莞，大家都希望车主和乘客能平平安安！
#东莞头条#
最南北不分的，是驻马店正阳县，一半吃米一半吃面，县城南的说话是信阳话，吃大米的，一北是吃面的，一个县城两种口音，生活都是两种。有句古话说的，有钱没有去趟正阳县，一半吃米一半吃面，让你知道啥是南北县。
弹指间行摄
河南有座“混血”城市，地理不南不北，饮食“南北通吃”，你知道是哪里吗？ 中国地理学上划分南北方，是以秦岭淮河为界，中原地
工地也比工厂强，我干工程测绘！年前不得已去工厂打工！在京东物流干了10天，一天工作15个小时，17元一小时，装卸车，半条命都没有了！
叫俺犀利哥
今天终于找到活了，在工地上扛钢管清理木方。早上来了好多人，工头只要十个。我都紧张坏了，生怕工头不要我。我很卑微，主动给人
#故事推荐#【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的葬礼。
季节是秋末，但冬季特有的阴霾却早早地布满了天空。公墓在城南一座山上，即使只在半山腰，我也感到了山风的冰冷，里面夹杂着毛毛雨的阴凉。同来的还有死者的同班同学。文科班，大部分是女生，所以仪式尚未开始，队列里就传出低声的痛哭。
哭声细细的，听在耳朵里却很钝重，仿佛有黑沉沉的东西压上心头。我注视墓碑，那是一张普通，却异常年轻而干净的脸。我努力回想她的名字，可脑中似乎蒙了一层厚厚的雾，什么也想不起来。直到轮到我鞠躬，视线下移，我才知道了她——她的名字，张梓莹。
仪式结束，学生散去，我站在公墓大门前的公共汽车站，等着半小时才来一班的回家公车。班主任钟老师就是在这时走过来，抱歉地对我笑笑：“欧阳，不好意思，非要你来不可。”
“没事。”我摇摇头，“倒是钟老师，你自己也要多注意啊。”
“我？……哦，你放心，对我倒没什么影响，她是自杀。”
“自杀？”
“嗯，割腕，半夜干的，家长发现时已经晚了。”钟老师点起一支烟，红色的光点在雨丝中时亮时灭。他吐出一口灰色的烟：“她爸跟我说，她最喜欢你的语文课——生前。”
这最后两个字，让我把到嘴边的问题，“她为什么自杀”，硬生生地咽了回去。好在公车准时地开来，我能够匆匆跟李老师告别，上车，投币。车门在我背后缓缓合上，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这一刻我还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公车启动，渐渐地把整个南山，连同张梓莹的墓，一起甩在我身后。
【2】
再次想起这个女生的时间是一个月后，那时我在上高二（12）班的两堂语文课。
“这次期中考，你们考得很不好。”
说出这话的同时，讲台下涌起一阵低声的骚动。
“我也不多说你们了，反正也没多少人能听得进去。这次失分最严重的主要是作文，六十分的作文，平均只得了三十五分，只是及格的水平。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没人知道？这时候就没人说话了吗？好吧，你们听好了——”
我拿出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真情实感”四个大字。
“我的确说过，考场作文时间急迫，有时的确需要靠‘编’，但编也要建立在一定基础上，呐，就是这四个字，真、情、实、感。我的意思是，不一定非要写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但一定要写出自己感受过的东西。看看你们写的是什么吧，不是作文选上东拼西凑，就是空洞的辞藻。哦，改一下刚才我说的话，不仅是自己感受到的，还要能让改卷老师明白的。”
说完这一长段话，我感到下面眼光变得一片迷茫。说实话，我自己也很迷茫。作文这种东西，改卷标准说得简单“语句通顺，用词优美，有新意（60分）”，但是如何让学生达到，就是一个太庞大的命题了。那一瞬间我也没了法子，索性把粉笔一丢：“我不说了。”
“咦——”下面一片惊呼声。
“今天两节课我不讲卷子了，等会我出个题目，现场作文。要求不多，只有一个，把你们的真情实感写出来。”我回头在刚才四个字下面写道，“哪，就这个，我的同学张梓莹，两节时间，下课后课代表给我收上来吧。”回头看了看，我又补充道，“可以不写名。”
讲台下沉默了几秒，接着就是刷刷掏出作文纸的声音，有人开始埋头苦干，有些人则还是在发呆。两节课很快过去，语文课代表薛茜把一叠作文纸堆在我讲台上：“欧阳老师，我帮你搬去办公室吧？”“不用，谢谢你，我一会慢慢看。”
“不会有什么好看的啦，应试作文嘛。”薛茜撇撇嘴，转身走了。在她注视我的一瞬间，我觉得她好像把我看成了另外一种人。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我被学生们误会了。他们八成认为我是借着作文的名义，调查全班人态度的密探。
话已经说了，作文也写了，解释没有用，我只能抱着一打作文纸，狼狈地逃回了办公室。…点击卡片继续阅读
#原创诗词#
一斛珠
春风一度，城南小陌花千树。姹紫嫣红飘香处，借问归鸿，可识旧时路。
斜阳晚照行云暮，落霞孤棹迎鸥鹭。相思万缕无人诉。梦里天涯，是否香如故！
#我在头条品唐诗# #春曰生活打卡季#
1943年7月的一天，上级命令陈省三设法转入地下，打入乐陵敌人内部侦缉情报，并开展分化敌人工作。陈省三一听，心中十分犯难。
陈省三是乐陵县城南五里庄人，时任冀鲁边三分区政治部管理处主任兼分区侦通站长，他说明了由他实施这一计划的顾虑，他在县城熟人很多，这些人都怀疑他为共产党、八路军做事。因此要赢得敌人的信任不大可能，弄不好等于自投罗网。
区政治部主任王国华对陈省三说，熟人多这一不利因素，能够以恰当的方式方法转化为有利条件，他希望陈省三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他的希望和信任。见已别无良策，陈省三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
组织上批付了相当于买一头毛驴的钱，给陈省三做先期工作活动经费。陈省三购买了日用杂货，开始推着独轮货车干起商贩生意，对外扬言不给八路军干事了，太危险，要安安生生地守着老婆过日子。妻子也由原来长住的许赵村娘家杂货铺，搬回五里庄老宅院中生活，并要回了从前租给别人管理的枣园和几亩田地，由自己经营。
为了接近乐陵伪军副大队长何树茂，陈省三托词贩卖松木缺少本钱，向何求借，说也可以本金入股。何树茂早年与陈省三相熟，他询问陈省三为什么要与共产党脱离干系，陈省三解释了一番。何树茂将信将疑，却又无确凿的证据。
何树茂最终拿银票出资入股，砍伐了庆云一村庄族墓中的数十棵松树，由陈省三出头联系买方运了出去。一桩买卖十数天做成，何树茂在家中就捞了一笔，对陈省三十分赏识。
十月初，陈省三又与五里庄村张丙寅、陈桂亭合伙贩卖小枣。看起来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商贩。
一天清早，何树茂托人捎信邀请，陈省三随直奔乐陵县城，来到县城北门里大街何树茂的住宅。看见陈省三进门，何树茂微笑着打了声招呼，然后扭头向坐在桌边太师椅上的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说：“太君队长，这就是你前天晚上提到的那个人。”
陈省三才知道这个人是日军，心里立刻紧张起来。
“太君队长”向陈省三摆摆手道：“皇军明白，明白的。”说完，他背起手出了门。
翻译官叫进那两个日本兵，推着陈省三随后向外走。陈省三回头看看何树茂，何树茂未作声，只是扬扬下巴，示意他跟着日军走。
陈省三被带到了宪兵司令部。几天之前，乐陵城内调入大批的日本宪兵，他们在县城东门里设立了宪兵司令部，被抓监的人，没有几个可以活着出去。
日军询问陈省三在八路军中的职务，什么时候脱离队伍，以及家庭成员及亲族关系等，大概是要把从何树茂处了解到的情况对照一下，看有没有可疑之处。
几天后，县城内的我敌工人员设法转给陈省三一封短信：东江（陈省三的工作代号）同志，不知你怎么到了宪兵队，不必顾虑，可设法摆脱敌方，如无可能，即在里边做我们的抗日工作，望将宪兵队的组织情况写来告我。短信署名是“李王”，并盖了“李建国”三字印章。陈省三知道，“李王”其实是两个人，“李”是李广文，“王”是王国华，而“李建国”则是李广文的化名。
陈省三接信后，惶恐不安的情绪得到了一些慰藉。他将信销毁，寻机写了一封回信，按预定方法传了出去：李王兄，我一时实难摆脱敌方，请你们放心，我宁可被杀，也决不做叛徒，更不会忘掉工作；如我被杀，请对我的家属多加照顾。
又过了数天，宪兵司令部将五里庄保长张如友和陈省三的叔伯兄弟陈学治押到县城宪兵队审讯，向他们逼问陈省三的有关情况，企图从他们的口供中找到陈省三的破绽。幸好，陈省三一向小心谨慎，连自己的妻子都以为他因难以忍受八路军部队生活的艰苦，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为了她和孩子，为了家庭，真的与共产党断绝了。
宪兵特务们到底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配发给陈省三一支匣子枪，三粒子弹，分配其到佐久间特务队当工作员。工作员其实就是宪兵队的特务头目，任务是率手下十几人，探听各种情报，抓捕抗日工作人员。不久，陈省三得到宪兵队重用，担任数十人的特务队长。
为了使陈省三彻底收心，忠实地为日军服务，日军又通知张如友将陈省三的妻子和他年幼的儿子送到县城，与陈一块居住，名日保护，实则扣为人质。
后来，特务们对陈省三的监视彻底放松下来。经佐久间点头，他由宪兵队宿舍中搬出，迁至县城东门外刘鼎臣的空宅中居住。歪打正着，陈省三终于潜伏下来了。
潜伏敌营一年，陈省三做了大量情报工作。1944年9月15日，陈省三率167名伪军官兵起义，冲出乐陵城，改编为武工队，随后又将伪保安第五中队百余人拉出，改编为抗日队伍。
抗战胜利后，陈省三先后于三分区被服厂、后勤处工作，后因病转于地方工作，恢复本各陈学曾。致敬抗战前辈！
浴血坚持，别忘了那些基层同志们！
上午讲了冀中献县南城事件，这是地区、县两级干部集中牺牲的惨案。
同一时期，献县还有个“参军镇事件”，这次集中牺牲的是区级干部，即县村之间，今天相当于乡镇一级基层干部的集体牺牲事件。
先说说这个参军镇，位于献县城西，距离县城在当时不算近，得小四十里地。这个参军不是参军入伍的参军，而是古代的官职，据《河间府志》载：该村系金朝所置。因时有一参军路经此地在此村住宿，故取名参军镇。
这个是我的本专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宋代方向）范畴，金承宋制。
宋制，幕职官之下常设的州级行政属官是录事参军（在府者称司录参军事）、司理、司法、司户参军。其中，在官阶体系中，录事参军与县令并称令录；司理、司法、司户三参军称“判司”，与县主薄、 县尉皆系选人的最低阶层。
换言之，不是啥大官，但他们的工作去非常重要。
参军镇村，是一个有悠久革命传统的村子，清末组织过义和团，1927年在津南特委领导下闹过“借粮吃大户”斗争，抗战爆发后又参与抗日自卫联庄会，群众基础非常好。
1942年9月底，献县县委宣传部长卞力同志，在九区尹堡寨向区委传达县委决议。
会后，卞力及九区区委书记马子馨、副书记张清欣，还有区里其他部门的干部，转移到参军镇。
30日黎明，日、伪军百余人突然包围了参军镇。
敌人来得突然，进村后先开枪击中张清欣同志，马子馨、樊章、胡亚民、谢玉四同志当即反击冲进院的敌人，凭若几支手枪，几十发子弹，他们硬是把敌人打得不敢接近。
从早晨坚持到中午，敌人见正面攻不进，就绕到北面上房，把房顶捅漏，点燃柴草，往屋里扔，屋内很快起火。
这时张清欣、樊章两位同志已经牺牲。
在房屋即将被烧塌时，还活着的三位同志告别，杀出去跟敌人搏斗。子弹打光，就将枪扔到火堆里。最终被俘，敌人将他们捕到樊屯据点，暂短停留，当日下午押送到县城宪兵队。
在押往县城走的途中，马子馨同志突然大喝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挣脱敌人，跳入滏阳河自尽，可惜没死成，又被敌人抓回来。
既然死不了，就要跟敌人斗争，三同志到了宪兵队，就碰头研究出了个斗争对策：
不说自己是干部，只说是县手枪队员，还化了名，敌人怎么审问，一概拒绝回答。
鬼子对他们各种刑讯逼供，三天下来，一句有价值的口供都没有得到。
汉奸接着上阵，无耻的叛徒王越、刘德贵出场做证，说你们几个我都认识，我们是老同志老相识了，蝗军都知道了，你们再不说就没有意义了，还是说了吧？免得皮肉受苦，还能跟我们一样，荣华富贵，吃香喝辣有女人。。。。。。
当然遭到了我们同志的怒斥，做狗的滚出去！
三位同志在献县宪兵队关押十余天后，最后被送到北平‘“日本军法会”判了三年刑，最后被被掳往日本当强制"劳工”。
这就能吓到我们口产口的基层干部吗？
到了日本，他们又组织难友同敌人斗争，带头消极怠工，还要准备武装起义，团结了一大形形色色的被掳劳工，不问政治背景，都愿意跟着口产口打鬼子。
然后呢？
不说了，省得有人抄袭走，又成了这些人的原创。
有人说你咋这么多错别字？你没文化，还历史博主，狗屁大V？
有错别字，还拦不住抄袭呢，何况没有？
成都天府三街：希尔顿酒店更名为“希顿酒店”？网友：收费会有变化吗？
说起国际城南的地标性建筑，你可能会说环球中心、双子塔、中欧中心……但还有一个酒店，也很地标———希尔顿酒店。
但就在刚刚，看到一张图，啥子情况？希尔顿酒店换名字了吗？把“尔”字去掉，变成了希顿酒店，名字一改，瞬间就没之前洋气了。
话说，酒店一般是不会换名字的啊，难道希尔顿撤飙了？还是在成都遭遇了水土不服？不晓得名字一变，收费会不会变呢？？
1938年，游击队长甄凤山得知自己的老婆被日伪军给抓走后，十分生气，随后，他想了想，暗道：“他们抢了我老婆，那我就去抢他们的老婆！”
甄凤山，是定州市南城区东朱谷村人，她幼年丧母，五弟、六弟和小妹相继饿死后，为了寻个活路，甄凤山闯关东来到了齐齐哈尔一带。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时年28岁的甄凤山为山河破碎深感痛心，随后，他加入了东北义勇军跟日军打游击。
甄凤山加入游击队后，带着战士们向日军打暗枪、烧仓库、炸兵营，日军对他恨之入骨，随后，出兵进行扫荡，又出动飞机轰炸，义勇军寡不敌众被打散了，甄凤山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捕，回到了老家。
甄凤山回到老家时，他的家乡早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组织，一天清早，甄凤山在路上遇见县城职业学校的教员孙志远。
甄凤山在跟孙志远闲聊时，说道：“孙先生，您是个读书识字的人，见多识广。您说说，我在东北抗日救国时，为啥我们会失败啊？”
孙志远回复道：你们虽然人人都很勇敢，而且有枪杆子，但是你们没有依靠穷人的党来领导，没有正确的策略，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孤军奋战，怎能不败？”
听了这番话，甄凤山恍然大悟。他说道：“我知道了，共产党就是咱穷人的党，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打败小鬼子！”
随后，甄凤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跟志同道合的爱人王均结了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了定县县城，甄凤山见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刻组织起了一支20多人的自卫队。
1937年12月，甄凤山率领自卫队在水磨屯村打伏击，初战告捷，打死20余名日本兵，缴获了12支长枪。后他的游击队被命名为三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
随着游击队的人数越来越多，他手中的枪不够用了，于是，他向新加入的战士们说道：“我们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造，想要枪就要从从鬼子手中去夺，现在开始，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从鬼子手中夺到的枪多。”
说完，甄凤山立刻骑着自行车，从韩家洼出发直奔城去夺枪，当他走到城西门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日本哨兵背着一支三八枪在那巡逻。
甄凤山暗道：“这支枪属于我了。”随后，他故意把自行车的链条弄坏，推到日本人面前。
日军哨兵看到甄凤山后，大吼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良民证的有？”
甄凤山立刻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良民证，然后指着车子链条，用手对着日军哨兵一顿比划，嘴里还说道：“太君，我车子的链条坏了。”说完便推着车子靠在西门城墙下修了起来，在修车时甄凤山环视了一下四周，当他发现没有别的日军后，他立刻掏出自己的手枪，对哨兵说道：“缴枪不杀！”
哨兵见状，只能乖乖将手中的枪交给了甄凤山，甄凤山得到枪后，立刻将链条修好，从容地骑车走了。
甄凤山回到根据地后，将自己夺枪的经过跟战士们讲了一遍，并笑呵呵的对战士们说道：“看吧，夺枪一点都不难！”
随后，甄凤山又带领战士们先后夺取了定县北门和南门日本哨兵的 6 支枪，后来又夺取了东门日军的枪。
日军屡遭打击后，他们恨透了甄凤山，开出3万元悬赏甄凤山的人头，但是没人敢惹甄凤山。日军见悬赏不行，又派出伪县长高砚然许以高官厚禄去劝降。
随后，高砚然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找到了甄凤山，对他说道：“只要你愿意为日军做事，要什么条件都行。”
甄凤山回复道：“什么条件都行？那我要500支枪，10万发子弹，10万元大洋，你让日军现在用汽车给送过来吧。”
随后，高砚然让人把甄凤山的条件报给了日军，日军一听就知道甄凤山在耍他们，于是，便拒绝了甄凤山的要求。
日军见劝降不成，于是又派了一个20多岁的漂亮女特务，假装要参加甄凤山的游击队，企图勾引甄凤山，不料被甄凤山识破，美人计失败后，日军又收买了甄凤山的手下杜长春，企图毒害甄凤山。
但是杜长春的阴谋没有得逞，被甄凤山识破后，被我军枪决。
敌计连遭挫败后，日军又派人抓走了甄凤山的妻子王均，企图用这样的方式逼迫甄凤山投降，敌人为了逼王均写劝降信，对她使用了9种酷刑。
但王均宁死不屈，无论敌人怎样用刑她都不肯写劝降信，随后，王均通过我军潜伏在监狱中的内线，给甄凤山写了一封鼓励信：“凤山同志，不用担心我的安危，我希望你在城外多捉鬼子和特务，给人民报仇雪恨，我王均就算死在囚中也是光荣的……”
甄凤山得知自己妻子被抓后，十分气愤，他暗道：“他们抢了我老婆，那我就去抢他们的老婆！”
当晚，甄凤山便带领战士们，把抓走了龟尾和几名伪军的老婆，并把她们送到了我军根据地进行教育。
最后，日本人只能找到甄凤山进行谈判，最终，双在县城东门交换了人质。
抗战时期，甄凤山经常只身进入敌人严密封锁的据点和保定、望都、唐县、曲阳、新乐、定县等县城除汉奸、捉敌特、捣毁警察所。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1月28日，甄凤山按照上级部署，带领所属铁路支队官兵从定县城东南角突入城内，配合正规部队解放了定县城，被任命为城防司令。后因病回家休养。
牺牲只在一瞬间，抗日没有神剧！
1942年春的一天，冀中警备旅兼六分区锄奸科干事徐光耀，在分区司令部作战室里看到了一张敌我态势图，被吓了一跳！
曾经西起正（定）获（鹿），东至深（县）、冀（县），南达滏阳河，北至束鹿、晋县，东西长二百三十里，南北最宽达一百一十五里，共六千平方公里面积的冀中六分区，经过敌人的不断蚕食和围攻，如今仅剩敌人公路、据点网络中的两小块，还不足原先11个县中半个县大小，宽窄也不过五六十至七八十里之间。形似两颗人头，敌人的石德路、沧石路就像两把屠刀，随时都可能把这两颗头颅砍掉。
整个冀中也好不到哪里去，老鬼子冈村宁次的囚笼政策初见成效，把我们的冀中根据地切割成了2670个小块，它们再努把力，看起来仿佛就要赢了？
但与此同时，冀中的人民在口产口和八路军的领导下，并没有屈服，更没有认命，因为党政干部深入基层，带着游击队就活动在群众周围，主力部队和分区、军区机关也在，更别说还有附近的北岳、冀东和晋冀鲁豫等根据地还在，敌人的大网不可能征服我们，因为我们还有人心，有力量。
当然获得人心，是需要用牺牲来换取的，即让人民看到你的抗战决心，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敢于牺牲，这就不是抗日神剧中打不死的“大侠”能表现得了。
今天讲个牺牲的故事：
1942年7月12日夜，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罗玉川，八分区公安督察处长李国华、冀中公安局科长曹植、八专署民政科长佟城、中共建国县委书记孙国良、建国县公安局长马奔、献县县委书记薛坦和县委领导黄忠、王少彬、卞力、县政府秘书宋纯朴、公安局长齐昆岗等同志，住宿南城村（今属献县），准备开会。
不料，村里的汉奸坐探，已经偷偷把这个消息，密报给了鬼子。
13日拂晓，县城日本宪兵队了30余人包围了南城村。献县县委几位领导同志钻入村干部家秘密地洞，罗玉川、李国华由孙国良、马奔带领从村东安全撤走。由于叛徒告密，曹植、佟城、宋纯朴、齐昆岗和一名通讯员被堵在洞内。
佟城和宋纯朴首先冲出洞外。佟城冲到胡同北口壮烈牺牲。
宋纯朴冲到胡同南口，被叛徒刘得贵击中牺牲。
齐昆岗、曹植在屋内洞口处和敌人激烈搏斗，壮烈牺牲。
这是地区和县一级干部的牺牲，县以下当时成为区，这一级的干部牺牲，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有种说法， 在当时的华北敌后反扫荡中，基本上一年为界，县、区干部起码换一轮，因为多数同志都牺牲一遍了！
多说一句：
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叫王越，是个叛徒，原为我献县工会秘书，1941年春投敌，任敌情报室主任、特务队长，副联队长，代理联队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迫遂队起义，一度又混入革命队伍，瘾瞒这段历史。
后来查出来，因为抄政策，又不能判死刑，只袭判了十五年。
叛徒王越又策死反了原在县工会工作的薛桂全欣到敌宪兵队，又通过薛发展其弟薛桂芬（村党支部负责人）、薛桂彬（村武委会干部），等于把我们的基层政权变质成了特务机关，张家网已待，就等着我们的抗日干部进来，它们就汇同鬼子，给我们来个一勺烩。
这次事件的告秘者就是坐探薛桂芬，这是叛徒王越又一次勾结日寇，捕杀我四名领导二名干部的严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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