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父亲给儿子56套房，15个门面，每月租金6万多，征收分到134万、12套房。他糖尿病加重，2个儿子让他租房住，贱卖了他的新奥迪，拿了他的存折，每月只给生活费。儿子：他花100多万扶贫。父亲：我是报恩
65岁的唐文华，是长沙高桥汽配城的老板，去年征收，分到134万、12套房子。
因为新房子没装修，大儿子主动邀请他到家里住，几天后，开车带他到株洲玩，大儿子把他扔在高速收费站，独自开走了他新买的奥迪。
没多久，他又被儿子赶出家门，出去租房。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存折不见了。
老唐气坏了，大儿子私下贱卖了他的奥迪，还偷偷拿了他的身份证和存折。
他打电话到电视台，希望儿子迫于舆论压力，交出存折。
当天中午，记者一行人找到大儿子家，但敲门20分钟，始终无人回应。
唐文华走出小区，恰好碰到两个儿子正朝小区的方向走来。父子三人当即坐在路边理论。
两个儿子承认确实把贱卖了父亲的奥迪车，卖了10万，但是已经给了父亲2万，剩下的钱会每个月给父亲4000元做生活费。
卖车是因为父亲有糖尿病、高血压、心梗，医生不建议开车，而且卖车也是经过父亲同意的，并非背着父亲操作。
听到儿子的说法，唐文华气愤地说，4000都不够买药，儿子还悄悄从他账上转走20万。
对此，两个儿子大方承认，但又说20万是用于给父亲装修房子。
两个儿子都已成年，为何执意管父亲的钱？
记者一再追问，大儿子唐小光爆料：前，堂叔和父亲一起做事赚钱，堂叔遭遇车祸，父亲把一起赚的3万元都给了堂叔治病。
堂叔去世后，父亲又帮助堂叔的老婆投资产业，在株洲建猪场、林场，已经花了上百万。全家都觉得父亲的帮助已经越界，才干涉父亲。
听到这里，唐文华连连解释：年幼时，父亲去世，堂弟的父亲曾帮助母亲带大6个孩子，这次，堂弟去世，孩子还小，经济条件又不好，他为了报恩才扶贫，但两个儿子受老伴挑拨，百般刁难自己。
到小儿子家住，小儿子一副苦瓜脸；到大儿子家，大儿子骂骂咧咧。自己患糖尿病，一天要打160ml胰岛素，肚子、屁股都烂了，儿子也不管，妻子更是看见自己就骂。
为了自证清白，唐文华邀请记者到堂弟媳高燕家里看看。
到了高燕家，高家只有三间房，家具都是旧的，根本不是唐家哥俩说的别墅。
高燕说，堂兄确实在自家屋前屋后投资了猪场和花木，但市场不景气，没挣到钱。
听说有记者，高燕的邻居赶来凑热闹，邻居说：唐文华给弟媳扶贫，把柏油马路修到弟媳家门前，所有人都深深佩服。
不料，唐文华紧接着邻居的话茬，表示自己会坚持扶贫到底，和两个儿子断绝关系。
兄弟俩一气之下，开车离开。
记者问高燕，丈夫去世，她30岁出头，为何没有再婚？
高燕说：她和丈夫关系不好，所以不想再结婚。但记者却注意到，高燕的左手无名指带着一枚钻戒。
记者又问唐文华和弟媳到底什么关系，唐文华解释：自己65岁，堂弟媳40岁，没有不正当关系，只是为了帮堂弟留住一双儿女。在金钱方面，自己和堂弟媳不分你我。
为了了解真相，记者找到了唐文华的妻子。
老人表示：丈夫年轻时，常年在外打工，每月给她2000元，她承担家里所有的事务，好不容易老了，丈夫还是不回家，忙着扶贫。
大儿媳一边抹泪，一边替婆婆打抱不平。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婆婆心善，常年隐忍。
第二天，唐文华和2个儿子到节目组调解。
唐文华表示：妻儿伤害了自己，在家里，等待他的只有冷漠和误解，反而，外面的人对他评价很高，所以不如破罐子破摔，离婚，让儿子还钱，还车。
小儿子说：兄弟俩一直感恩父亲，有了父亲铺路，才有了哥俩的今天。如今，父亲年岁已大，只希望父亲能回归家庭，好好休息，和母亲安度晚年。
经过一番调解，最终，唐家兄弟俩提出：每月给父亲4000元，等新房装修好，父亲搬到新房，和母亲一起安度晚年。带父亲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如果身体没问题，哥俩会给父亲买一辆二手车代步。
唐文华同意了儿子的要求。一家人持续的纷争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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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弟去世时，高燕30岁，唐文华为了报恩，专注扶贫，耗资上百万积蓄。关键问题是，高燕和逝去的丈夫关系也不好，唐文华却要看在堂弟的面子上扶贫。
唐文华说在家里，他得到的只有被冷落，所以，要破罐子破摔，离婚。在儿媳眼中，公婆走到今天这步，完全是因为缺乏沟通。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把最好的一面给了外人，却把最坏的留给了家人。在外人眼中，我们仗义、有爱心，在家人眼中，我们自私苛刻。
一家人生活久了，爱情早已变成了亲情，在亲情面前，我们可以随便流露，误以为亲情不需要经营，不需要沟通。日积月累，误解最终摧垮了亲情。
唐文华和妻儿的相处估计也是如此，但他的帮扶是不是越界了呢？这段矛盾，只有唐文华有错吗？
花风散文：《家务事》
写下“家务事”这三个字的时候，脑袋里立刻出现了《追捕》结尾的那个画面：
真尤美：完事了？
杜丘一脸无奈：哪儿有个完哪！（一边戴上墨镜）
真心喜欢杜丘那个无奈又酷酷的样子。
家务事，只要你想做，就永远没个完！
搬进新家的时候，我们（我和我先生）达成协议：他负责洗衣拖地，其余一切归我。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不肯拖地了，理由是：没有好拖把！
好嘞！我拉上他去双安市场（那个时候，双安可是超火的哦），花298大洋，买了他最心怡的一支拖把（那个时候，298元对于我们可是很大一笔开销哦）。
但没过多久，他就又不再拖地了；理由么，也说不出。好罢，我拖地吧！
洗衣服倒是持续了好多年，直到有一天，他把所有衣服一股脑扔进洗衣机，把我的一条夏天穿的白裤子全部染花了。
我哭了，那是守璞亲手作了送我的，洁白，穿上很飒爽的那一种；然而，花了。
他也不说什么道歉的话，只是嗫嚅着，钻进小书房，做他自己的事情去了。
从此就是我来洗衣服了：反正用的是洗衣机、反正他洗衣服每次都还是由我来收叠！
买菜做饭我还是很愿意的。
外出旅游，我最愿意逛的，不是什么古刹名川，大河高桥，而是－－各地的菜市场，占地越广阔的越喜欢：当地所有的风物人情、吃穿用度、奇食土味，喏，就都在这里一、一陈现，你只需看、摸、尝、买就是了。
但北京远没有这么亲土，大大的集市，都在帝都外围，去一趟吧：坐公交太慢，打滴太贵，就只好做罢了。要什么时候，我能住在面积有如天安门广场那么大的一个大市场的旁边呢？
退而求其次，一般般的也还可以吧！于是去市场采购，也就成了我的业余所爱之一。
做饭我是绝不含糊的，做得了，只要我自己觉得好吃，别人自是赞不绝口。譬如包饺子吧，我先生永远吃第一锅，我在厨房煮第二锅的时候，远远就会传来他的喝彩，他吃口是很刁的呢！
我于是很得意，像是中了头彩。
我不讨厌尘土。静静地码字的时候，沉思中，目光会无意中落在桌面的一粒尘土身上。想：这是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飞来的么？这一粒小小的微尘身上，有没有我所爱的某位古代诗人的因子呢？又或者，只是因为我爱他们、敬他们、愿与他们探讨诗因，从而集结为一粒，刻意地落在我的书台上了呢？
－－有洁癖人的家里，是不去做客的，即便他们下死力地邀请我，我也不去；如果要交接一件东西，也只是敲开了门，把东西塞进去扭头就走，硬拉也拉不进去。
不能跟微尘亲近的人，多半也是薄情寡义的。
但我不拒绝打扫房间－－在我心情愉悦的时候。
疫情迁延，相聚无期，人情寡淡，当然就有比较无聊的时候，于是去网购；可喜在一平台购得“尘刷”一物，遂成为我家中一宝。“刷面”是某种化纤的，洁白的，绒绒的，每一根都细若游丝；从平面柔柔地抚过，微尘们便付阙如，而“绒宝”依旧是白白的，绒绒的，一副极可爱的样子。我于网上购物，一向有各种小小不以为然，独于它，却爱而不肯释手了。
我于是叫它“兔宝宝”－－藏身在“兔宝宝”里面的微尘，大概也如藏身在我心里面的古诗人们吧，知道他们在那里，这就足够了。
天气凉爽而阴沉，短裤令人腿寒，我翻找长裤的时候，无意中又翻到了被“染花”的这一条。
家居随意，绵布轻柔，可身又洁净，我穿上它，同时也是在告慰逝去的、我的先生：我早已经不怪他、原谅了他了……
（图片来自网络）
（115）上海模子往事系列。
谁能告诉我，为啥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爱了又骂男人渣，有道理吗？
（接上期114）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摆渡船到了泰同栈渡口，走上来没多远就来到了浦东大道，这是整个浦东，一纵一横两条主干道的一条，东西走向，从陆家嘴可以走到高桥镇。
浦东主要建筑和生活区，都顺着两条干道延伸开来，越过浦东大道向南面，就可以见到大片大片的农田，在市区人眼里，那里就是浦东乡下。
靠近农田的边上，有一排六层公房组成的小区，叫潍坊小区。
有一条机耕路可以进入小区旁边，时常有一些陌生的面孔在这里进出，里面有一幢底楼的一户人家，将自己家的边墙开了一扇门，人就从这里进入。
两居室的户型里面，并没有其它多余的家具，只有三张台面，两张台面上有人正在打麻将，另一张台面上，几个人用扑克牌博眼子，后面围着几个在飞苍蝇。
今天博眼子的几位，输赢不算小，面前都放着好几张十元纸币，有一个人手上有一对黑桃a，另一个人手上是对老k，两人都摸了第三张牌，在那里博第三张牌的大小，慢慢地捻着牌角口中默念，后面的人手上抓着钱，紧张喊，“揩特，揩特”。
里面一个房间也是一个麻将桌，四个人都抽着烟，房间里烟雾腾腾，小钢板伸出手在垒好的牌上摸了一个，用右手拇指食指捏住牌，伸中指在牌面上一摸，然后嘿嘿笑出来，他将手上牌往桌子一扣，将自己面前牌推倒，“糊了，辣子。”
其他三个人伸过头来，果然见面前是一副清一色的万字，不由叹道：“侬今天手气真好。”，“册那，上家已经看死了，一个牌都没下去，伊还自摸。”，“今朝伊已经自摸了好几把，我带了五百元，差不多立正了。”
老板娘杨丽君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小钢板大腿上，“哟，让我看看这牌手气哪能介好，二五八万三叫。”
杨丽君三十多岁年纪，肤色雪白鼻梁高挺，大眼睛在脸上不停闪动，像刚刚剥开的荔枝般水灵，身材前凸后翘，走动起来让人眼睛一眨不眨挪不开。
杨丽君年轻时候是附近有名的一枝花，结婚后她看不惯老公本地人那种老实巴交的样子，用她的话就是“寿头寿脑”。
加上双方没有生育，索性直接离了，家里这套房子，她拿来做地下棋牌室，不管谁输赢，她都要从中抽头一份。
她本身人长得漂亮，结过婚后更是浑身少妇风韵，就像一块鲜肉放在板上，赢得附近垂涎欲滴之徒纷纷围着她转，显得八面玲珑。
小钢板趁势在她大腿上捏了一把，杨丽君夸张叫起来：“要死啊，小钢板侬只赌鬼，最近运道来了是伐？”
小钢板喊了旁边观战的一人替了自己，将桌上的钱拢了进口袋，说：”侬替我来几把，我肚皮饿了，叫杨丽君到后面给我下馄饨吃。”
另外三家输急了，连忙说，“快去快去，侬让阿拉换换手气吧，阿拉几个输了裤子都没有了。”
小钢板嘎嘎笑着，搂着杨丽君进了后面的小厨房，杨丽君从新买的绿色上菱冰箱里，拿出包好的馄饨，在炉子上烧水。
小钢板拿出一叠十元卷了卷，看见杨丽君穿的羊毛裙，走上前去，一把拉低了她裙子领口，露出里面杨丽君半截白花花的胸口。
“侬做啥？侬做啥？”杨丽君故意压低声音惊呼，小钢板直接把钞票塞进杨丽君的内衣里，然后把杨丽君压在冰箱上，杨丽君半推半就：“要死啊，前面介许多人，你胆子太大。”
小钢板不管不顾，抱住杨丽君，一歇歇就不动了。
杨丽君咯咯笑着：“呵呵，侬看侬，一壶水还没烧开。”
……
（待续）
19的除夕夜，旧上海的天空正下着细细雪花。位于西藏南路的上海中法学堂里，却热闹非凡。一条上万人的乞丐“回”之形队伍正依次排开，每个乞丐脸上都乐开了花，笑得合不拢嘴。只见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只红包，每只红包里装有四角钱。一个穿长衫的瘦高个男子正指挥手下人，让大家排好队，依次领，并且告诉大家，每人都有，千万别挤。
那个男子就是赫赫有名的上海青帮老板杜月笙。他每年都要在除夕夜举行这样一次善举，帮助无家可归的乞丐们过个年。灾年时，红包发至3万个。
自从19夏天，杜月笙购买“施德之”痧药水和“雷允上”行军散在他的家乡浦东高桥发放之后，杜月笙就开始了慈善之路。这两种药是当时针对霍乱等传染病最有效的救命良药。当年冬天，杜月笙又买了1000套棉衣、棉袄送给家乡的贫困人家。此外又拿出7000大洋重建高桥观音堂，并在高桥重建、修复石桥23座。并且捐建一座小学，一家医院和一个图书馆。让当地的孩子免费上学看书。
杜月笙自己心里明白，入青帮、卖鸦片、开赌场，是人生永远抹不去的污点。他希望以慈善来重树自己形象。
同年，杜月笙决定，在上海市内：凡死者遗属贫苦无以殓丧，都可以请杜先生免费施送棺材衣食。这个善举，杜月笙一直坚持了20多年。从此，杜月笙就和募捐结下不解之缘。
1924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刚刚下台寓居上海，此时浙江遭受水灾，已有灾民流至上海。孙宝琦当即成立“救助乡亲赈灾会”，想着上海筹款氛围浓厚，应该能轻松筹集一万大洋。然敲锣打鼓一月有余，只有千把块。孙宝琦脸上挂不住，于是拿出私家的3只印度大烟土，亲自送到杜月笙门上。杜月笙说，这是上等烟土，一定很贵吧。孙宝琦说，不贵不贵，大概一千大洋一只吧。杜随即命账房送上一万元的支票。等孙宝琦回到自己车上时，司机告诉他，三只大土杜先生派人送来了。孙由衷感叹，“真是名不虚传，杜月笙真会做人啊！”
1928年至1930年间，陕西连年大旱，灾民人数过千万。杜月笙联合虞洽卿、王晓籁等人募集赈灾款，不到半年筹集善款39万大洋，杜月笙安排人手，每收到一笔款项，就立即购粮送达灾区，从而救人无数。
1928年“济南惨案”引发全国各地掀起反日浪潮，杭州学生举行反日大游行。途中，学生们看到一群日本人在湖滨别墅办公，便蜂拥而上，把别墅内的家具装饰砸了个稀巴烂。这个别墅正是杜月笙的“杜庄”。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道藩派人查了受损情况，然后亲自到上海的“杜公馆”拜访。向杜道歉。杜月笙笑道：张厅长今天大驾光临，给我很大的面子，赔偿就不必了。”张道藩坚决要赔，杜月笙便说：“就赔3000银圆吧，请张厅长代为转送浙江救济院，开张收据给我就行了。”张道藩暗自惊讶，心想：“损失至少有10万，这也未免太慷慨了吧！”他走后，杜月笙自掏腰包，拿出10万大洋，嘱人去杭州修复。
1930年夏天，东三省遇水灾，他与夫人姚玉兰登台献艺，演出三天共募款35000元。
从1931年起，杜月笙与烟、赌决断，开始办银行、建实业，涉足面粉、棉纱、和航运。
1931年7月，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普降大雨。17省受灾，灾民近亿。杜月笙招呼众人募捐到260万元，其中有他个人的53万元。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杜将他的新家免费给“上海公债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场地，并把所有办公用品都包了。然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派人按名单逐一登门募捐，两个星期，就捐到3000万，他自己先后共捐45万。最终这场募捐达7500万。
1946年春，苏北连遭暴雨，300万难民无家可归。按当时物价，救助300万难民需20亿法币。当时杜月笙正在病中。但听闻难民事件后，当即慷慨应允。因数额巨大，所以他分二步走，一请上海高层领导现场出席并讲话，自己带头捐。二别出心裁搞个“上海小姐”的评选。开始报名者寥寥。于是杜邀请电影明星周璇、王丹风、白杨及京剧名伶言慧珠、童芷苓等人带着报名，并让各种记者跟踪采访，大势宣传。评选分初选、复选、半决赛和总决赛，每选一次都要购买选票。最终，“上海小姐”王韵梅出炉，募集款20亿元也到位。
1947年六十大寿也用于募捐。本无意做寿的他，当年又是暴雨连连。160多个县被淹。灾民达1400多万。各方又找到这位募捐大师，杜于是邀请梅兰芳、孟小冬等名家，连演10天大戏，场场爆满。票价从3万至50万不等。孟小冬的票被黑市炒到100万一张，还一票难求。所来之客都是流水席，只供应四菜一汤，且皆素食：素鸡、素鸭、素鱼、素火腿，每人一碗面。最后集得百亿巨款，全部贡献给灾民。
时至今日，无人知道他一生捐了多少。但杜公馆的老账房黄国栋说过一组数字，1935年1月至1937年10月，从他手里支付的各项善款就达150万法币。还曾将杜公馆房产抵压贷款捐。最后账上还亏了200万。
真是很独特的一个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自行删除） 参考资料：《上海滩》
上海本地人因为80万彩礼闹分手。
对的，你没有看错，真人真事，坐标上海，我表弟和他女朋友因为彩礼的事情谈不拢快要拗断了。
很多人可能认为上海是没有彩礼的，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上海市中心的家庭大部分确实没有彩礼一说，可近郊远郊地区的上海人家庭，大部分还是有的，但一般来说，都是象征性的，不会像很多地区农村里那样动不动大几十万。
可我表弟找的这个女朋友家里真是奇了怪了。事情是这样的，前几个月我表弟相亲找了个女朋友，小姑娘很好看，89年的，和我表弟同年，高挑白嫩，身材苗条，是高桥人（浦东三高之一）。特会打扮，也很粘人，很会发嗲，一看就是情场高手。表弟呢比较单纯，这小姑娘这么主动，完全趟不牢，很快就谈婚论嫁了。他本来是准备找个90后的，因为我表弟虽然长得一般，但家里条件不错，有四套动迁房。
恋爱很顺利，由于年纪都不小了，家人也很着急，很快安排了双方父母见面。表弟父母是金桥本地人，很朴实，很好说话。交谈中也说到自己家有四套房子，可以卖掉一套把婚礼搞得好一点，毕竟都是独生子女。女方家里呢，挺奇葩的，父亲面目狰狞还染了一头红毛，母亲呢一把年纪了化浓妆穿金戴银的。家里条件还特别差，高桥那块9几年就拆了，他们只拿了一套房子和一些钱，父母又是普通工人，平时也没存到什么钱。不过谈下来都还算顺利，主要是表弟坚决认准了这妹子），男方决定拿出一套大套做婚房，卖掉一套中套用来装修买车买首饰等等。女方意思意思配点家具什么的就可以了。表弟父母想这样他们还有一套可以出租，租金也给表弟，他们小两口以后日子有保障。
就这样，男方家立马行动起来了。房子很快就卖掉了，然后花了50多万买了辆宝马，装修也能用好的就用好的，表弟还和女友去了趟香港买了十几万的首饰。
就当快一切就绪的时候，表弟女友竟然提出要80万彩礼！这顿操作令表弟家里匪夷所思。女方妈妈还特地来了一次，说他们高桥那边都有收彩礼的习惯的，女儿以后嫁出去了，他们也想改善一下生活，这不房子卖了还有剩余，就当彩礼吧。还明确表示收了是自己家用的不会补贴给小夫妻两。后来又交涉了几次，怎么说都不让步。但表弟又很喜欢这个女朋友。
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上海# #彩礼#
现在的九零后、零零后没经历过90年代。
我是75年的，90年代的时候我正好20多岁，可以告诉你们，真的是很美好的年代。
首先整体来说90年代，有点武断。因为那十年基本是一年一个变化，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差别很大，90年代初是80年代的延续，90年代末则和现在差不多。
90年，北京开亚运会，阵势很大，我印象里和的奥运会差不多，非常重视。亚运会歌曲是刘欢和韦唯唱的“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有个吉祥物叫做熊猫盼盼。那年我高一，骑自行车上下学。我得到了一双耐克鞋，是我舅妈外派出国用外汇券买的。然后我们同学放学后骑着车去小树林抽烟，其中比较潮的同学会学郭富城留个蘑菇头，穿上水洗绸的衣服。家里住着单位分的房子，水泥地面，白墙，老家具。
91、92年，印象不深了，社会情况好像和90年代差不多。当时流行王朔的小说，《各持一词》《过把瘾就死》，拍成电视剧《过把瘾》，王志文和江珊演的，流行贫，流行一种文化衫，就是大T恤上印上字。说起电视，当时刚从黑白电视过度到彩电，高端彩电叫“平面直角二十一遥”，啥意思呢？就是大包的那种显像管电视，屏幕是平的（之前是曲面），二十一寸，有遥控。我家没有平面直角二十一遥，只有一个不能遥控的索尼老彩电，下狠心配了一台松下录像机，用录像机的遥控器来遥控电视。
93年印象深刻，因为考大学了。那一年高考改革，北京用的是“三南”试卷，就是和云南海南湖南一样，理科语数外化物5科一共750分，录取率1:2.7，一本线490，大概670以上能考上清北，但也看运气，那时候不是平行志愿，报考策略不对也有很多高分落榜的。大学学费是300一年，住宿费50一年，住的是6个人的宿舍。我上学后经常骑车去海淀图书城买书，一本书大概几块到十几块。
94年，我在大学里，告示栏上有俞敏洪贴的托福、GRE辅导班的小广告。学校有伙食补贴一个月60块，加上我有二等奖学金一个月30块，90块钱基本够用了。学英语基本上人人都有一个爱华的小随身听，家庭条件差点的同学可以打工，好像也不怎么困难。上课讲经济学，叫《西方经济学》。对了，这个时候电视上有“卫视中文台”“MTV台”，播日剧和动漫，我那个时候知道了高桥留美子、浅野温子、木村拓哉、福山雅治、加势大周，上大课的时候在作业本上画乱马和九能带刀。
95年，大概和94年差不多。记得一件事是我妈妈单位奖励她去了一趟新马泰港澳，但是算是豪华游，一人一万多，要不是单位花钱我妈妈是舍不得去的。她说同去的团友里有老板和老板的小蜜什么的。单位给她的置装费，她没舍得买衣服，给我姐买了条金项链三千多快钱（金价80一克），然后她看见堡狮龙打折，认为这是个大名牌，花了几十港元给我买的堡狮龙的大背心，穿了好多年直到穿破了。
95年第一次考托福，记得报名费要700还是800，很多，考了608分。当时托福是老托福，满分670我记得。
96年，别的事情没有印象了，有印象的事情是国家宣布大学毕业生从次年起不再分配工作，比我们大一届的学生高兴的说“下一届这些学生该发愁了”。
还有一件事，96年我家买了第一台电脑，是去中关村海龙攒的，1万左右，这可是个大件。这一年有了瀛海威，不过我们上网用的是电信局的电话线拨号上网，还要买一个东西叫“调制解调器”，上网按分钟算，很贵。
97年，1月考研究生没考上。然后开始找工作。当时找工作有几个渠道：校招（很少），报纸招聘广告，我记得在报纸广告上看到过阿联酋航空公司招聘，投过简历没消息；在静安庄国展开的招聘会，规模很大，但单位质量并不高，对应届生也不友好，能投到的单位主要是卖保险的。
98年，我找工作半年后经亲戚介绍去了一个单位，第一个月工资300，第二个月工资500。五险一金谈不上，但是好像没那个概念。然后98年金融危机，这还罢了，主要是国务院部委分流，我之前进了部委的同学们被分流到下属事业单位了。
99年，路上的自行车已经少了，自行车道被撤销了，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开始没有了。单位的老同事都有BP机，平时招人都用电话打BP机呼，急事还“连呼三遍”。我单位领导给自己配了台大哥大，但平时舍不得打，当寻呼机用。
2000年，工资涨了点，大概有800块还是1000块。我家附近盖了一批高档商品房，价钱大概是1800块钱一平米，我家人表示不可思议，一套房子十几万二十万，还贷款，还要利息，这不是要还一辈子吗？！
这个是我经历的90年代，不像现在那么好，但远远不是有的答案说的或者你们年轻人以为的那么差。
互联网进入家庭大约是96年，更早只有科研院所有互联网。96年就可以去电信局开户用电话线拨号上网了，没有宽带，而且计时费很贵。上网不敢多耽搁，看完一个东西赶紧下线，或者下载下来看，因为每一分钟都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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