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与假释、特赦也不同。虽然在体现宽大政策这一意义上说，减刑和假释、特赦等有共同之处。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假释主要对被判处较长时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犯人适用，它要求罪犯必须有悔改表现，且须以其释放出去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为条件，并须附加一定的考验期，在此期间保留撤销假释，将刑罚恢复执行的可能；而减刑适用于各类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罪犯，由此它并不以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为条件，不附加考验期，而且也不存在撤销减刑，将被减部分刑罚再行执行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在宽大的方式、条件及适用的对象上，二者有所不同。对于特赦来说，其与减刑的区别就更明显。首先，特赦并不是一种刑罚制度，它是由我国宪法来规定的。根据《宪法》第67条的规定，特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其次，特赦在我国一般针对某一类或某几类犯罪分子适用，而减刑是针对个别罪犯适用的。再次，我国的特赦首先着眼于国家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减刑则是对罪犯服刑表现的评定和鼓励。总之，减刑、假释和特赦都是宽大政策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都改变了原判决的执行，减轻了原判判罚。但在实质上，它们在目的、作用和适用对象等方面是有区别的。我们所说的减刑，仅指《刑法》第78条规定的减刑制度，而不是指发生在刑罚执行阶段的、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刑罚减轻。
1975年3月19日清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营中，一百多名国民党战犯，在大礼堂中紧张地等待着，因为马上要宣布的是，新中国第七次特赦名单！
他们中间，马上有人就能和妻儿团聚，马上有人能回到社会，站在阳光下。
在押25年，最年轻的战犯也已经年过半百，他们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最幸运的那个，甚至有的人，已经开始在心里默默祈祷。
广播响了，一个声音徐徐播出：“经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次会议讨论决定，特赦所有在押的战争罪犯”！
礼堂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以为这是梦，生怕弄出点响动来梦就会醒，漫长的寂静后，不知道是谁先发出的欢呼，在场的所有国民党战犯全都跳起来，他们可以回家了！
所有人激动地彼此拥抱，但更多的人，早已老泪纵横，礼堂里涌现出如浪潮般的掌声，久久未绝。
这是新中国的第七次特赦，也是最后一次关于国民党战犯的特赦，但这个决定，在通过的时候，还有一场“小风波”。
1975年2月27日，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拿出了一份厚厚的报告书，交到毛主席面前，那便是关于第七次特赦战犯名单的报告书。
在那一年，主席已经82岁高龄，但仍旧思维敏捷，高瞻远瞩，当他认真听完这份报告书后，连连点头。
华国锋有些忧虑。他忐忑问道：“主席，这里面有13个人，他们没有达到特赦标准，您看”？主席摆了摆手，说：“算啦，全都放了”！
华国锋一惊，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席看出他的担忧，耐心解释道：“不但要放，还要请他们吃个饭，要有鱼、有肉，对了，还要每个人发一百块钱，他们出去后，每个人都是中国公民，可以选举，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杀地主，那是因为不杀，老百姓会怕。
但这些人，老百姓又不知道他们是谁，杀他干什么？要放，还要开欢送会，愿意劳动的，可以工作、有能力的，可以安排他们去各个部门。年纪大身体不好的，咱们提供公费治疗，毕竟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啊”！
华国锋这才渐渐想明白主席的高瞻远瞩，怀着无比敬佩的心情应了一声后，开始操办这次特赦仪式。
在此之前，我们国家已经有过6次特赦，这是由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也是由毛主席亲自拍板的。
当时就定下了一个标准：认错态度良好、矫正反动思想、积极接受劳动改造，凡是满足这三点，任何人都能被提上特赦名单。
原本这辈子就要蹲到死的国民党战犯们，得知了这一政策后，无不感叹共产党领导的博大胸径，纷纷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杜聿明，此人是一员猛将，也是老蒋最忠诚的心腹，被关押以来，老蒋对他不闻不问，但杜聿明对老蒋依旧死忠，更别说认识他自己的错误了。
但杜聿明常年征战，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肾结石、肺结核等病，是新中国给他花钱治病，还派人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
常年以来，没要求过他什么，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杜聿明在一次次受到新中国的照顾之后，也开始反思自己。最后，他醒悟过来，开始努力改造。
最后，这位曾经最固执的国民党军官，成了第一批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
那一年，恰逢新中国建立十周年。北京的大街上张灯结彩，到处飘扬着五星红旗，宛如一片赤色的海洋。
就是在这片赤色的海洋里，杜聿明和她的妻子团聚了，这个男人打了一辈子仗，流血无数却没掉过一滴眼泪，但在此刻，他老泪纵横。
第六次特赦完成后，全世界都对新中国的仁厚而赞不绝口，那些被释放的战犯们也无一不对新中国感恩戴德。
但因为种种原因，第七次特赦工作不得不暂缓，但主席他老人家，心里一直记得这件事。
1974年，主席在长沙时，又一次念叨起那些还没被释放的战犯们，他老人家要来纸笔，亲自列了一个长名单交给华国锋。
华国锋接过去一看当场愣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主席日理万机，居然还把剩下的战犯们叫什么、关在哪里记得清清楚楚。
华国锋震惊之下，立马开始了对这份名单的清查，去掉已经特赦和病逝的，最后整理出来323人，但其中还有13人，未能达到特赦标准。于是便有了前面那个，华国锋请示主席的场景。
3月23日，北京饭店灯火通明，依照主席指示，293名特赦战犯到场赴宴。
他们反革命的帽子被摘掉，有很多人见到了原本以为此生再无缘的故友，热泪盈眶中，他们举起酒杯，曾经的恩恩怨怨都成为了过去。
正如主席预料的那样，原本艰难繁琐的特赦难题，此刻全都迎刃而解，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新闻瞬间烟消云散，国家添了一大批自愿留在大陆的人才。
而那些前往台湾的人，拿着新中国给的路费，却被蒋经国拒之门外，瞬间看清了国民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
更重要的是，海峡对岸的人们，听闻新中国做出此举后，无数人想要回到大陆，两岸和平统一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台湾。
不得不感叹，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才是真正的仁者无敌！
阮春福：为特赦人员回归社会成为好公民创造最为便利条件
越通社河内 —— 8月22日 ，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与特赦咨询常务委员会和有关部门举行工作座谈，核查国家主席特赦决定落实情况。
阮春福在讲话中要求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为特赦人员尽快回归社会，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创造最为便利条件。
从现在到国家主席签署特赦决定之日还有约 10天。阮春福要求特赦咨询委员会，尤其是公安部，继续认真部署特赦工作，确保做到“不错放一个,不漏赦一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开展检查并指导地方人民检察院继续做好特赦监督工作，确保及时发现错误并提出处理建议。
阮春福要求公安部指示各地加强开展宣传教育，为特赦人员知法守法、融入社会创造便利条件。同时加强对未获特赦的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让他们有机会享受党和国家的宽大政策。
阮春福要求外交部通知此次获得特赦的外国人的所在国外交使团和领事馆，以配合实施特赦遣返。
阮春福要求国家主席办公室再次认真审查相关特赦材料，以免发生意外错误，确保9月1日按时实施国家主席特赦决定。有关部门要吸取特赦工作经验，补齐短板，确保今后继续做好特赦实施工作。（完）
【毛主席写给刘少奇同志的一封信】
1959年8月20日下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军委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乘坐专列离开庐山，晚上到达江西南昌。
8月21日上午，毛主席在专列上同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汪东兴等人谈工作。谈话结束后，专列离开南昌前往浙江杭州视察工作。
毛主席坐专列前往杭州途中短暂停留时，先后分别在专列上听取金华地委书记和几位县委书记、诸暨县委书记和县长、萧山县委书记和县长等人汇报工作，了解当代的工农业生产情况。
8月22日晚上，毛主席到达浙江省杭州市。
8月23日，毛主席在浙江省杭州市视察工作。
8月24日上午，毛主席在浙江杭州专门致信刘少奇，谈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问题。
毛主席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
“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
“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五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我月底可回。毛泽东。八月二十四日于杭州。”
8月24日下午，毛主席坐专列从浙江杭州到达上海。
8月27日下午，毛主席坐专列回到北京。
9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
9月14日，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建议，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这个建议，作出相应的决议。
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刘少奇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包括国民党战犯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等30人（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伪满洲国爱新觉罗•溥仪、郭文林等3人。自1959年十年国庆首次特赦罪犯后，新中国又分别在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1975年进行了六次特赦。每一次特赦罪犯，都会将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予以特赦。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至12月31日，全国各地共为28165名“右派分子”摘帽。自1959年10月至1964年12月，全国各地共为30余万“右派分子”摘帽。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为没有摘帽的几万“右派分子”全部摘帽，彻底平反。
末代皇帝溥仪的兄弟姐妹的结局都是怎样的？
溥仪活到了61岁，被特赦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
他的弟弟溥杰和溥仪一样被特赦，后来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除了溥仪之外，他的兄弟姐妹都是比较长寿的，溥杰活到了87岁，溥任活到了96岁。
1955年，毛主席首次动用特权，签署主席特赦令，赦免一名被打入死牢的女子。为的就是特赦一名叫做黄慕兰的死刑犯。
黄慕兰是我党的优秀特工，在革命时期为党和国家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也足以称得上是一段传奇。
1931年时由于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严重破坏，使得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开展工作时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鉴于当时的形势，中央任命年仅24岁的黄慕兰出任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潘汉年单独联系。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黄慕兰主动接近了一名叫做陈志皋的上海望族后生。
一次在与陈志皋见面时，正巧遇见了陈志皋的曾经的同班同学曹炳生。从曹炳生的口中得知，南京国民政府前不久抓住了一个地下党人。
据曹炳生描述，这个人大概六十来岁，镶着一口大金牙，只有九个指头。
黄慕兰在得知了这些信息之后不敢怠慢，立刻通知了上级潘汉年。
经过上级党组织的判断，被南京政府抓住的这个人正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
向忠发在当时绝对是我党的高层领导，又是特科领导成员。一旦叛变，我党的很多重要机密将随之被公布，并且在我党地下组织的很多同志也都会暴露。
党组织立刻安排黄慕兰与潘汉年兵分两路，尽可能地通知当地的同志撤离。当时周恩来也在上海，在接到潘汉年的预警之后，便立刻转移，住到了租界的一家法资酒店里面。
几名我党的特科人员在周恩来家外面暗中观察，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果真来了几个特务悄悄地潜入周恩来在上海的寓所。
几个人潜入的时候是用的钥匙开门，这就说明向忠发已经叛变。
因为当时周恩来寓所的钥匙只有三把，一把在周恩来手上，一把邓颖超在那里，还有一把的掌管者就是向忠发。
说来也是幸运，从周恩来转移到探子上门，前前后后也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要是晚一步，周恩来可就危险了。
这件事之后，周恩来特别见了黄慕兰一面，好好地表扬了黄慕兰一番，并称她为党立下了一大奇功。
1933年时，陈志皋向黄慕兰表明了爱意，并求婚。面对陈志皋突如其来的爱情攻势黄慕兰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其原因就在于黄慕兰此前已经有过三段婚姻，第二任丈夫宛希俨、与第三任丈夫贺昌都是革命战友。
特别是第三任丈夫贺昌在黄慕兰的心中始终是个结。
黄慕兰最后得到贺昌的消息是在1930年9月时跟着毛主席去往江西苏区打游击。
一直没有贺昌的消息，黄慕兰对其很是思念，但是党有党的纪律，黄慕兰也不好多打听。
没办法，为了工作，最终黄慕兰还是忍着对贺昌的思念，按照组织安排于1935年时嫁给了陈志皋。
而黄慕兰当时并不知道的是，其实贺昌早已经在赣南打游击的时候牺牲了。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之后，继续为我党提供有用的情报。事实上陈志皋对于黄慕兰的真实身份是有所察觉的。
只不过陈志皋是一名爱国人士，加上本身深爱着黄慕兰，所以不仅没有去揭穿黄慕兰的身份，还在暗中多次帮助黄慕兰。
1937年，黄慕兰帮助已经处在破产边缘的上海通易信托公司实现止亏，并成功地成为了通易公司的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
从此黄慕兰便用这层身份在上海活动，使得通易公司成为了我党统战工作的重要阵地。
但是世界上并没有不透风的墙。黄慕兰的活动最终引起了军统的注意。
1942年12月12日，黄慕兰与陈志皋一同被军统抓捕入狱。后来幸得陈家在上海人脉广，很多国民党内的大佬与社会民主人士作保，军统才将黄慕兰与陈志皋给放了出来。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黄慕兰真实身份才得以公之于众。但是丈夫陈志皋却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待在新中国，最终去往了台湾。
1955年时，黄慕兰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接受审查，差点死在了监狱中。
幸运的是当时黄慕兰的家人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得知黄慕兰的遭遇后下达了特赦令，这才赦免了黄慕兰。
毛主席在为黄慕兰所写的证明信中这样写道：“她是为我国做出重大贡献的特工。”
晚年时黄慕兰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于，病逝于杭州。#浓情中国年#
1956年3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会议上，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提到了国军战犯的问题：“我为这些人（战犯）乞求，恳请宽大他们，（改造好）把他们放出来。”
傅作义两次在会议上发言都提到了战犯问题，说起来很大的原因是为了陈长捷，他曾多次以书面报告或当面汇报的形式向毛主席请求，赦免这个以前的老部下。
一个顽抗到底最终被俘的战犯，跟起义投诚的新中国部长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1945年12月，蒋介石任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而陈长捷能得到高升，完全是傅作义鼎力推荐的结果。
在傅作义担任华北“剿”总司令时，陈长捷曾当面对“恩人”拍着胸脯保证说：“请傅总司令放心，有我在天津一天，保证万无一失。”
当时，守住北京和天津是傅作义的头等大事。傅作义很高兴属下的表态，顺便把驻守天津的精锐抽调到了北平，只给陈长捷留下了两个军和一个不满编的师，造成了天津防守的空虚。
1949年1月，天津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5个军22个师，共34万人围攻天津。陈长捷那点兵力根本就不够看，战役期间，他多次致电傅作义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坚持就有办法。”
仅用11天，陈长捷就在警备司令部被活捉。因为他拒不投降，造成了我军2万余人的伤亡，因此，悲惨地成了战犯。最终，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
有一天，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功德林去看他，他故意低头不语，装不认识。他曾对一起关押的战犯说：“他在北平搞“和平谈判”，却命令我坚守不降。结果，他成了高官，我却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了！”
傅作义想要当面跟陈长捷解释，可他根本不理。没办法，傅作义通过看守干部向陈长捷作了解释，当时北平和谈事关机密，没有告诉陈长捷，是怕消息走漏，造成重大损失。
当时让他“坚守”，就是等北平谈判尘埃落定，那时天津自然就一起解放了。谁知解放军太过厉害，很快就把天津给解决了。因此，傅作义对陈长捷落到这种处境觉得很内疚。
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在傅作义的努力下，再加上陈长捷在看守所表现良好，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喜获新生，成为首批特赦的10名战犯之一。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早一步出来，结局却并不好……
解放战争中，1946年7月——1949年6月三年间，解放军就俘虏的国民党将军总计1064名。
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将军，应该能编一个国民党军三营制的团了！
被我军俘虏的国军名将：
1.淮海战役：杜聿明中将
杜聿明执掌过的部队数量，排在功德林所有国民党战俘将军的首位。1948年先后担任东北剿总和徐总剿总的副总司令，实际负责两个战区的军事大局，统率部队总兵力超过百万人。
1981年，杜聿明因病在北京去世。
淮海战役时，黄维中将也被我军俘虏，并在功德林接受改造。
2，西南战役：宋希濂中将
宋希濂在解放战争时是第14兵团司令官，后任川湘鄂绥署主任，下辖3个兵团，执掌20余万部队。
1959年宋希濂获释后，在美国定居，活到了86岁高龄。
3.襄阳战役：康泽中将
康泽是大特务出身，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原本不属于国军一线将领。此人高居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之列（强如杜聿明也只是普通的中央委员），本来在国民政府十分有政治前途，曾在蒋经国回国前被列为蒋介石的接班人。
康泽1963年出狱，4年后在北京因病去世。
4.济南战役：王耀武中将
济南战役时，王耀武任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等职。
1948年9月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特赦获释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去世。
5.豫东战役：区寿年
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中，区寿年担任整编后的中将兵团司令，被粟裕所部所俘。1950年被释，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协委员等职，后病逝于广州。
6.天津战役：陈长捷
平津战役时，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兼防守司令，在解放军攻克天津战斗中被俘。1959年获特赦，任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1968年，陈长捷杀死妻子后自杀。
7.莱芜战役：李仙洲
时任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于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
1960年11月特赦后回山东，后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顾问等职。1988年，李仙洲因病去世。
8.辽沈战役：廖耀湘、范汉杰、张作相
廖耀湘是当时的东北“剿匪”总副总司令。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中，廖耀湘部战败被俘，后于1961年12月作为特赦战犯被释放。特赦后，先后任北京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于1968年12月2日心脏病突发逝于北京。
范汉杰也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在辽沈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于锦州。1960年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馆专员、政协委员，1976年1月病逝于北京。
张作相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学良的辅帅。
辽沈战役时，他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驻吉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等职。
1948年10月15日，张作相在锦州家中处理财产时，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
当我军知道他就是东北军要人张作相时，便马上向他道歉，并希望他站在人民解放事业一边，还派人一直把他送到天津芦台火车站。
1949年3月，张作相因病逝世。
9.汤尧中将
汤尧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职务相当高，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于云南元江地区被浮。
因此，汤尧成了官职最高的国民党俘虏。1962年汤尧病死在管理所内，没能等来特赦。
10.王陵基，中将加上将军衔
在一千多被俘国民党将领中，王陵基军衔是最高的，也是唯一一个中将加上将。
1950年2月6日在江安县被俘，送战犯管理所改造。1964年被特赦，三年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1963年，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看过前国民党中将黄维研究的“永动机”后，说：“永动机早已被科学证明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项工作没有意义！”
黄维，1904年2月，生于江西贵溪盛源乡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中将。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等，在淞沪会战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战役当中表现英勇。
黄维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他的部队被称为“黄维兵团”。
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剿灭，黄维被俘。他从此开始了27年的战犯改造生涯。
黄维研究“永动机”，是他在改造生涯以及被特赦之后，一直做的事情。
据黄维说，他在狱中研究永动机，是想为人民做点事情。
黄维在河北井陉关押时，他住的地方外面有一口井，天天都有不少人前来打水。天天看着别人摇着轱辘从井里打水，他的灵感就来了。
因为地球的万有引力，物体有了重力。如果把一桶水往下的重力，变成动力，让轱辘一直转下去该多好。
如果成功了，那这个发明就可以造福全人类了。
就是一个这么愚昧无知的想法，让黄维的后半生，一直沉浸在永动机的研究当中。
曾经，永动机也是科学史上一个明星课题。有无数的人为了发明这个“神器”，前仆后继，浪费脑细胞。但是自从能量守恒定律被发现后，证明了永动机不可能被发明出来。
如果黄维能明白能量守恒定律，那他就不会钻牛角尖，甚至出狱的时间都会提前。
黄维决心发明永动机，是他刚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
他是一个较真的人，决定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确定了自己的远大目标之后，他就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研究上。
由于他之前读的算是文科，机械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但这拦不住黄维，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机械方面的书籍，还设计图纸，开始他的永动机大业。
那时监狱里面有规定，需要读指定的书籍，改造思想，还要谈读后感。
黄维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搞研究了，肯定是顾此失彼。他我行我素，根本不管监狱里面的规章制度，因此成了有名的不服管教的“刺头”。
1959年建国十周年，第一次特赦战犯，之后又特赦了好几批。但是这些特赦的名单里面一直没有黄维。
黄维这时就像是疯魔了，一直在研究永动机，妻子的劝告也不听。
直到他研制出的一台永动机，转了两圈就停下了，实验宣告失败。
之后，他慢慢地明白了共产党的良苦用心，他们明明知道永动机研制不出来，但还是一直支持着他。
他开始深刻地反思和自我检讨。
随着对战犯政策的宽松和黄维的改变，1975年，黄维终于被特赦，这时他已经70岁了。
黄维被特赦后，一直致力于家乡建设和促进两岸统一这些大事上，1983年，他出席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
1989年3月20日，黄维去世，享年85岁。
值得一提的是，黄维被特赦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直没有放下“永动机”的研究，但这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不可能实现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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