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民国才情几乎成了文艺青年的代表。但凡自认为文青者，必口颂“张爱玲”、言称“徐志摩”；但凡自认为文青者，往往喜欢民国棉布小衫、素色长裙。
在无数文青的演绎下，那个年代成了数千年枷锁被打破后才情的爆发，那些“才子才女”也被奉为自由、洒脱、“罗曼蒂克”的代言者。
在中学课本中，林徽因在《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用轻盈细腻的语言，描绘了自己满溢的喜爱；冰心在《纸船——寄母亲》中用饱满的语言，抒发对母亲和祖国的热爱。两位同时代的才女在课本中静静地讲述自己的人生体悟，仿佛世界平静而美好。
然而，在课本“正能量”掩盖下的，却是两人从好友到想看两厌、甚至以文章隔空互怼的现实。
林徽因和冰心都出自福建的富庶之家，但两个家族是否有世交、两人是否有私交，已经很难考究。唯一可以知道的交集，是林徽因家族因为堂叔林觉民被捕后仓促出售家产，接手人就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但这应该算不上什么交恶或交善，甚至连“结识”都算不上。
两人真正结识是从她们的丈夫梁思成和吴文藻私交甚笃，两对恋人经常在一起野餐、聚会开始的。
冰心在《入世才人灿若花》中对林徽因评价颇高：“（林徽因）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由此看来，当时两人的关系应该是有一个“甜蜜”的蜜月期的。
但转眼到了1933年，冰心在她被后世笃定为以林徽因为原型的讽刺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中，将“我们的太太”塑造成轻佻、矫揉造作的“中国少奶奶”形象。而作家李健吾在《林徽因》中写道，林徽因对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回击是送给冰心一坛醋。
短短几年间，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使两人反目成仇？很多人认为，1931年徐志摩的意外身亡是最大的原因。
冰心后来谈起徐志摩时说道：“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
可见虽然冰心曾经很矜持地称“对着他（徐志摩）没有说过一句好话”、“（和徐志摩）从来就不是朋友”，但是对徐志摩的死，冰心还是非常惋惜并将其归咎于“女人的坏处”。
冰心所谓“女人的坏处”显然并非徐志摩的新婚妻子陆小曼，而是徐志摩登上飞机的原因——林徽因和她的建筑讲座。然而林徽因对自己和徐志摩的一段感情看得很清楚：“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情爱纠葛向来是稗官野史和后世谈资的最爱，哪怕现实可能清澈见底。相较于将冰心和林徽因后来的交恶归咎于感情纠葛，我宁愿相信是两人性格上的迥异。
在同时代其他文人学者眼中，林徽因是一个纯粹、干脆的人。萧乾曾写道：“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撇开林徽因的学识，她的性格更像是爽利的史湘云。
而冰心则要沉稳得多，也“正统”得多，她笔下的父亲威严高大、母亲慈爱有加、孩子活泼懂事。
不管在那个年代、还是在现代社会，冰心显然更符合主流社会对女性端庄、典雅的要求，她的性格更像是贤惠识大体的薛宝钗。所以可能在冰心看来，林徽因的性格是一种乖戾的张扬。
在“谈资”更足的情感纠葛下，冰心的遣词造句和林徽因在文学、建筑等方面的成就，反而越发暗淡。
离我们远去的年代和往事，可清可浊。而将它们模糊的，往往是我们庸俗至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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