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为地制造流行名词——现实主义题材、大男主——均告失败后，真正被观众选出走入台前的，却是向来不被资本青睐，甚至观众也天然存着审慎心态的“小人物”。
前者极好理解，如果将“资本”拟人化，他大概有着浓厚的集体主义审美，凡事追求大、极致、威名和人无我有，小人物的故事在投入产出比上不够重磅，显不出手笔。而他又自诩了解市场玩转行业，认定小人物的故事少了大咖、特效和筑梦式美轮美奂的布景、结局，很难有人买单，因而宁愿花上亿做大烂片，也吝啬于朝小人物多看一眼。
而后者，日常生活时间与财务预算能分给电影的部分就已不多，在约会、聚会等规定场景下，童话性质的喜剧、大片更具备解压、合家欢功能——生活原本就够苦，实在不愿再直视小人物的普通、困境和天花板。
所幸，小人物和大荧幕之间的距离，正在被拉近。《无名之辈》《我不是药神》《一出好戏》，小人物爆款贯穿了整年的话题，平凡人物的高光时刻和观众完成共情，但戏剧创作中的小人物，和现实中真正和我们摩肩擦踵而过的小人物，始终存在难以抵消的距离，观众仍胆怯于直视真实的小人物——困境中的普通人，不是总让观看者觉得舒适。
这也是院线纪录片始终很难在票房上获得突破的原因，观众或许拒绝的不是“纪录片”这一艺术形式——主题猎奇感浓厚的纪录片倒从不缺观众，《我在故宫修文物》《冈仁波齐》或动物自然类的，都有很好的反馈——而是当纪录片的镜头对准没有被戏剧化的小人物时，那种照见自己的情绪。
正在上映的纪录电影《生活万岁》，就很“局促”。镜头慢慢聚焦又扫过的一幕幕人物故事，晴与雨、昼和夜，沉睡的哭泣的嬉笑的怒骂的，荧幕下的那些人，扑腾着泅过生活的河。
《生活万岁》概念海报浓郁丰满。
“我们并不是找齐了所有拍摄对象再去拍。大家一边拍，一边找，多线铺开拍摄。电影素材需求量大，我们拍了四十多个人物。”任长箴说，这个《舌尖上的中国》总制片人拥有一支配合良好的团队，“我们是一个团队作战，当你观察他们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们是被同一种东西熏陶，被同一种工作方式提炼出来的创作者。”
“生活挺好的” 大约是看完《生活万岁》后由衷的感慨。
“很多人会在影片里看到相似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处境，但会是一模一样的情绪，”任长箴没打算拔高或暴露小人物的品质和狼狈，“我们想呈现能立得起来、有张力和魅力的故事。”
《生活万岁》拍了40个故事，最终被选入成片的只有15个。“那些人不够精彩，为什么还要拍？”纪录片从来不是有剧本的艺术形式，不开机永远得不到结果，“前期，你可以确认这个拍摄对象还不错，但开机时间准不准确？你开机时，人物是不是处在有表现力的阶段？能不能有故事要素？这都是未知的。”
小学生观后感作文，简单文字后有着最真挚纯粹的感动。
勉强称为“主角”的14组人物，电影甚至没有给出他们更多的个人信息，零散的对话里才不着痕迹地透露出名字、年龄、城市，像无名之辈，一切社会概念中的定义都不重要，生活里父亲、女儿、情人、老来伴才是他们此刻的身份，也是观影者此刻的身份。“导演的头脑中应该有两套逻辑系统，一套是社会化的系统，而另一套是自然人的系统，”任长箴在一次采访中强调，“纪录片要扔掉那个人社会化的一面，保留自然人的共性，你会发现这才是你想要的。”
主人公们或许坎坷，各有各的生活问题，但从不放弃力量。
“蜘蛛人”带着儿子体验工作环境，细数被自己擦亮过的上海高楼；相依为命半辈子的盲人卖唱夫妻攒了很久的钱，换了一架更好的电子琴，中秋节晚上摸索着碰杯庆祝；没法照顾病父的护林员，孤独地轻轻拈起误入的蝴蝶放生；安顿好家中的病父，来到故宫做讲解员，极尽舒展脑中知识和四肢。
当然，《报社》当中对记者职业操守和新闻理念的讨论，放在网络社会的今天，有些微的过时守旧。
当记录者不以猎奇、刻意挖掘、暴露等等不够纯粹的目的为导向地记录，小人物自然人属性中不败的光，最让人感动。观众无惧于直视困境中“镜像的自己”仍发着光、有希望的样子，更需要借助这14组普通人的生活影像坚定信念，“我们在调研时删掉了很励志的人物和题材，留下更靠近普通人、更像身边人或者你在街上擦肩而过的人，”导演说，“姑且叫做人间百态的采样吧。”
正因为镜头的平视感——这在夏天的纪录电影《大三儿》中也能明晰体会——而非悲天悯人地俯视角度。
“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在开拍前就确定要用35和50这样很接近人的视角的镜头来完成，并且不使用脚架，全部是手持拍摄，并且要求我们的摄影机跟拍时要和拍摄对象的眼睛保持同等水平，其实就是为了在影像上达到更平视的效果。”
因而《生活万岁》的叙事是截取主角的生活片段，并不完整。“电视制作才习惯把信息给得很满，拿掉大家的思考和脑补空间，但电影不是，需要靠观众合理将情绪、日常经验补充完整，这是魅力所在。”
《生活万岁》让观众走出电影院带着的是力量和“生活挺好”的感慨，那在今年FIRST电影展上大放异彩的《四个春天》，大约会让人有立马拿上DV回家记录的冲动。
在今年FIRST西宁电影展中大受好评的纪录片，作为新人导演，当中的冷静克制十分难得。
粗糙、凌乱并不规整，没有经过置景的居所内外，每一处都是极浓厚的生活痕迹。最常见的南方小村小镇，冬季，老妈妈会用自家配方熏香肠；木门的红漆刷到了门框外白墙上，踢脚线贴得不牢靠，被雨季泡胀过，皮松松的；入夜父母各占一个大屋子，做缝纫的改音乐的，互不干扰。
熏香肠的妈妈带着春节年味而来，烟火气十足。
导演用自己的DV连续拍摄了父母家的四个春节，主要内容是他的父母如何过日子，如何相处，南方冬季的冷调透着沉静，故事却无限温暖，即便在家庭遭遇最黯淡的时刻，导演依旧是克制的，直到家人从波折残酷中恢复生机。
“在中国，很少有导演在自己的处女作里能如此直接、准确、诚实地表现普通中国人、普通中国家庭的生活，把普通中国父母作为主角进行拍摄。也很少有导演能够在自己的处女作里对生活摆脱批判、鞭挞、控诉、揭露的角度，用平静自制的镜头去发掘生活之下真正的力量，也就是那种支撑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家庭历经风霜雨雪走到今天的那种力量。”
和菜头在公众号里数度将《四个春天》封为他的年度纪录片，“《四个春天》里有我们熟悉的生活，有我们熟悉的身影，更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生活的真实。”
南方小城镇不甚繁华的、萧索的冬季，在导演镜头里倒是有别样美感。
《生活万岁》或《四个春天》，作为电影/纪录片不能给观众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却能帮人看到光、亮、美好，恢复生活的斗志。观众不会在当中看到戏剧性的反转，主角也没有光环，只是普通人轻叹口气，拍拍肩膀继续前行。
12月的大荧幕，还有贡献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萧寒新作《一百年很长吗》。
无论是《我在故宫修文物》或是《喜马拉雅天梯》，导演团队始终将镜头对准人。
“如果说故宫是庙堂，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江湖。”他在预告片中这样说，萧寒和摄制团队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寻访一百多位普通手艺人，观察他们的日常，最后将主线凝聚在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广东佛山的“90后”打工仔黄忠坚和新疆阿勒泰地区冲乎尔乡的哈萨克老人阿合提。
不一定每个故事都有如迪士尼电影版圆满的结局，不过那又怎样呢？
故事主线在此不多剧透，“我们终将拥有一种生活，让自己忘记了时间的长度。”这是该片的精神主线，当上述普通家庭面对生活的惊涛骇浪，在恐惧无措迷茫中仍不断迸发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很美。
两组人物关系对照，匠人的执拗、坚定历历可见。
小人物的美，在这个被“丧文化”支配着的年末，变得动人。人类文明的丰满，正是由这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在生活中不断前行的人填充的，不要被“纪录片”或“小人物”吓跑，他们的好值得入场。
院线里的纪录片
1
《喜马拉雅天梯》
萧寒导演旧作，关注西藏登山学校年轻向导。《喜马拉雅天梯》的名字源自藏民们画在青藏高原岩壁上的白色小梯子，当地人称之为“天梯”，并相信它可以接引世人的灵魂通往圣地，而这些珠峰的引路少年们扮演的正是“天梯”的角色。
2
《我在故宫修文物》
《我在故宫修文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记录“奇观”的电影。藏在这些文物后面的，是人的故事，是那些生活在故宫里的人的故事。一件文物，穿过千年的历史，将现代文物修复专家们的生活与古代宫廷里皇宫贵族、士大夫们的生活串联了起来。
3
《大三儿》
在夏天引发热议的《大三儿》，值得在年底窝在家中再看一遍。大三儿尽管个儿矮，精神上时而却巨人得很，让庸常的我们看了亦自叹弗如。比起纪录电影，背后的故事兴许更值得观众关注探究，有些逗趣，有些唏嘘，有些反思，导演的镜头始终平视、不带褒贬，大三儿需要的或许正是这样的注视。你会去电影院看纪录片吗？有什么偏爱的类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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