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与高考相关联的个人命运，浓缩起来就是一部微型的高考历史。
6月7日，深圳高级中学届的高三（3）班有31名学生参加高考。
他们从初中一年级被选拔出来，被学校和家长寄予厚望。班上一名学生已通过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高考分数只需达到一本线即可被录取，还有一位学生，去年已被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录取。
21天前，记者去这个班听了一堂课。
氛围并不紧张，但还是有一些细节表明了高考在学生老师心中的重要性。教室前的黑板上明确地写着：离高考还剩21天。后面的黑板上有用粉笔加粗的汪国真诗句：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62岁的周社是他们的语文老师，两年前已经退休的他又被学校返聘，这将是他带的最后一届学生，今年高考结束，周社就真正退休了。
5月16日，深圳高级中学高三（3）班, 周社教了38年语文，被学生们称为“社爷”。这是“社爷”带的最后一届学生。 深圳晚报记者 王炳乾 摄
重启高考之门
重启高考之门
1977年12月,中断的高考全面恢复。高考面前人人平等，“鱼跃龙门”的故事重新开始成为现实。
这是一节作文课。
周社穿着黄色T恤，蓝色牛仔裤，端坐在讲台上，有些疲惫。
一共有两道命题，其中一个主题讲节约，另一个是要求学生用自己的口吻给国家考试中心写一封信。
周社分别挑了几张学生的卷子，上面有他标过的痕迹，他一一讲完需要学生注意的地方，然后他把自己亲自写的版本也放了出来。几乎每一次作文，周社都会跟学生们一起写一遍。
也许是因为理科竞赛班学生通常会有偏科的倾向，也或许是最后一届的缘故，他教得异常辛苦。在课堂上，周社声音很大，尽量讲得详细，不希望漏掉什么重要的内容。
教室窗外传来建筑工地施工的声音，有那么一瞬间，周社很怀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春岁月。
1975年高中毕业后，周社就开始在安徽安庆当地做初中教师。
他的青春期跟随下放在农村的父母一起度过。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教书是他当时唯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方式。
20岁的周社，看着台下跟自己年龄差不了多少的学生一双双迷茫的眼睛，他的内心也充满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周社在安庆一中教书时和学生们在一起
周社的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母亲是银行职员，他听过父母口中所讲述的外面广阔世界，自己也想出去看一看。
1977年10月21日，周社得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他当即决定参加考试。这也是很多跟他一样迫切需要改变命运的青年人的第一选择。
一个多月后，全国570万家庭出身不同，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三十岁不等的人，参加了已经中断的高考。
周社作为其中一员，冥冥中感知到，这是一个重要历史时刻。事实也确实如此，以前只讲家庭出身的社会开始隐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新风尚。高考面前人人平等，“鱼跃龙门”的故事重新开始成为现实。
一条新的实现梦想的路径在所有人面前展开，它不仅影响个体命运，也对当时乃至中国后来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从决定考试到备考再到走进考场只有50天时间，时间的紧迫性可想而知。那是一段紧张、慌乱又兴奋的岁月，每天都在恶补知识。原本理科很好的他，浩劫里，许多东西都模糊了。
等到真正上考场，考题具体考了什么，周社现在已经忘了，只记得很多题目不会做。像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哪儿？他从来没学过。还有很多人几乎交了白卷。
结果出来后，周社被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现淮北师范大学）录取。1982年毕业后，周社被分配至与安庆一江之隔的对岸教高中语文。
1977年12月20日，周社（前排正中）在参加完高考后和他的初中学生合影。这是周社教的第一届学生。
“天之骄子”
“天之骄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农村家庭出一个大学生，就能预见这个家庭将来的生活会得以改观。
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年代，人们迫切需要把丢失的青春找回来。
年轻的周社对教学充满热情，想把自己在大学学到一切新知识、新思想教给自己的学生们。
新的政策又为这些身在农村的学生提供了新机会。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被人们称之为“天之骄子”，一个农村家庭里出一个大学生，就能预见这个家庭将来的生活会得以改观。
出于一种现实考量，1986年参加完高考后，填志愿时，现在已经是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深圳中学教师发展部主任的郭玉竹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不用交学费，同时补贴生活费。
郭玉竹当年的高考成绩是593分，总分710分，在当时的双峰县二中排名第一。按照往年的经验，他的成绩足以被清华、北大录取。
在郭玉竹的记忆里，他的中学时光淳朴且真诚。高考恢复，“拨乱反正”之后，大批优秀教授、老师回到省城，对于像当时双峰二中这样的县城中学，学历较高的教师已经很少了，大部分是中专、大专毕业。
很多情况下，一些数学物理题目，需要老师和学生一起解决。令郭玉竹印象深刻的是，当课堂上老师碰到自己也不会的问题时，并不气恼，而是直接告知学生自己不懂，一起讨论解决，整个课堂氛围轻松且自由。
1986年的双峰二中高三有4个班，2个理科班，1个文科班，1个复读班，每个班级的学生多达六七十人。
学生的学习资料多来自老师的板书，老师们用钢板印刷的方式将资料刻印，然后再印刷出来分发给学生。在信息不通畅的年代，课本和仅有的复习资料都被学生翻烂了。
高考的前一晚，学校找来好几辆解放牌大卡车将学生运往市里的统一考点，老师陪着学生一起，一路说些什么已经忘了。
郭玉竹记得自己当时住的地方离考场有3公里多，考试当天，他早早起床，走着去考场。3天的高考结束之后，他和同学们又被卡车拉回学校填志愿。
当时，高考志愿是在分数出来之前填写。郭玉竹在提前批上填了北京师范大学，他被录取了。
时隔31年，郭玉竹回想起自己当初的选择，不觉得后悔。
大学时代的郭玉竹
当年跟他一起进入北京读大学的同学大多已去往国外,或在财富上已经有雄厚积累，或在业界已有很高的名声。
1990年开始从教以来，郭玉竹职业生涯里一直带的都是去参加奥数竞赛的学生，他教过的学生中有400多人考入北大、清华。很多学生毕业后又回到深圳，投身于科技、互联网、教育等行业。
郭玉竹说，他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当一位学生有了创新思维，自我意识及健全人格，高考只是一件附加品。
郭玉竹和获得国际奥赛金牌学生的合影
自我改变之起点
自我改变之起点
1996年，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的政策开始施行。对董滨来说，自高考开始，人生有了自主选择与改变的可能。
课堂进行到了一半，周社喊了两名学生上黑板板书问题答案，五分钟时间过去了，他开始告诉学生正确答案，讲台下传来沙沙的写字声。
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在重复。
如果让现在常住美国的董滨回忆自己的高中生活的话，印象最深的就是周社的语文课，以及她总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的场景。
董滨是周社还在安庆一中教书时的学生，她参加的是1990年的高考。
7月，天气热得让人透不过气。她唯一还记得的片段是每一场考完走出考场，等在考场外的父亲都会拿着冰冻饮料冲上来。
直到，人们才意识到，把高考放在经常处于三伏的7月，对考生备考、发挥、休息及出行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这一年开始，教育部将高考时间提前了一个月。
董滨从初中到高中都是文理兼优的学生，在考数学时，却感到紧张了。突然意识到这是一场对自己未来有着决定性作用的考试。对那个年代的中国孩子来说，近乎是一考定终生。
周社和学生董滨
后来，董滨进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大三时，意识到自己所学专业不能帮助她理想就业，本科毕业后，她选择攻读新闻系的硕士。
1996年，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的政策已经开始施行。1998年开始大规模施行。2000年，全面停止包分配制度。自此之后，竞争、自谋职业成为新的关键词。
硕士毕业后，董滨在上海一家报社工作4年，后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在华尔街工作近，目前定居美国密歇根州，做独立留学顾问的工作。
在董滨的印象里，周社是一位很有独立思维及批判性思维的老师，家里有一面墙全部是书。高考结束后，董滨曾因报考志愿的事跟周社有过探讨，一次在街边遇到，两人站着谈了很久。
对董滨来说，后来她人生命运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以高考为起点的。自此开始，她的人生有了自主选择与改变的可能性。
另一种“高考”
另一种“高考”
近来，中国申请美国本科的学生每年都在递增。，深圳中学有193名学生申请美国大学。
周社被学生们称为“社爷”，也有很多学生喊他“社哥”。
他从2001年开始在深圳高级中学任教至今，当过8届高三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在这里，他深感家长对高考的重视，以及学生的学习压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所理解的高考可能会考到的内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给学生听。
即使教了近40年的高中语文课，周社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比如，他会把整个《新华成语字典》熟读一遍，挑出其中高考可能会考到的2000个成语，让学生做成词条，熟记。高考前，他和学生一起讨论了若干作文话题，思考文章的结构，他自己也亲自动手进行作文示范。
周社在作文课堂上给学生讲解。深圳晚报记者 王炳乾 摄
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中提出，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大学开始扩招。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346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34.5%。
这是一条越来越拥挤也看似更加平坦的道路。
但周社自己的孩子周导没有走高考这一条路，他高中在新加坡莱佛士书院就读，目前在剑桥大学学习软件工程专业。
，周导在新加坡参加的高考并不比国内容易。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经济5门课程考试成绩达标，同时面试通过，他才得以被剑桥大学录取。
对于周导这一代的人来说，人生的选择已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
一份《深圳中学届海外大学录取情况报告》显示，近以来，中国申请美国本科教育的学生数量每年都在以15%的比例递增。，深圳中学仅申请美国大学的学生就有193人。
在董滨看来，美国崇尚的是全人教育理念，有很多软性的条件来衡量一个人优秀与否。但是全人教育放在目前国内的环境下显然行不通，高考仍旧是符合国情的相对公平的选拔。
有初中生的父母向董滨咨询把孩子送出国事宜，她一般都采取不支持态度。“教育不要仅仅集中在考试成绩上，道德、思想、伦理及家庭教育同样重要”。董滨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感激自己的父母亲一路都尊重支持她的每一个决定，也深知父母在教育中的作用。
下课了，周社下楼，吃完中饭，他手上拿了一个橘子，一边把玩，一边上楼，算是锻炼了。
周社说自己从来都不像个刻板印象中教师的样子——开车很疯，12个小时1200公里，而且车上就他一个；节假日里，连续跟朋友玩牌的记录是38个小时，是微信控、段子手，校内网红火时曾有几千好友；喜欢看法制节目、相亲节目，求职节目,追好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白鹿原》一部不落。
周社（右起前二）和大学同学在一起
想着自己将要离开教师岗位，过起退休生活，周社内心无比愉悦，也有些惆怅。他曾经也有去高校、银行、媒体工作的机会，最后却一生做了教师，他说，这为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后悔。
带完这最后一届学生，周社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回安徽老家陪陪年过九十的老母亲。
微信｜ 张世博
图 |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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