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明”是佛教里的概念。
佛教为了探究人世间的苦难因果及其超脱之法，提出了“四谛”，即为“苦集灭道”。在“集谛”中，佛教把造成世人痛苦的种种原因，划分为“十二因缘”，其中，“无明”便是一切痛苦的根本原因。
佛教认为，无明是人注定要进入的，原因在于偏见。
大乘佛法把无明分成两个部分：一念无明与无始无明。的这部港片，片名便正是这其中的“一念无明”。
《一念无明》是一部小制作影片，改编自真实的新闻事件，主演余文乐、曾志伟、金燕玲皆无片酬出演，成本仅200万港币。由于预算有限，电影拍摄只用了16天。
但拍摄时间短、成本低，并不代表它是粗制滥造的烂片。它运用隐忍克制的风格、朴素的镜头语言，却深度挖掘出躁郁症患者所处的社会生存环境。
更为传奇的是，金燕玲只拍了1天戏，就凭借此片得到了金马奖和金像奖两项最佳女配角奖。
导演黄进曾经解释过片名的含义：“无明”是看不清楚的事情，“一念”就是一个念头，可是一念生万念，一个念头后还会有下一个，一个念头看不清楚，可能一直走下去方向都是错的。
心之“无明”，起自人们囿于“所见”，执着于“所贪”。《一念无明》中，躁郁症患者阿东所面临的世界，便是“狂躁”与“抑郁”并存的无明夹缝，是充满了偏见的歧路泥途，是过去无法过去、未来无法到来的无望深渊。
电影中，男主角黄世东（阿东）的回忆是充满了压抑的暗黄色调。
回忆里，母亲因为中风而瘫痪在床，父亲黄大海不知所踪，父母深爱且优秀的小儿子早已抛下她在美国安生乐业。唯有阿东，辞去了工作，每天尽心尽力为她洗漱擦身、伺候起居。
母亲总是陷在陈旧的往事中，絮絮叨叨地夸耀着自己当年被无数人追捧。接着话锋一转，成了满腹怨恨和委屈。最后，狠狠指责阿东是自己悲惨人生的真凶，让所有言语都化作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阿东的心脏。
阿东的付出换来的是母亲无理的辱骂和厌恶，是刁钻刻薄和恶语相向。在承受长期的精神暴力后，阿东终于彻底崩塌。某次为母亲擦身时，母亲意外过世（影片未点明是否阿东所杀），阿东因此被判强制入院治疗一年。
这是阿东的过去，是悬在阿东头上的一把利刃。
阿东的未来，依旧茫茫无明。
污名
影片就是从父亲黄大海到精神病院接阿东回家开始。精神病院的围墙是正常人与疯子的分界线，但看不见的分界线，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提防。
离开了精神病院的阿东再度回归社会，他想要努力抹去横在所谓“正常”与“疯癫”的区隔线本身，希望大家可以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
他试图融入这个社会，竭力修复自己身上的社会链条，却一次又一次撞上世人用冷漠与偏见筑成的铜墙铁壁，被贴上污名化的标签。
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中，认为污名是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其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
污名化的产生，与题目中的“无明”异曲同工。
通俗来讲，“无明”的意思就是看不清楚，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在做什么。造成“无明”的原因，是人们局限在自己的经验或偏见中，妄图揣摩猜测大千世界，而产生错误的见解。
而污名与偏见，也总是相伴相生。
污名化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对某一事物/群体不了解或只掌握了片面的信息，却因此妄下断言，受制于刻板印象，在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贬低性的符号，为他们贴上具有侮辱性的标签。
阿东，正是人们施加污名的对象。“精神病”成为了烙印在他身上的刺青，哪怕他表现得似乎比所有人都要正常。
出院后，老友Louis邀请阿东参加自己的婚礼，并毫无芥蒂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令阿东感到自己开始被他人接纳。
当Louis在婚礼上深情表白、泪流满面时，台下的宾客却推杯换盏、置若罔闻。于是，愤怒的阿东抢过话筒，激动地怒斥人们不礼貌的行为。可台下的人如同看猴戏般窃窃私语，轻蔑地笑着议论阿东的精神状况，一口一个“精神病”。
甚至连好友 Louis 也拦住了他，让他不要在婚礼捣乱，似乎同样将阿东视为一个区别于自己的、不正常的人。
阿东曾经是一名出色的股票经纪人。为了拥有一份正规的工作，重返社会的他参加了多个面试，在面试中的表现也相当优异。可是，在得知他是躁郁症患者时，所有的负责人都瞬间默不作声。出于偏见，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聘请一名躁郁症患者。
“精神病”的污名成了他背负一生的十字架。别人向他父亲提起他时，说的也是“那个脑子有毛病的儿子。”
污名化的背后，是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是处于强势且不具污名的一方给被污名对象（弱势一方）强加的标签。换句话说，阿东的“不正常”和“疯癫”，是由机构、父母、朋友等身边人赋予的定义。
区隔
污名化容易造成大众的负面情绪堆积。
传统的污名化行为只是表达偏见的态度，但是如今社会中的污名化过程更多地承载了大众负面情绪的宣泄功能，像是大众狂欢心理的集中爆发，导致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更加冷漠，从而呈现出日益加深的社会区隔。
父亲黄大海总在阿东进屋后，紧张兮兮地锁上房门，因为他害怕邻居发现“疯癫”的儿子入住了他们“正常”的领地。
他小心翼翼地学习如何与阿东相处，却也在自己的枕头下放置了一把锤子。
阿东的家庭关系是断裂的，因为父亲已在空间和心理上，对他采取了区隔的手段。
有一天，曾经的未婚妻Jenny给阿东打来了电话，阿东灰暗的人生里照进了一丝希望。
Jenny向阿东倾诉说，自己在阿东出事后一度意志消沉，直到信仰了基督教，宽恕了阿东带给自己的痛苦，自此才脱离苦海。她希望，阿东也可以得到主的救赎。
于是，Jenny把阿东带到了基督教会，可未曾想到，大谈宽恕的背后，是Jenny强烈的恨意和愤怒。
Jenny当着众人的面，分享自己过往的遭遇，一一细数阿东过去的“罪状”，声嘶力竭地谴责阿东的过错。以宗教宽恕之名掩盖的憎恨，让阿东无所适从，只能仓皇地逃出那个小小的教堂。
从此以后Jenny和阿东再无联系， 她和她的基督也已放弃了他。有着“救赎”之责的基督教，也同化于现代社会的区隔规则，与世俗世界一样将阿东驱逐到了区隔线之外。
Jenny的指责刺激到了阿东本就脆弱的神经，而好友Louis的自杀，更是让阿东的社会链条完全断裂。
阿东在新闻中听到Louis跳楼自杀的消息，又受到Jenny的刺激，瞬间爆发了难以抑制的痛苦情绪。于是，他在超市里大口大口吞下黑巧克力——医生曾说，黑巧克力有丰富的苯乙胺，可以缓解他的抑郁情绪。
超市中的路人，发现了阿东的异样。
可他们却一脸漠然，相继举起手机，用冰冷的摄像头打量着狼狈不堪的阿东，对着阿东指指点点。
更有甚者，人肉了阿东的相关信息，将阿东不堪的过往完全暴露在了公众眼前。
阿东的视频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阿东的邻居们也都知道了阿东的精神病史。
隔壁的余师奶，过去多次劳烦黄大海帮忙，此时却严禁自己的孩子再与阿东来往。
邻居们都联合起来，义正辞严地要求黄大海带着阿东离开。他们迫切地想要把这个“疯癫”的人，逐出自己的领地。
于是，阿东再一次被区隔在正常世界之外。
刚出院的阿东，大概对这世界还是怀有热情的吧？他在阳台种花、种菜，信心满满地准备创业，开启新生活。
他像行走在由一根根木头搭成的梯子上，纵使摇摇晃晃，却也可以通往远方。可这个世界，却将他可以依靠的木头一根根抽去。
他无法一头扎入亲人的怀抱，无法与好友促膝而谈，无法亲吻甜蜜的爱情，也无法融入这个冷漠的社会。所有可以依赖的社会关系，都相继断裂。
污名化给蒙受污名的群体带来了困扰，这一群体背负着社会鄙夷和道德指责，承受着众目睽睽的审判，却又因为势单力薄而难以发声。
焦虑
患有躁郁症的阿东，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是真正得了这个病的，或许是这个浮躁而焦虑的时代。
“躁郁”的是阿东的母亲，是这个沉湎在过去的回忆中，回味着那段“众星捧月”时光的可怜女人。
阿东母亲的焦虑，来自于对优越生活的渴望。自结婚那一天起，她便觉得丈夫配不上她，她应该过的是上层人的生活。
她对小儿子极尽偏爱，觉得自己应该同事业有成的他在美国过着优等生活；却对大儿子阿东极尽苛责，无比排斥让这个精神有问题的儿子来抚养自己。
“躁郁”的是阿东的朋友Louis，是这个从高楼一跃而下的青年才俊。
Louis的焦虑，源自于职业生存空间的压缩。社会如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面临这个飞速更新的时代，他只有更加努力地向上爬，才能在这架永不停歇的机器中拥有一个自己的位置，成为其中一个小小的齿轮。
然而，金融危机的到来，让他丢掉了工作，绝望的他只好结束自己的生命。
“躁郁”的是在Louis婚礼上交头接耳的来宾们。
他们的焦虑，是这个物质世界带来的浮华。在这深情庄重的婚礼上，新郎Louis在台上哭得像个孩子时，他们却无动于衷，只顾自说自话，讨论着新娘的钻戒有几克拉、今日的场面豪不豪华。
“躁郁”的是阿东的女友Jenny。
阿东留下的债务，生活堆积的重压，迫使让她向宗教寻求心灵的救赎。她高声唱着赞歌，感谢主的救赎，说自己早已放下和宽恕过往。可当她在众人面前声泪俱下地对阿东进行控诉之时，又何曾见到半点原谅和放下呢？
“躁郁”的是阿东隔壁的余师奶。
师奶的焦虑，来自为实现向上流动的迫切心情。住在劏房的她，为了扭转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生活境遇，把所有的压力都投掷到了孩子身上。
这个还在读小学的小孩，就已经被迫思考“你打算读不成书将来生小孩都住在这里吗？”就已经反反复复地默念着“不读书怎能往上流动？你要往上流动。”
在影片中，向上流动的焦虑无处不在。导演让观众看到，疯癫的个体是更加疯癫扭曲的社会环境的产物。躁郁症患者的救赎，需要的是科学的救助机制，更是整个社会的正视与接纳。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那被称作‘疯子’的人是无辜的，而有罪的是社会。”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 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不过，电影终究在这冷漠的世间，留下了一点点希望。
这一点点希望，属于那方小小的天台，属于那个天真善良的孩子，也属于故事结尾的那片湖水。
电影中唯一一个对阿东不存任何偏见、自始至终真心相待的，是隔壁邻居余师奶的小男孩。也许正因为孩子有着纯洁透明的内心，才不至陷入“无明”之境。
在小小的天台上，这个架着厚镜片的小男孩，毫无防备地与阿东诉说自己的烦恼与心事。当阿东躲在被子中失声痛哭时，是他隔着墙壁，对阿东念起了《小王子》的故事。
小男孩还曾背着家长，和阿东偷偷在天台上种花，可是花儿却全都枯萎了。于是他问阿东：“为什么我们种的花都枯死了？”
阿东说：“可能这里不适合它们生活，可能这里的环境不够好。”阿东说的不仅是花儿，也是被这个环境区隔排斥的自己。
单纯的小孩子说：“那我们将这里变得适合它们，将这里变得更好吧！”
影片的结局，停留在了平静的湖边：父亲黄大海与儿子阿东在湖边垂钓。那一刻，父与子之间，没有怨恨，没有猜忌，没有防备，也没有锤子。
纵然念念相生，也愿能从无明中，钓出一线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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