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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百家号已欧聊历史，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述的历史是东汉史。东汉人才辈出，有名的很多，其中班固就是其中的一位，班固不但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在历史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汉书》是班固一生中的最大成就。他在父亲工作的基础上，参照《史记》做法，将前汉一代二百三十年历史，按照纪、表、志、传四种体例，著成一部八十万言的新史，成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并且成为此后官方修史的范本。班固也因为这部史书，成为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学家，获得后世的推崇。班固写作《汉书》，离不开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史实大多取材于《史记》，其著书体例也是在《史记》基础上改进、修正的。两书的不同之处:一是《汉书》的体例更严整。
《史记》中的帝王“本纪”省称为“纪”；功臣将相的“列传”省称为“传”，取消“世家”，所有人物事迹一并归入“传”中；将“书”改为“志”，如《平准书》改为《食货志》，《礼书《乐书》改为《礼乐志》，《律书》《历书》改为《律历志》，并且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这些志相当于专史，详细记载了前汉一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学术等方面的状况及其发展演变，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二是《汉书》的语言比《史记》更精致。班彪称《史记》“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这是实情。班氏父子则力求“慎核其事，整齐其文”。范晔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
然而，班氏父子与司马迁的最大区别，在于其著史动机与指导思想司马迁纯系私人著作，他的目的是通过综述古往今来的史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交给后人去评判。他并不想通过这部著作达到现实中的什么目的。而班氏父子的工作带有半官方的性质，特别是班固，不仅得到汉明帝的同意，还得到了朝廷提供的便利条件。班固说得很清楚:“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武帝年号，前104前101）以后，阙而不录。故采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汉书·叙传》）班固编纂《汉书》，是为了记述大汉功德，使之“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司马迁的思想比较复杂，道家的成分似乎多于儒家，他的身上还有些战国列士的影子，骨子里还有些诗人的浪漫。因此，他在著书时似乎没有一个确定不移的价值标准，他既尊崇孔子，称道伯夷、叔齐，又赞赏荆轲、专诸、郭家这些以武乱禁的侠客；既崇尚道义，又不鄙薄逐利之徒；既肯定帝王将相的功业，又对失势的英雄（如项羽）和失意的文人（如屈原、贾谊）格外同情。
而班氏父子则是儒术大盛之后，在儒家经典中浸淫多年的典型儒生，一切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当然，这时的孔子是经过皇帝与儒生神化和改造后的圣人，与当年那个周游天下、颠沛流离的孔丘差不多是两个人了。因此，班彪批评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后汉书·班彪列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则是班氏父子修史的最高准则。
也正因此，他们的著作才只有颂圣颂上，缺少司马迁那样深刻的思想见解和勇敢的批判精神。正因为司马迁遭遇“极刑之咎”后“发愤著书”，他的文字里才涌动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激情，纵横雄肆富于慷慨，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班氏父子没有这样的遭遇，他们写作时的心态是平和的，篇中文字也“儒雅彬彬，信有余味”（刘勰语），不激不厉，有韵味，有美感。从班固留下来的文字中，也可看出他的思想与司马迁的区别。
《典引》序称：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邪？”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湾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全后汉文》卷二十六）
《典引》是班固专门写来为大汉歌功颂德的一篇文章。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皇帝最反感那些“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的作者，凡是这么做的均非“谊士”；最喜欢的是“颂述功德”的文章，这是“忠臣效也”。以此为标准，司马相如居然远远强过司马迁。班固对皇帝的意图心领神会，当然要“缘事断谊，动有规矩”了。在担任郎官期间，校书与撰书之暇，班固创作了《两都赋》他在《序》中陈述了作赋的缘由：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说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宗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者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文选》卷一）
概言之，小编认为班固作《两都赋》的缘由有二：其一是排解关于西都与东都的争论，其二则是为大汉文章踵事增华，值得关注的是后者。班固显然不同意扬雄关于辞赋是“雕虫小技”的看法，而是“古《诗》之流”，“《雅》《颂》之亚”，既可以“抒下情而通讽谕”，又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斯事虽细，不可或缺。这是班固的辞赋观，也是他的文学观，他的《两都赋》就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创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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