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研究采用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量表、幼儿同胞关系量表以及亲子关系量表对649名幼儿进行调查，深入探讨大宝亲子关系与二宝亲子关系在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与同胞关系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显着预测大宝亲子关系，二宝亲子关系在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与同胞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大宝亲子关系与二宝亲子关系在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与同胞关系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既可以直接影响幼儿同胞关系，也可以通过亲子关系间接影响幼儿同胞关系。
[关键词] 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同胞关系；亲子关系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家庭结构逐渐从三口之家向四口之家转变。二孩的到来打破了原来的家庭系统，在原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基础上，同胞关系应运而生。同胞关系作为幼儿一生中最长久并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关系，是幼儿自出生到死亡持久不变且相依相存的亲属关系[1]。同胞关系对幼儿的正面影响仅次于亲子之间的关系[2]，在幼儿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幼儿可以在同胞相处的经验中获得社交理解、观点取代能力以及促进社会情绪的发展，这些社交技巧将有助于幼儿建构其他的社会关系[4]。
但是同胞关系再好，同胞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同胞冲突在家庭中被父母认为是最普遍存在的行为问题[5]。同胞冲突可视为一种对他人特质的适应过程，其中的坚持、妥协、沟通与处理过程，都是个人将来适应新的社会关系时所可能经历的。幼儿在和同胞发生冲突之后，会有沮丧和焦虑的感受，并且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来看，幼儿在同胞冲突中会有许多的负向行为，而他们会模仿彼此的行为，导致更多的行为问题[6]。
父母作为幼儿出生后最亲密的个体，其行为举止、情感表达及教养方式对幼儿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采取以幼儿为中心的策略与随后较少发生同胞关系冲突有紧密的联系，然而若采取控制的策略则可能带来更多的冲突；当父母不介入冲突时，年幼同胞会有较多的敌意行为[7]。与此同时，父母的差异对待会增加同胞间的冲突[8]，父母对于冲突的解决方式也会影响幼儿对冲突的解决[9]。
依附观点认为，孩子在亲子关系中所建立的内在运作模式会延伸至同胞关系，家庭系统理论观点也认为亲子次系统的品质会影响同胞次系统[10]。亲子关系是幼儿社会联系中出现最早和持续最久的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会帮助幼儿获得温暖的同胞关系[11]，而消极的亲子关系则可能导致幼儿使用消极行为处理同胞关系[12]，甚至出现情感和行为问题[13]。大部分的幼儿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会明显减少对母亲的关注，与此同时幼儿会增加与母亲之间的抑制、禁止、对抗行为，表现出较多的打扰和消极行为[14]。与此同时，安全型依恋的幼儿表现出较少的攻击和自我保护行为，当母亲不在时，幼儿会表现出较多的照顾二宝的行为[15]。非安全依恋的幼儿对母爱的可得性不能确定，唯恐原先已依恋不足的父母会因二宝的存在更加忽视自己[16]。综上所述，父母对同胞冲突的处理策略与同胞关系有相关性，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有相关性。二孩出生后，亲子关系由单一亲子关系转变为父母与大宝的亲子关系以及父母与二宝的亲子关系。因此，本研究推测，大宝亲子关系与二宝亲子关系在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与同胞关系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通过随机抽样，选取广东省649名幼儿为调查对象，其中二宝的年龄在1～6岁之间，
大宝的年龄在2～12岁之间。共发放700份问卷，回收649份，回收率为92.71%。其中，男幼儿348名（53.6%），女幼儿301名（46.4%）；排行老大的246名（37.9%），排行老二的403名（62.1%）；同性同胞345名（53.2%），异性同胞304名（46.8%）；年龄差距小于4岁的434名（66.9%），4岁及以上的215名（33.1%）。
2. 研究工具
（1）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量表
参考张嘉伦《母亲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量表》，编制《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量表》，包含以幼儿为中心、父母的控制、被动不介入三个维度[17]。以幼儿为中心是指父母的行为是直接帮助幼儿与另一位同胞沟通有关他们的看法，并且和孩子们一起协商、和解及解决问题；父母的控制是指父母的行为是不直接去了解幼儿，而是寻求通过处罚、威胁或者是要求礼让年幼手足来排除冲突；被动不介入是指父母借由简单地忽视或不理会来回应孩子们的冲突。共有17道题目，每题用Likert5点记分，计分的范围从“从不如此”得1分至“总是如此”得5分。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总问卷Cronbach’sα值为0.766。通过因子分析，KMO值为0.847，显着性为0.000，总解释量为58.37。
（2）幼儿同胞关系量表
采用Kramer与Baron编制，张嘉伦修订的《幼儿同胞关系量表》，适用于评估学龄前幼儿（14个月至8岁）的同胞关系，由父母填答，包含温暖、对抗、竞争三个维度，共30个题项[18]。温暖是指由引以为荣、保护、安慰、忠诚、帮助、友善、喜爱、分享心事、互相讨论、分享、教导、照顾与礼让等14项所组成；对抗是指由争夺物品、争夺地盘、争吵、攻击、激怒、未解决的冲突与发出禁令去控制手足的行为等8个项目组成；竞争是指由竞争行为、嫉妒与认为不公平等三个项目组成。每题项用Likert5点记分，计分的范围从“从不如此”得1分至“总是如此”得5分。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总问卷Cronbach’sα值为0.849。通过因子分析，KMO值为0.933，显着性为0.000，总解释量为57.40。
（3）幼儿亲子关系量表
采用RobertC.Pianta编制，申青慧修订的《亲子关系量表》，包含亲密性、依赖性和冲突性三个维度，共30个题项[19]。亲密性是指家长和孩子之间关系亲密；依赖性是指孩子过度依赖家长；冲突性是指孩子与家长总是冲突不断。每题采用Likert5点记分，计分的范围从“从不如此”得1分至“总是如此”得5分。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大宝亲子关系总问卷Cronbach’sα值为0.839；通过因子分析，KMO值为0.902，显着性为0.000，总解释量为49.49。二宝亲子关系总问卷Cronbach’sα值为0.875，KMO值为0.932，显着性为0.000，总解释量为55.86。
3.数据分析
采用SPSS26.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SPSSProcess组件进行中介作用检验和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分析。
4.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采用单一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20]。将所有题目共同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查看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如果只析出一个主成分或某个主成分解释方差的大部分变异，则认为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情况下共提取了23个主成分，第一个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17.11%，小于40%的临界值，所以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结果
1.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的现状
通过描述性分析发现，父母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中以幼儿为中心均值为3.38，父母的控制均值为3.05，被动不介入均值为2.12。由此可以看出，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以幼儿为中心的程度最高，被动不介入的程度最低。同胞关系中，温暖的均值为3.54，对抗的均值为2.80，竞争的均值为2.80。由此可以看出，幼儿同胞关系以温暖为主，对抗与竞争的程度较低。大宝亲子关系中，亲密的均值为4.02，冲突的均值为2.66，依赖的均值为3.05。二宝亲子关系中，亲密的均值为3.60，冲突的均值为2.27，依赖的均值为2.62（见表1）。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大宝还是二宝，亲密的程度最高，冲突的程度最低。
2.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亲子关系
与同胞关系的相关通过相关分析发现，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与大宝亲子关系相关系数r=0.293，p<0.01；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与二宝亲子关系相关系数r=0.611，p<0.01；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与同胞关系相关系数r=0.487，p<0.01；大宝亲子关系与二宝亲子关系相关系数r=0.531，p<0.01；大宝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相关系数r=0.275，p<0.01；二宝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相关系数r=0.461，p<0.01（见表2）。由此可以看出，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大宝亲子关系、二宝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四者之间显着相关。
3.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SPSSProcess组件Model6进行多元层次回归法分析[21]，结果显示，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能够显着正向预测大宝亲子关系（β=0.555，p<0.001）；大宝亲子关系能够显着正向预测二宝亲子关系（β=0.375，p<0.001）；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通过二宝亲子关系能够正向显着预测同胞关系（β=0.920，p<0.001）；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通过大宝亲子关系、二宝亲子关系能够显着预测同胞关系，此时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对同胞关系的直接效应仍然显着（β=0.522，p<0.001）（见表3）。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链式中介效应为0.041，95%的置信区间为［0.019，0.074］，效应量为5.32%，不包括0，表明大宝亲子关系与二宝亲子关系在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与同胞关系之间具有完全链式中介作用。大宝亲子关系在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与同胞关系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为0.026，95%的置信区间为［-0.018，0.86 ］，效应量为3.38%，包括0，中介效应不显着；二宝亲子关系在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与同胞关系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为0.181，95%的置信区间为［0.086，0.287］，效应量为23.51%，不包括0，中介效应显着（见表4和图1）。总间接效应即总中介效应值为3条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之和，即0.248，总中介效果量为32.21%；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与总中介效应值之和，即0.770。
三、讨论
1.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显着影响幼儿同胞关系
研究表明，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可以正向预测同胞关系，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22]。父母采取以幼儿为中心的策略处理同胞冲突问题，能够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待同胞冲突，从而帮助幼儿正确认识和解决同胞冲突问题。父母采取以控制的方式介入同胞冲突问题，剥夺了幼儿解释的权利，容易导致幼儿产生不公平感和委屈，进而诱发更严重的冲突问题[23]。父母采取被动不介入的方式处理冲突问题，容易导致幼儿认为父母允许冲突持续发生并默认幼儿的解决方式[24]。与此同时，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父母以责罚或处罚的方式处理同胞冲突问题，幼儿可能将透过观察学习到这种方式，导致对抗与竞争的增加。由此可见，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的选择与幼儿同胞关系质量紧密相关。
2.亲子关系在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
与同胞关系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大宝亲子关系与二宝亲子关系在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与同胞关系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家长作为家庭中的主导者，支持型的亲子关系会促进同胞之间建立温暖的关系，而消极的亲子关系会导致同胞之间建立对抗与竞争的关系[25]。与此同时，儿童的攻击性、社交退缩以及社会责任感等与亲子关系紧密相关[26]，被父母拒绝的孩子多半情绪不稳定、冷漠、强硬和叛逆；被父母控制的孩子通常攻击性较强[27]。由于受到我国“兄友弟恭”传统文化的影响，父母在处理同胞冲突时容易偏向年幼的同胞，这种明显的偏向会导致大宝感受到强烈的不公平待遇，进而增加对父母的不满情绪，影响亲子关系的质量[28]。由此可知，亲子关系作为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对幼儿同胞关系的发展有显着影响；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会影响大宝与二宝的亲子关系，进而影响同胞关系的质量。
结语：如何采取更适宜的方式处理同胞冲突是二孩家庭中的永恒话题。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教育意识，正确认识和深入了解冲突的前因后果，采取“解决问题”的策略，帮助幼儿习得正确的解决方式和方法；摒弃家长的权威，站在幼儿的角度思考问题，帮助大宝接纳二宝的到来，培养大宝分享、谦让、合作的交往品质；与大宝、二宝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及时关注幼儿的心理变化，与幼儿深度沟通和交流；培养幼儿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适宜的时机介入冲突，支持幼儿自主解决冲突问题，从而帮助幼儿在爱恨交织的同胞关系中获得成长。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幼儿园自主游戏中教师支持策略研究—基于CLASS课堂评价评分系统的应用”（项目编号：YQJK3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徐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幼儿园教师
田彭彭：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学前教育教研员
陈思慧：广东省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教研员
参考文献：
[1] Furman W, Buhrmster D.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the qualities of sibling relationships[J]. Child Development, 1985 （56）：448-461.
[2] Dunn J, Kendrick C. Social behavior of young siblings in the family context：Differences between same-sex and different-sex dyads[J]. Child Development, 1981, 52（4）：1265-1273.
[3] Parke R D, Buriel R. Socialization in the family：Ethnic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J].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1998（3）：463-552.
[4] Modry-Mandell K L, Gamble W C, Taylor A R. Family emotional climate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Influences on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adaptation in preschool-aged children[J]. Journal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 16（1）：59-71.
[5] Smith J, Ross H. Training parents to mediate sibling disputes affects children’s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understanding[J]. Child development, （78）：790-805.
[6] Volling B L, Mc Elwain N L, Miller A. L. Emotion regulation in context：The jealousy complex between young siblings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hild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J]. Child Development，2002（73）：581-600.
[7] [24]Kramer L, Perozynski L A, Chung T Y. Parental responses to sibling conflict：The effects of development and parent gender[J]. Child Development, 1999（70）：1041-1414.
[8] [23][28]Vandell D L, Bailey M D. Conflicts between siblings. In C U Shantz W W Hartup（Eds. ）, Conflict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242-269.
[9] Cummings E M, Davies P T. Effects of marital conflict on children：Recent advances and merging themes in processoriented research [J]. Child Psychiatry, 2002, 43（1）：31-63.
[10] Brody G H.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It’s cause and consequence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8（49)：1-24.
[11] Brody G H, Stoneman Z, Gauger K.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family problem-solving behavior,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The moderating role of sibling temperaments[J]. Child Development, 1996（67）：1289-1300.
[12] Erel O, Margolin G, John R S. Observed sibling interaction：Links with the marital and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8（34）：288-298.
[13] Stocker C M. Differences in mothers’ and fathers’ relationships with siblings：Links with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995（7）：499-513.
[14] Dunn J, Kendrick C. The arrival of a sibling：Changes in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mother and first-born child[J].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 Allied Disciplines, 1980, 21（2）：119-132.
[15] Teti D M, Ablard K E. Security of attachment and infant-sibling relationships：A laboratory study[J]. Child Development, 1989, 60（6）：1519-1528.
[16] Ward M J, Vaughn B E, Robb M D. Social-emotional adaptation and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in siblings：role of the mother in cross-sibling consistency[J]. child Development, 1988, 59（3）：643-651.
[17] [18] 张嘉伦 . 母亲对手足冲突处理策略、手足关系与幼儿同伴互动行为之研究 [D]. 台南：台南大学，.
[19] 申青慧 . 亲子关系与幼儿抗挫能力的相关研究 [D]. 重庆：西南大学，
[20] 周浩 , 龙立荣 .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J]. 心理科学进展 , , 12（6）：942-950.
[21] Andrew F Hayes, Kristopher J Preacher. Conditional Process Modeling：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examine contingent causal processes[A]. Gregory R Hancock, Ralph O Muelle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A Second Course （2nd ed. ）[C]. ：219–266.
[22] Wentzel．Friendships in Middle School：Influences on Motivation and School Adjustment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5] 陈斌斌 , 赵语 , 韩雯 , 王逸辰 , 吴嘉雯 , 岳新宇 , 吴英挺 . 手足之情：同胞关系的类型、影响因素及对儿童发展的 作用机制 [J]. 心理科学展 , , 25（12）：2168-2178.
[26] 陈欣银 , 李伯黍 , 李正云 . 中国儿童的亲子关系、社会行为及同伴接受性的研究 [J]. 心理学报 , 1995（3）：329- 336.
[27] 陈立民 . 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与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相关研究 [D].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 , .
转自《少年儿童研究》公众号，本文载于《少年儿童研究》第6期第5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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