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117，《秦汉史话》连载27，欢迎收看。
01、以颂扬帝王功德为主的汉赋
汉代的文学形式，除了诗歌、散文之外，又兴起两种文体。这就是汉赋和传记。
汉代的赋是由古诗、楚辞发展而来的。它主要表现汉廷贵室的生活，与当时的民歌形成两种风采各异的文体。汉赋工于文辞， 铺陈堆砌，注重艺术形式的创造。它以叙事、咏物为主，题材广 泛。诸如宫阙殿宇、田猎郊游、皇家苑林、皇室生活等，都是它描写的内容。
虽然汉赋以颂扬帝王功德为主，但是由于它所表现的多属西汉统治阶级的生活，因此汉家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汉廷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自然山川的壮美，也从侧面得到某些反映，或者辅以讽喻之意。
汉代早期的辞赋，更多受到楚辞的影响，形式上有的仍保留着“骚体”，内容上多与现实政治相关。主要的汉赋作家有贾谊、枚乘和司马相如等人。
贾谊既是汉文帝时的赋家，又是当时著名的政论家。青年时期，他因“能诵诗书属文" ，从而称誉郡中。20余岁时，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即超迁为太中大夫。后来他遭老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追伤屈原被谗害而遭放逐，乃作《吊屈原赋》。赋中以屈原的身世遭遇自况，反映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贾谊谪居长沙期间，以为寿不得长，又作《鹏鸟赋》以自广。他后来改任梁王太傅，因梁王坠马死，贾谊常自伤，一年后也死了，时年仅33岁。他一生作赋七篇传世。
枚乘字叔，淮阴人，为吴王郎中。刘濞阴谋发动叛乱，枚乘谏止，吴王不听，于是他就逃到梁国去。平定七国叛乱后，枚乘官为弘衣都尉。他因病去官，又到梁国。
《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它以楚太子和吴客问答的形式，指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侈靡寻乐，只有圣人的“要言妙道”才能治好他的病。它暴露了诸侯子弟的骄奢淫逸，描摹叙事，铺陈堆砌，散韵结合，是赋体逐步过渡到成熟阶段的作品。汉武帝即位后，曾以安车蒲轮将枚乘迎来长安，但是枚乘因为年老，不幸在途中病死。
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发展到鼎盛阶段，加以统治阶级的提倡，汉赋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像司马相如一代汉赋名家，比较典型的辞赋作品也不断产生。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来客游于梁，乃著《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归蜀郡，与临邛富家女卓文君相爱，因得卓家大量财物资助，遂为成都的富人。他所作《子虚赋》，得到汉武帝赏识后，又作《上林赋》奏上。汉武帝任命他为郎，又擢为中郎将，并奉命出使西南夷，元狩六年（前117)病死。
司马相如一生作赋29篇，《子虚赋）、《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两篇赋通过虚构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对话而敷陈成章。它以诸侯和帝王的游猎为题材，极写齐楚山川海泽之广大，上林皇家苑囿的靡丽，表现了封建统治者“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的侈靡的游戏之乐，其中不乏铺陈堆砌的文字，却也反映封建统治者奢侈腐化的一面。最后以“若夫终日驰骋＂，＂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作结，就是司马迁说的讽谏之意。
为了迎合汉武帝求神仙的愿望，司马相如又作《大人赋》。汉武帝见了这篇赋很高兴，竟“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西汉统治者的腐朽。
作为一种新兴文体汉赋，到汉武帝时期基本形成。以司马相如 《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的赋体，为后来的赋家相继仿作，直至东汉时期未衰。
02、以民歌为魂的汉乐府
与汉赋内容截然相反的，则是民歌，它反映了社会现实情况。
这类在民间流传的歌谣，或者反映现实生活，或者讽刺西汉统治阶级，表达了人民爱憎的思想感情。与汉赋堆砌辞藻、文字艰深相比，民歌具有通俗易懂、情调清新真挚的特点。如《史记·曹相国世家》所载民歌：“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这里反映了人民渴望安宁的社会环境，以发展社会生产。
又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述淮南王刘长谋反，汉文帝将他迁往蜀郡，途中绝食而死，司马迁引民歌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歌中讽刺汉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相互残杀的情景，语言极其生动形象。
汉武帝时期，汉廷设立乐府机构，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主持乐府的工作。乐府负责制定郊祀用的乐章，训练为宫廷服务的乐队，以及采集民间歌谣”以观风俗，知厚薄“等等。由乐府编定的诗歌，统称为“乐府诗＂。它们有的是文人制作的诗赋，有的是从各地采集来的诗歌，包括用于祭祀的郊庙歌辞，民间的歌谣，少数民族的鼓吹曲辞，外国传人的横吹曲辞等。
其中经过加工的民歌，仍是乐府诗价值最高的作品。这些来自民间诗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直接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其中如《平陵东》， 揭露了官吏公开劫夺财物的残暴行径；《十五从军征》描写人民被迫戍边60余年的惨状，控诉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03、极具思想境界的汉散文传记
此外，汉代散文特别发达，尤以政论文为盛。秦汉是个社会动荡的时代。在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面临许多严重社会问题的挑战，如何巩固这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是汉家统治集团最关心的问题。西汉许多优秀的政论文，与现实的政治问题密切相关，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们比较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
西汉前期，重要的政论文作者，有贾谊和晁错。
在汉初总结秦短祚的历史经验中，贾谊作《过秦论》，指出秦政之败，最后归结一点，就是在于“民危＂，受到了当时人的重视。他的另一篇政论文《治安策》，分析汉初诸侯王势力的发展，将危及汉廷中央的统治，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对策，成为文景以至武帝时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
晁错在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景帝时，迁为御史大夫。他的政论文，就事论事，针对性极强。如《募民徙塞下》、《论贵粟疏》 等篇，都是针对抗击匈奴、劝农力本而发。这是汉文帝时期两项重要朝政问题。
汉代的传记文学，创始于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 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它的许多人物传记，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贡献在于他尊重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又注重人物性格形象化地刻画。他通过不违背历史真实的细节描写，富于时代特色的人物语言，以及“白描”的表现手法，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历史的面貌，使《史记》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又有栩栩如生的不同的人物形象活动于历史舞台，从而构成一幅绚丽的具有立体感的历史画卷。
因此，《史记》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史籍，它的写作方法以至于体例内容，对于我国古代小说、散文和戏剧的影响也很大，甚至在当代戏剧舞台上，仍然取材于《史记》的故事内容。
总之，在西汉前期的文学领域里，许多文学形式承前启后，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汉赋上承楚辞的余绪，统治汉代文坛400年；富于生命力的乐府民歌，为后世五言、七言诗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西汉传记文学的影响，几乎涉及多种文学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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